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克萊納再次寫信給愛因斯坦，教不通世故的愛因斯坦如何行事。同時，也有更多的權威人物為他鳴不平了。普朗克，權威的《物理學紀事》的編輯委員，給他寫了推薦信。暑期，拉登堡來到伯爾尼和愛因斯坦討論問題。他是"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協會"的理事。在訪問伯爾尼大學時，他向校方直言不諱地說：
"瑞士教授聯合會中竟然沒有愛因斯坦，這使我驚奇。"
終於，1908年10月23日，一份印有伯爾尼州徽的公文送到了專利局，通知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博士，從本學期起，聘請他擔任兼職"編外講師"。也就是說，他有權在州立伯爾尼大學裏選講自己的課程。至於報酬，則由聽課的學生直接付給講師。
可惜，愛因斯坦所講的課程"輻射的基本理論"，討論的是物理學上陰雲未散的問題，引不起首都大學生的興趣，很少有人願意把錢裝到這位新來的講師先生的口袋裏。
這時，愛因斯坦的妹妹瑪雅正好來伯爾尼寫學位論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樣上課的。她鼓起勇氣去問看門人：
"愛因斯坦博士在哪個教室上課？"
看門人把這位衣著整潔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個遍，問她是博士的什麼人。她說是妹妹。看門人"喲"了一聲，說：
"原來那個俄國人就是你哥哥呀！他們一共隻有5個人，在三樓。"
那位看門人之所以把愛因斯坦叫做俄國人，是因為猶太人窮的多，東方來的猶太人尤其窮，俄國是最東方了，所以他看到愛因斯坦永遠是一套臃腫的，說不清什麼顏色的舊格子衣服，就斷定他是俄國人。
上課的人數，看門的人還說多了，其實隻有4個人：講師先生，2個20歲上下的大學生，加上滿臉大胡子的貝索。他們都騎在課桌上，嘴裏叼著煙鬥、雪茄，指手畫腳，你一言我一語，爭論得熱火朝天。這是瑪雅從三樓那間小教室的門縫親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萊納教授也到伯爾尼來看看自己推薦的人是怎樣上課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教室裏，講師先生當然隻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裏，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寫下一行公式。愛因斯坦對僅有的幾個聽眾說，中間的幾步運算不寫了，因為很抱歉，這兩天正在想一個有趣的問題，所以把這幾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導一下，結論肯定是不會錯的。
克萊納驚呆了，雖然他早就知道愛因斯坦與眾不同的個性，但這畢竟與學府風範相去太遠了，他不得不告誡愛因斯坦：第一，要注意高等學府的禮儀；第二，要注意講課的條理性和係統性；第三，……愛因斯坦那雙棕色眼睛裏全是困惑，他不懂。克萊納擺擺手，說："算了，回家吧！"
克萊納深知難以常規來衡量愛因斯坦，因為天才的個性總是難以理解的。
明可夫斯基的報告"空間和時間"像一麵巨大的透鏡，把學術界的視線聚到了愛因斯坦身上。
1909年7月的一天，身在伯爾尼專利局的愛因斯坦收到了一個特別的大信封，拆開一看，裏麵裝著一張精美華麗的紙片，紙片上用花體字印了一些在愛因斯坦看來是毫無趣味，且與他無關的東西，那花體法文甚至被他誤作拉丁文，因而隨手就把它扔進了辦公室的廢紙簍裏。
其實，那紙片正是一張請帖。日內瓦大學邀請愛因斯坦去參加紀念加爾文創建該校350周年的慶典，同時，那上麵還宣布愛因斯坦已被日內瓦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校方等了很久，沒有愛因斯坦的回音，隻得請愛因斯坦的朋友和學生盧西恩·查文從中遊說。當時，盧西恩也住在伯爾尼，他便勸說愛因斯坦去日內瓦大學，說這是怎麼也推辭不掉的，但他並沒有說一定得去的理由。
這樣，愛因斯坦在指定的日期來到了日內瓦。同時，在他下榻的那家旅館的餐廳裏遇見了幾位蘇黎世的教授。他們各自說了自己是以什麼資格來參加慶典的。
愛因斯坦站在一邊，一言不發。
見此情景，教授們就問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不得不窘迫地承認自己完全不知道是以什麼資格來的。可是，教授們是清楚的，並告訴了愛因斯坦的內情。
第二天，人們把愛因斯坦和一批學者拉在一起，坐在引人注目的中心位子。但愛因斯坦隨身隻帶了一頂草帽，穿著一身便服，他覺得自己的這身打扮與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繡花燕尾服、英國紳士的長袍以及世界各地200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樣的名貴裝束混在一起，未免有些不倫不類，一定要坐在一邊，可是主持慶典的人是不會聽從愛因斯坦的主張的，否則隆重的慶典就要黯然失色了。
慶典活動結束後，愛因斯坦參加了畢生中所經曆的最豪華的宴會。他問坐在身邊的一位日內瓦顯貴："你知道如果加爾文至今健在，他來這裏會幹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