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坐火車，是在1989年的夏天，畢業分配還沒有確定下來。我第一次離開上饒，前往省城南昌。我父親給了我50塊錢。和我同去的還有餘書仁。他是我同屆同學，也是鄰居。離開一個地方是要理由的。我對我父親說，我想去南昌找事做，哪怕是幹體力活。我沒說完，就忍不住笑了出來。我從小到大，也沒挑過80斤的擔子。事實上，我在南昌呆了五天，就打道回府了。我找到《江西法製報》的副刊編輯趙文明，他曾經給我發過兩個整版的小說。他的辦公室在冶金廳裏麵，陰暗潮濕，從梧桐樹透過來的光線，照在他臉上，有些滑稽，像一張肮髒的紗布。他請我們吃了晚飯，我們就走了。我們又去了郊區，找到一個叫西山的軍營。我表哥在那兒當事務長。我是第一個看望表哥的親戚，表哥這樣說。他喜出望外，像養豬一樣，給我大吃大喝。回到家裏，我口袋裏還有42塊錢，其中花掉的2塊錢，是買了一包“百花洲”煙。因為一路上，我們都是逃票的。第一次出遠門，我發現自己的膽子並不是別人認為的那樣小。然而，火車沒有留下更多的更深的印象，隻覺得火車像龍窯，碼著一排排齊整的磚坯。
餘書仁也是第一次坐火車，也是最後一次。他後來死於肝癌。
1998年元月，省城一家有影響力的報社，發函給我，調我去上班，我謝絕了。謝絕的原因很簡單，或者說，有點可笑——我討厭南昌火車站，以至於討厭這個城市。並且現在也沒有改變。我不是一個記仇的人，但對1993年的“南昌遭遇”，直至今天，我仍然耿耿於懷。那年初秋，我從南方返饒，在南昌作了短暫逗留。我沒買票，就直接進了站台。一個年輕的鐵路警察，以為我是逃票的落網分子。他個頭矮小，樣子卻有些剛毅。他一把抓住我的旅行包，說，把車票拿出來，是從哪裏逃票來的。我說，我還沒上車呢。沒上車？不可能，逃票的人都這樣說。我說，我前兩個小時下的車，你看看，這是我上趟車的車票，我下車是去看了一個朋友。是嗎？他一邊說，一邊拉著我的衣袖，往一個陰暗的角落裏走。我警惕起來，我想，歹徒的拿手好戲就是裝扮成警察。別拉拉扯扯的，我喊人啦，我說，你這樣子，不像個警察，警察很有禮貌的。你說的是電影的，警察講禮貌，那我們早沒飯吃了。他又說，要麼，你給十塊錢我，要麼跟我到所裏接受罰款。我一下子火了起來，說，你沒見過錢嗎？我一邊說一邊從褲兜裏掏錢。你看過警察打人嗎？你沒有看過，我打給你看，警察打人不犯法，他說。話越說語速越急促。這時一個戴袖套的保安員走過來，對矮個說，你今天抓第幾個了，所裏的經濟任務你一個人就可以完成了。矮個說，我們隻有多罰款才能過好日子啊。屋角拐過去，看見一個燈火亮亮的房間，裏麵坐滿了各色衣著的人，門口掛著一塊“XX治安執勤室”。我成了長條凳上的其中一員。矮個指著我，對一個開票的臃腫婦女說，這個人逃票還不想罰款呢。婦女把眼鏡拉下鼻梁，看看我，又把眼睛按回原位，說不想罰就多罰幾倍。矮個看了我的身份證，又把旅行包翻出來。他熟練的手法讓我想起菜場上殺鴨子的人。我說，你做這行有幾年啦。矮個晃晃眼，用南昌話說，瞎裏意思。他又說，你見南昌的朋友，有對方單位證明嗎？他說，沒有，那就罰款20元。我說，我一分錢都不會給你，哪怕我去坐牢。矮個說，你真是一個蠻橫的人，這樣吧，罰15元。我說，我錢給了你，你又要送到我家裏，你劃不來。他說，你朋友哪裏的。我說，我朋友不是你這樣的人，能見到的。我一直僵持了一個多小時，最後，他說，那你走吧。
這件事，一直使我對南昌沒有好感。但並沒有影響我對火車的迷戀。在無數的旅途中，我都選擇坐火車。不知道你是否是這樣的。我很羨慕許君，不是說他火車坐得多，而是他有許許多多火車上的豔遇。他每說一次，我就像小學生聽老師講課一樣。我有理由說他是一個無比幸福的人，盡管他曆盡了生活的滄桑。每次坐火車，我也懷著豔遇的神往，但一次也沒發生，這多多少少讓我沮喪。
說起火車，不知道怎麼的，我突然想起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個破舊駁雜的火車站，相遇與死。在很多年前，我看過一個電影，主人公和電影的名稱，我不記得了，我一直無法忘懷的，那是個露天的站台。條形的麻石因為雨水和腳的磨洗，變得油黑閃亮。女主人公送她的男友上戰場。轟轟轟，白蒸汽滋滋滋地向站台漫溢過來。火車慢慢開出視線，車上的戰士還在不停地揮手，舞著軍帽。這是一個在很多戰爭電影裏，出現的壯烈場麵，氣勢如虹，充滿英雄的高亢，細膩的離別之情也隻是那個廣闊時代的一滴水，很快會蒸發。女主人公每天都去車站，等待她心上人回來。戰爭結束了，她的心上人始終沒有出現，而她一如既往，在早晨，在薄暮時分，她都會到站台迎接一個永不歸來的人。她一年比一年地衰老，火車站也越來越繁華，越來越大。而始終沒有改變的是，她頭上的那頂草帽，和油黑的麻石。電影是以倒敘方式進行的，切片一樣，一片一片地，把一個女人的一生，推到了我們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