後來我把這個閑話說給我的女兒，她笑道：“您還想夭折呀，爸爸，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想夭折已經趕不上啦。我說得寫得太多，太快，太淋漓，風格太寬，戰線太長，自詡又太高。太多了如同雜亂，叫人暈乎，用王安憶的話說，是自己自衝了自己。太快了隻如匆匆掠影。你沒有給讀者留下消化與反芻的時間。太淋漓了如同相聲，人們會得出如那位澳大利亞朋友的判斷。太寬了叫人摸不著門，找不到北，一頭霧水。太高了最多是鷹擊長空，增加的是距離，減少的是親切。我的齊頭並進會使某些朋友、同行乃至讀者感到鬧心。請注意此詞，叫做鬧心！我的傻氣特別表現於我的滔滔不絕，寫和說，詩和文尤其是作為一個純潔的作家應該盡量少染指的評論。如果我真的很聰明，我至少應該刪掉我的言論的百分之九十，我的作品的百分之六十，我的頭銜的百分之八十。我太傻了。
我的為官衝淡了我的地地道道作家身份。我對於王朔的“躲避崇高”的評論衝淡了我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最後一個理想主義者（語出香港《大公報》與《文彙報》）的形象感。我的荒誕衝淡了我對於現實的關注。我的不放棄進言衝淡了我的飄逸瀟灑。我的飄逸瀟灑與靈活衝淡了我的執著與愚勇、還有我的敢為天下先的食蟹膽量。我的政論、學（術）論與雜文衝淡了我的小說。我的小說衝淡了我的詩歌。我自己的活人故事衝淡了我構築的文學故事。我的頭銜衝淡了王蒙的真身。我的幽默與惡搞衝淡了我的感動。我的談笑風生衝淡了我的眼淚。我的古典文學研究衝淡了我的翻譯。我的周遊列國衝淡了我的老土情深。
記得許多年前，我在《文學評論》上讀到黃子平評林斤瀾的一篇文字《沉思的老樹的精靈》，我對林說，黃文感動得我幾乎流出了眼淚。而林的回答幾乎是，對不起，我要說是惡狠狠的（當然，我相信他從來對我沒有惡意，但是他對於王某八十年代的突然的長勢也未必不下意識地感到鬧心），他說：
“你還有眼淚？”
對，我早已說了，淚盡則喜。
我幫助的有些人早已經感到了我的礙事。受惠感是一個有雄心的人最最不能忍受的屈辱感與羈絆感。他或她可能急於擺脫你的陰影。得罪人會樹立對手，幫助人也會培養對手，比如與越是自信漸漸喪失的人越會顯出凶惡與東方不敗來。我敬重的人也有人覺得與我漸行漸遠。我自己一直幹擾著我自己，我自身一直妨礙著我自身。朋友與非朋友都覺察到了我的不同。我製造了、掀動了，至少是歌唱了、記錄了、幫助了洪波的湧起，衝走的與淹沒的是我王某人。
所以，我是王蒙。
就這麼一個。
我尋求感動，我感動過，感動了，而且還在感動著。我笑了。
我的笑容不可摧毀。
最後，沒有爭議的是：王某太聰明了。
你無法理解一個真正有藝術感的人怎麼可能同時當官，卻完全不明白文學使人們傾向於不無浪漫的革命，革命使人們傾向於富有挑戰色彩的文學。你完全不明白你所理解的“官場”的一套怎麼可能不消滅文學的靈感，卻不明白真正的政治而不是蠅營狗苟的政治必定會充滿理想主義的遠見深思。你無法理解在同行是冤家的文壇祭壇裏怎麼可能有真誠的批評與意見交流，卻不明白對於王某來說有遠比個人關係更重要的理念與誠實。你聽到理念與誠實這一類的字眼就覺得好笑。你聽到胸懷與境界之類的字眼就覺得一頭霧水，當然不明白同是一個肉食者，同是一個不拒絕版稅的人，他怎麼可能比你高尚而且寬闊。你同樣不明白一個尖銳嘲笑的作者怎麼同時有對於大局的維護與珍惜，按你的理解能力，你隻能把這樣的人打成反對派或者機會主義者。你無法理解一個人怎麼能不清清楚楚地回答是或者否，yes 或者 no，而是搞什麼珍惜中的揚棄，批判中的傳承。你無法相信一個立體地感受著生活、思考著世界的頭腦，你隻能理解一個人的頭腦有一個點，至多有一條線，有一條從這個點發射出去的直線（叫做矢量），更高明一點你會有一個三角形，頂點或者中心仍然是你自己。你無法明白一個寫作者怎麼可能幫助同行而不是酸溜溜地嫉妒與落井下石。你無法相信一個文人會幫助他的過去的乃至“現行”的對手，最多你隻能承認他做了別人不能做之事是由於他的聰明絕頂。你甚至不能理解一個身體健康的有若幹成功的男人怎麼可能不到處拈花惹草，於是你隻能認為他另有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