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除了獲得這項殊榮之外，還獲得大約四萬美元的獎金。他的收入本來就夠多，現在又多了這筆額外收入，但他並未改變簡樸的生活習慣，他不知要如何生活才會像是一個富人。"上帝並不喜歡奢華的生活，"他有一次說，"我相信他甚至痛恨奢侈。"愛因斯坦隻在捐獻或從事私人慈善事業時，才會顯得特別大方。
愛因斯坦獲得這項榮譽之後，大部分德國人把他當作偶像崇拜。德國這個戰敗的國家，正處於饑餓、不安與羞辱的境況中，而他們的一位教授卻獲得了這項世界性的榮譽。愛因斯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德國人，每個德國人都陶醉在這項新榮耀中。
愛因斯坦回到柏林，仍然熱心支持那些和平主義者，他們企圖阻止另一場恐怖的戰爭，可惜沒有效果。一度驕傲的德國人對於法國軍隊占領魯爾區，深感羞辱。經濟蕭條的氣氛彌漫全國，以前的商人及職工都在街上乞討，人民在絕望中站起來反對新日耳曼共和國的領袖。這種日漸嚴重的混亂情勢所造成的第一位重要的受害者，就是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他被政敵所殺害。
愛因斯坦對於這位既是好友，又是一位真誠的自由派政治家，遭此橫禍，深感震驚。他同意許多人的說法，拉特瑙之所以遇害，不僅因為他是自由派，更因為他是位猶太人。愛因斯坦知道，反猶太主義是一種危險的病態。他覺得連拉特瑙這樣，隻不過是具有猶太血統的好人都不肯放過，那麼，這種疾病將會繼續擴展，最後，德國境內每一個宗教及政治的少數民族都將遭到迫害。
"知識促進委員會"成立之初，愛因斯坦接受了邀請，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著名科學家及作家共聚一堂。這個委員會是隸屬於"國際聯盟"的組織，希望他們能共同為促進世界和平而努力。但一年後，愛因斯坦辭職了。他是個理想主義者，本以為能以此種方式謀得和平，結果發現，聯盟利用其影響力照顧其強大會員國的利益，對於弱小國家卻沒有任何貢獻，甚至未曾對他們提供任何保障。
愛因斯坦覺得，隻有國際和平才能實現國際正義。如果有足夠的青年拒絕參加，戰爭就不會發生。當他參加"國際反戰組織"時，寫下這麼一段話："我請求所有的人……宣稱他們拒絕對戰爭或備戰提供任何更進一步的資助。我請求他們寫信把這項決定告訴他們的政府，並請通知我，他們已這樣做了……我已獲得授權成立：愛因斯坦反戰基金會。"一連許多年，他都以大筆金錢及他的聲譽，繼續支持反戰基金會。
愛因斯坦的許多朋友認為，這樣做是一種不愛國行為，他們宣稱："如果我們的國家再度陷於危險，我們應該準備保護它。"愛因斯坦卻認為，知識分子應該領導一項建立和平的活動，使將來不再發生戰爭。
但柏林許多科學家急於發泄他們的舊仇恨，譴責愛因斯坦訪問英國及法國，並和祖國的敵人維持友好的關係。愛因斯坦博士的支持者亦遭到同胞們的譴責，因為他們對"殺害我們兒子的外國人"表示尊敬。愛因斯坦對國與國之間的仇恨心理愈來愈感到困擾，他的本意是企圖通過科學研究使這些國家更為接近。
他知道，在某些政治團體裏已經出現了敵人，但一般民眾仍然愛戴他，令他大感欣慰。他們仍然前來向他請教及要求協助--一位女演員希望借著他的影響力，在劇院獲得一席之地；一名男子由於得不到簽證，無法移民美國，也來請他幫忙。不過，愛因斯坦接到的信件中，並不全是請求協助的。也有一些是說"我生了一個兒子，如果準我以你的名字替他命名，將感無限榮幸"，或"我剛把我最近推出上市的雪茄取名為"相對論"，相信你一定感到很高興"。
通常，訪客上門時，正是他忙完一天的工作，準備拉拉小提琴，或是閱讀他所喜歡的某本書的時候。他也許會瀏覽莎士比亞的一出戲劇，或是希臘劇作家的某一劇本，現在他已能欣賞他們那種平靜的智慧了。或者，他也會再讀讀《堂·吉訶德》，因為他對這位狂熱的西班牙武士的冒險永遠也不會感到厭倦。許多人嘲笑堂·吉訶德，有人說他瘋狂，愛因斯坦則把他當作英雄，因為他和堂·吉訶德同樣是充滿孩子氣的理想主義者。他同情這位企圖向風車挑戰，但卻失敗的高貴武士。
愛因斯坦教授穿著舒服而寬鬆的外衣（隻要能逃過夫人那雙銳利的眼睛，他經常都會不穿襪子）仰靠在客廳中他慣坐的椅子上，耐心地聆聽某一位訪客暢談他最近的一次實驗；或是聽一位經濟學家敘述如何使德國免於遭受經濟崩潰的一項新計劃；某位政治家也許會激動地大談如何在舊社會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社會；某些新成立團體的領袖們會要求愛因斯坦支持他們，並要求資助。有時候，來訪的是一位著名的音樂家，他就打開鋼琴，拿出小提琴，在優美的音樂旋律中，找到安詳與力量。這時樂聲會從窗戶流出，飄向寧靜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