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尾
軍綠色的北京吉普坐著三個人，開車的是司機李龍舟，他的右座是書記韋津，後排是秘書張文生。
下鄉歸來的三個人在傍晚時分駛上了坳口。當朦朧中的縣城出現在眼前時，歸來的人都舒了一口氣：準備到家了。當車子開始往坡腳滑行時，韋津忽然神經質地連聲嚷道：“停車，停！停！停！”
李龍舟不敢怠慢，趕忙一個急刹，寬大的車輪在一聲尖叫中滑移了六七米，終於戛然停住。
“書記。什麼事這麼急啊？”張文生以為是韋津要下車輕鬆一下，趕忙問道。
韋津開門下車，回頭微笑著對兩個下屬說：“沒什麼事，我想去看看覃老頭。你們先回去吧。”
坳口邊上有一個不足五畝的果園，園主覃老頭三年前退休，因不願隨兒女們到外地生活，就花所有的儲蓄買下了這個果場，過著獨居寡欲的生活。三個月前，韋津調任富原縣委書記不到五天，案頭上就有了一封群眾來信，厚達二十頁。後經多方查訪，才在這離縣城三公裏外的山坳上找到了寫信人。一來二訪，兩人就成了忘年老友。但是，今天晚上韋津突然在坳口下車，目的不僅僅是想見一下覃老頭，而是有些怕回縣招待所。
縣招待所裏還有幾桌豐盛的筵席在等他，那是縣裏為了接待上邊來富原檢查工作的各個部門領導而設的。盡管韋津再三強調，除了地委行署領導和省裏的副廳級以上的領導外，他和縣長都不出麵陪吃飯，而是由主管的領導和相關單位領導陪就行了。需要彙報工作或者接受指示時，他和縣長會盡量參加。這樣，在禮節上既有了規格又不至於失禮。然而，話是這麼說，可人家並不執行，或者說有的執行有的不執行。主要的原因是他住在招待所。
三個月前的那次全地區大規模幹部交流（也叫交叉換位），一紙調令就把他從地區紀委副書記的位子換成了富原縣委書記。當他隻身一人到任時，他的前任卻因家屬一時沒法安排而沒有搬家，縣委機關一時沒有閑房，就把他先安置在招待所的客房裏。
縣招待所是縣裏最為繁忙的地方之一，整天人來車往。尤其到了傍晚吃飯的時間，許多縣直機關大大小小的頭腦都不約而同地彙集到那裏。頭腦們都知道新來的韋津書記就住在招待所裏，因此，每當給客人接風或者宴請時，都免不了要請韋津一起熱鬧一番。大家都知道他是紀檢會出來的幹部，對吃喝宴請有種職業的抗拒，但邀請他的理由都很簡單：他隻身在富原，不方便開夥。飯總要吃的麼，加張椅子加套碗筷就可以了。話說到這份上，他自然就沒什麼理由再給人家冷臉。再說了，自己初來乍到，老是拒絕人家，日後選舉還要不要人家投票了？可是，吃就吃了，吃多了就吃出了麻煩。
先是一個晚上同時請吃的單位不止一個，少的三四個，多則七八個，答應了這個不答應那個人家又有閑話講了。於是就出現了爭先恐後的局麵。常常是提前一兩天，甚至數天前就先打招呼的，很令他左右為難。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也曾經想過好多辦法，就是先都答應下來，到時候穩坐一家，其他家簡單出擊。有時候下班之後幹脆躲在辦公室吃方便麵或者到秘書張文生家搭夥，有時候幹脆就下鄉或者外出開會去了。這樣也確實能避開一些令他難堪的場麵。然而，就好像他成了眾人追逐的目標似的，隻要他回到招待所，吃客們總饒不了他。
白天還在鄉裏，辦公室就告訴他，地區有兩個檢查團明天就離開富原，晚上無論如何要見他一麵。另外，管扶貧開發的彭副專員和地區計生委主任都在縣裏，有些問題等著要和他交換意見。
明擺著今晚將有四桌酒席在恭候他的到來，四桌酒席就如同四張網，等著他去投。然而。這隻是掛在明處的網，還有那些掛在暗中的網呢！
韋津在一念之間忽然停車下人，使他有一種懸崖勒馬般的得意。他想象那些吃客在招待所的包廂裏，或翹首等待或卡拉OK或飲著濃茶準備痛飲一場的景象，就忍不住一陣愜意。
覃老頭的果園就在坳口邊上，從公路進去不到二十米。園門上掛有一隻鈴檔，韋津搖了兩下，剛聽到覃老頭的聲音就一陣風似的竄出來一條狼狗，象征性地汪汪叫了兩聲。轉眼間，覃老頭就笑眯眯地從果樹中間的小徑上鑽了出來。
覃老頭始終認為韋津很像他的二兒子。他的二兒子讀中專的時候是個業餘的足球守門員，有一次贏球了太興奮，躍上了門梁，卻被沒有固定的球門橫梁壓在胸口上當場斃命。覃老頭說要是他二兒子還活著也該有韋津這般年紀了。他說兩個人唯一的不同是韋津戴了副眼鏡。韋律聽了就極力想象那個被球門壓死的守門員的樣子，那小夥子除了不戴眼鏡，個頭大概也沒有他這麼胖，看覃老頭瘦骨嶙峋的樣子就知道。覃老頭說戴眼鏡的人不好當官，容易讓人產生誤解。看上去文給給的，讓人覺得手腕不硬，不是管教育的就是抓科技的。要是官做大了人家又覺得你像個陰謀家，一肚子壞水。對覃老頭的這種判斷韋津常常是一笑了之。
看著拘樓著身體煮飯的覃老頭，他就想起了自己年邁的父親。在城裏的父親整天一副運動員的裝扮，不是打門球就是跳交誼舞，活得跟神仙似的。而眼前的覃老頭卻甘願獨守青山。還優國憂民，這也是一種活法啊！
第一次見麵，韋津就對這個性格有些執拗的老頭產生了好感。不僅他的處境值得同情，精神也很可嘉，重要的是他的許多見解和自己是多麼吻合，後來的交往越來越證明了這一點。覃老頭二十三歲就是區委副書記，三十多年間，他幾乎幹過富原近半數鄉鎮的領導，退休之前是縣直機關的黨委書記。可以說，他是富原的一本活字典，他曾在八位縣委書記手下幹過，現在的韋津已經是第九任了。覃老頭一直保持簡樸的生活方式，比較現代一點的生活用品是一台十四時金星彩電、一台十六波段便攜式收音機和一輛自行車。他每年收入超過萬元，大部分都拿去救助以前的窮東家了。
對於許多人來說，覃老頭是個性情古怪的人，他倔輩、執拗甚至偏激，喜歡挑毛病、打報告、告狀，是富原縣一個不太受歡迎的人物。他時常罵罵咧咧地出現在縣委政府大院，和領導說話總是不鹹不淡，肉中帶刺。所以許多人見到他總是繞著走，生怕被沾上了難以招架。也許是幹紀檢出來的，韋津在接到他的來信之後很快就跟他取得聯係，交往多了，這個另類的老頭卻讓他對這位三十八歲的書記另眼相看，並迅速產生了好感。現在，他們的關係已非同尋常。
不到半個小時，飯菜就弄妥帖了。這時候天色漸黑，濃霧夾著牛毛細雨無聲無息地籠罩著果園。
韋津在似雨似霧的天氣中摸黑走回到招待所。
晚上九點鍾，招待所裏還是歌舞升平，包廂裏各種音調的歌聲此起彼落。有一些喝得酩配大醉的吃客在院子裏拉拉扯扯，大聲地說話。蒙著一頭霧水的韋津生怕被人纏住，便快速地穿過大門，進入自己的房間。幾天沒有好好睡一覺了，他快速地洗了個熱水澡，就趕忙熄燈躺下，邊看電視邊給家裏打電話。
妻子劉莉是地區一所大專的副教授，因此她沒能隨韋津“回避”到富原來。縣裏幾乎沒有什麼學校能夠容納教授級的教師，劉莉就隻好例外地沒有隨夫調動。對此有好幾位像韋津一樣從地直單位下縣任職的幹部都很羨慕他，都說他此舉是留了條退路，日後在縣裏幹不下去或落選了拔腿就回來了。家屬下去了就沒這麼靈便，搞不好來個就地免職什麼的就全完了。
劉莉不在家，是兒子接的電話。他跟兒子簡單聊了幾句，兒子就不耐煩了，話不投機他隻好叮囑他快些做完作業早點睡覺。他下縣任職之前，剛上初一的兒子就有些逆反了，他才離開幾個月兒子就跟他這個父親漸漸陌生起來。他歎了口氣，靜躺在床上看本縣有線電視台播放的《包青天》。黑臉包拯那威嚴的舉止和片中精彩的對白、激烈的武打場麵漸漸吸引了他。
現代科技使處在每一個角落的人們都享受到幾乎同等的樂趣和實惠。比如在遠離省城的富原，所有上了衛星的國內電視頻道縣電視台都可以解密播放。還有迷人的VCD、卡拉OK等都不是小縣城缺少的東西。下到一些鄉鎮同樣也能體驗到這些先進技術帶來的快樂。然而，在享受和體驗這些科技成果時，韋津同時也多了一份沉重。山村裏的群眾有的還沒有解決溫飽，縣裏幹部們卻手提大哥大坐著豪華轎車，日夜歌舞。縣鄉幹部一麵發不出工資又一麵大吃大喝，凡事講排場充大頭。這種巨大的反差在城裏是感受不到的。
還在地區工作時，韋津也時常下到各縣去，對縣裏的困難也大致有所了解。他知道，位於雲貴高原邊緣的紅河地區各縣有三種不同的情況，這當然是按地理位置、自然條件、人文環境和經濟實力等綜合能力劃分的。紅河沿岸的三縣一市屬於第一板塊，由於地處平原，交通發達，財政收入超億，扶貧任務不重，縣（市）領導的手頭鬆活，因而開會時書記縣長們都喜歡搶先發言，一副財大氣粗的樣子，連地委書記和專員都敬他們三分。這一板塊被稱為南部板塊。第二區域是東部三縣，因地勢多為丘陵，山上樹木蔥籠，山下良田萬頃。農民基本不愁溫飽，就是缺點錢花。沒什麼大工業，財源也不旺，每年還要上麵稍微補貼。這三個縣被稱為中農板塊。最後是富原縣所在的西北板塊，一共三個縣。由於靠近雲貴高原腹地，這片大山區的平均海拔達多在一千米以上，成了紅河地區乃至全省的“青藏高原”。而富原更是名副其實，距離地區三百公裏，離省城五百多公裏。從地圖上看，它很像一把犁尖直刺高原腹地，西鄰雲南北靠貴州，因山高路遠而被人們戲稱為“省尾”。外出開會，常有人笑說“省委（尾）書記到了”。韋津就開玩笑搭汕：“各地縣書記都來齊了吧？你們辛苦了。”這樣便引來一陣哄堂大笑。由此可想而知，富原的經濟實力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當初組織上找韋津談話的時候，他還以為至少能在“中農板塊”的某個縣任職，殊不料一家夥就把他弄到“省尾”來當書記。他確實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當時隻覺得頭腦一片混沌，領導下邊的話他一句也沒記下。作為一名年輕幹部，他並不是害怕艱辛，吃不了苦頭，而是覺得富原是出了名的貧困縣，財政收入才一千多萬，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還沒有脫貧。況且曆史上富原縣沒有產生過一名能夠提拔升遷的領導幹部，就前途而言，決不是青年幹部們向往的地方。這些因素都使人覺得這是一塊不好啃的骨頭和不能出頭的泥淖。
十點半時傳來了敲門聲。韋津喝問一聲，知道是組織部長王海寧來了，便磨蹭著下床去開門。
王海寧熟練地按亮頂燈，噴著酒氣說：“老弟，有沒有搞錯啊？大家都曉得你今晚回來，都等你吃晚飯，你卻躲在這裏了。彭副專員說明天要罰你的酒哩。”
韋津問：“他們呢？”
王海寧說：“還在舞廳跳舞。怎麼樣，去不去‘抱一抱’？今晚舞伴供大於求。”
“不行，我都要睡了，一下子睡不著，才看《包青天》的。”韋津走過去把電視關了，又給王海寧泡了一杯茶，問道：“你現在喝到幾成？”
王海寧坐到沙發上說：“六成或者七成吧。”
“到底幾成？”
“就……就算七成吧。怎麼樣，有事嗎？”
看他還沒顯出醉態，韋津就說想聊一下工作。聽說要聊工作，王海寧便起身去把門關了。他倆幾乎是同時到富原任職，王海寧先來了半個月，他原先在地區人事局當科長，兩人早就認識了。論年紀，王海寧還比韋津大一歲，年紀相當又是老熟人，所以說話比較隨便，在公開場合他們就互叫職務，剩下兩人時就什麼也不叫了。
王海寧也住在招待所裏，就在同一層樓的另一頭。隻是他的妻子也調來了，八歲的女兒在鎮二小讀書，一家三口暫住在一間三人房裏，還沒法搬家。
在富原縣，還有一批類似他們這樣的幹部，幾乎都是縣裏單位的頭腦。他們有的是地區的條條塊塊派下來掛職“鍍金”的，多數則是交叉換位來的。一些外縣的副職換到富原這樣的小縣窮縣，就可以官升一級，當個正職，而且可以不用帶家眷。這樣，在縣直機關裏的這部分人就自然而然地經常湊成一堆，一起吃喝玩樂，慨歎人生，自詡“流浪漢俱樂部”。 自然，他們日子比起韋津就好過多了，他們身處具體的業務部門，不那麼招人現眼，做事也不用瞻前顧後。
“你這回紮下去那麼久，收獲不小吧？”王海寧掏出煙獨自吸了起來。不料韋津向他伸出一隻手，裝著羨慕地說：“好香，沒見過這種牌子。”
王海寧把煙盒遞給他，有些得意地說：“新出的玉溪，雲煙極品，三十多塊錢一包。”
韋津端詳一會，取出一支橫置在鼻孔前，撅起上嘴唇，深深地嗅了一下，又將煙銜在嘴裏。王海寧欲替他點，卻被他拒絕了。他邊把玩煙卷邊陰陽怪氣地說：“看來我們王部長的煙是越抽越高檔了啊。”
王海寧說：“這你就外行了，現在的局長行長們都不抽紅塔山、三個5了。”
“抽什麼？”
“大中華，還有這種牌子，或者台灣走私來的日本煙。”
韋津笑道：“你看，你對煙的了解也和局長行長們一般水平了。”
王海寧噴了一口濃煙，說：“不瞞你說，這煙都是他們一包兩包送抽的，成條的我可不敢要，那是原則問題。這些煙你不抽白不抽，你以為抽他們口袋裏的麼？”
韋津又笑道：“能抽的你趕緊抽吧，要不然過些日子就沒人敢送你了。”
王海寧知道韋津笑話裏的含義，就把有關煙的話題打住了，他換了一種口吻說：“那三個人選我們摸了一下底，都不太理想。”
韋津說：“沒有驚動台上的吧？”
“你放心。”王海寧的臉上現出自信的神色，“搞十幾年人事了，這點分數還是有的。”
“那就好。正因為我們要穩紮穩打，就不能在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紙漏。這不僅是能不能順利換掉幾個局長，而是關係到我們能否在富原立足的問題。要想端掉馬蜂窩，打蜂人必須膽大，還要藝高。否則就會被馬蜂哲得人不人鬼不鬼，最後不得不落荒而逃。這就是政治。”
韋津的手裏繼續把玩那支玉溪香煙。顯然，他是對王海寧的輕描淡寫有所不滿，同時也想打擊他身上殘留的那種某些轉業幹部的狂妄自大。王海寧原來在部隊搞過幾年幹部工作，轉到地方仍然端老飯碗，時常開口閉口就說幹多少年人事，或者“我們部隊”如何如何，很令韋津反感，每次都不失時機地對他警鍾長鳴。
這一番話確實讓王海寧的七分醉意減了幾分，他立刻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位置。 自己是書記棋盤上的一粒棋子，是要聽書記調遣的。身為組織部長，最主要的是要和書記保持一致。這麼想著他的神態就變得謙恭起來。
上個星期，韋津召集縣長許龍和紀委書記、組織部長、姚副書記開了一個小會。他提出，根據群眾舉報和縣紀委掌握的情況，目前全縣至少有五名局長必須撤換，問題最為嚴重的是財政局長、工商局長和交通局長，其次是公安局長和土地局長。但是，怎麼個換法他還沒想好，希望大家能出謀獻計。
聽說一下子要端掉五位局長，縣長許龍就首先麵露難色。他認為，誰有問題都必須查處，但一下子搞掉五個局長，人們怎麼看縣政府，怎麼看他這個縣長！許龍已是富原縣連任兩屆的縣長，作為兩朝元老，他和局長們都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因此當他聽到韋津的這個動議時，便一時有些難以接受。
“不說是五個，就是動財政局長一個我這個縣長都難當了。現在好歹還有幾個錢發工資也是他到上麵去討回來的呀。”許龍沮喪著臉，提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見大家都沉默，許龍又說：“這幾個人的問題我多少聽說一些，現在的領導幹部除非你不幹事情。幹了就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話不能這麼說。改革開放和搞活經濟並不是讓我們的黨員幹部往自己的口袋裏撈錢財，誰都沒這個權利。”紀委書記老陳擺出一副爭論的姿態。他顯然站在真理和正義一邊，嗓門也就特別粗大。
情感因素支配的許龍也來了氣，說：“我意思是說，我們現在集中精力抓扶貧攻堅，搞經濟開發很需要一個穩定環境支持，中央不是再三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嗎？像我們這樣的小縣一下子要搞掉五個局長，那五條線不就亂套了！”
常委會上也時常出現這樣的局麵，在相持不下的時候，人們的目光就會不約而同地投向韋津，等待他來收拾。
那次小型會議最終達成了妥協。韋津提出幾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意見：第一，暫緩向縣委常委提交五位局長的問題；第二，對問題嚴重的財政、工商和交通三位局長進行暗中摸底，紀委負責收取證據，組織部負責物色接替人選。他同時強調，會議內容不許擴散，誰泄露誰負責。
會後第二天，肩負著全縣民生重任的許龍又帶著財政局長奔赴省城借錢發工資去了。他還沒回來，韋津又驅車趕往鄉下。在富原，因為路途遙遠，路況太差，無論去城裏還是下鄉，領導們都要在路上耗費很多時間。
說到那天的會，王海寧還是對許縣長耿耿於懷，他說：“我看縣長的用人觀念很有問題，說不定就不止這幾個局長有問題，再端幾個出來他就更難看了。”
“縣長的壓力很大，他要解決的問題都很實際，財政問題一直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們要支持他，不要讓他感到我們隻懂‘抓革命’，他來‘促生產’。”
“我們兩手空空，怎麼幫他？”
韋津說：“反腐倡廉，勤儉節約，大家再過一陣苦日子。”
他告訴王海寧，近段時間他的腦子一直不停地思考著這些問題。一個縣撤掉幾個局長、立幾個案解決不了大問題，動不到筋骨。他粗算了一下，全縣一年增收才幾百萬，再討得幾百萬也不夠這麼揮霍。單就縣政府，八個縣長八台車，還有兩個助理，兩個調研，還要打報告買車，光這走路問題就吃掉幾百來萬，還要保養，養人，還要吃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