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割據，繼而三國鼎立，直到魏晉，紛亂不安的局麵仍然持續著，社會秩序完全被破壞。300多年來，人民流離失所，幾乎沒有一天的太平日子，處於這種惡劣環境中的人們感到生命無常，人生觀和價值觀也跟著改變，他們流於悲觀、消極，而且思想也傾向於頹廢、浪漫、怪誕、厭世，在這種情形下，社會上產生了一種十分特殊的風氣，便是“清談”。魏晉時期，“清談”之風尤盛。
而所謂的“清談”就是相對於談論俗事而言的，也稱為“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談國事，不論民生，專談些不著邊際、內容虛空的話題。誰要是談論如何治理國家、如何富國強兵或談論某人政績顯著等，就會被其他人貶低為所談話題低俗膚淺，並遭到諷刺。那一時期，時常可見名流雅士們席地而坐，仙風道骨般地輕揮手中的拂塵，便開始海闊天空地談講起來。
隨著清談氛圍的形成，其內容也越來越玄奧，逐漸變成了談玄說理。大家耗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在一些言不及義或是深奧縹緲的道理上，起初是由一些文人參與，漸漸地參與的人越來越多，連一些朝臣也加入進來。既可以抒發一下苦悶的心情，又可提高聲望，何樂不為？於是“清談”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鹹、向秀、王戎這七人，號稱“竹林七賢”。因為這七人常常聚集於竹林之中，肆意酣暢，大談特談，使人為之側目。
在清談的過程中，一方提出自己對主題內容的見解，以樹立自己的論點，另一方則通過對話，進行“問難”，推翻對方的結論，同時樹立自己的理論。在相互論難的過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就著討論主題發表讚成或反對的意見，稱為“談助”。到討論結束時，或主客雙方協調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於是有人出來調停，暫時結束談論，以後還可能會有幾次三番的較量，直至得出結論，取勝一方為勝論，失敗的一方為敗論。
清談也有高低之分，如販夫走卒之類隻能談論家長裏短、柴米油鹽；而士族之流則高談闊論老莊、周易，或論及人性善惡之辨等。清談之風在魏晉時期如此興盛，而同為士族階層的王羲之卻十分反對這種風氣，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清談”興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儒學的衰微便是其中之一。自從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便盛極一時。但是，漢初所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說也跟著混進了儒家的思想中，儒學因此帶有很濃厚的方術氣味。在這種情況下，哲學漸漸地變成了迷信的宗教，根本談不上什麼真理。因此，一些頭腦清醒冷靜的知識分子開始對這些學術思想不滿，包括張衡、王充在內的許多學者就開始起來反對了。
但是這種迷信的哲學及可疑的真理卻是君主政治的護身符，君王們可以利用“朕即是天”及“天授”的思想來控製人民，因而君王們極力提倡、擁護，讀書人為了不負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讀，不得不附和著君王所維護的思想；而君王也利用這種力量來鞏固他們的地位。隻要專製統治存在一天，這種思想便一天無法動搖。一旦時局不安、海內動蕩，那些隻為做官而讀書的人便顯得毫無用武之地了。所謂時勢造就英雄，國家分裂、戰爭不斷的時期需要的是懂得用兵和治國的人，至於懂不懂哲學、守不守三綱五常，這些都不重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曹操，這位治世能臣、亂世奸雄並不重視學問德行的高下、節操禮義的有無，他的用人原則也是如此，隻要有治國用兵的能力的人他便重用。但曹丕即位後，這種情形沒有再繼續下去，他本身有道家的思想，因此把道家思想用到政治上去，想要做到“無為而治”的地步。皇帝如此提倡，於是道家的思想不僅彌漫於政治之中，也籠罩了整個社會。
到了東晉年間，王羲之看到了無數的內亂外患接踵而來，戰爭、黨禍、饑荒、瘟疫，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不知道有多少田地荒廢了。在這種情形下，社會生活根本上起了動搖，人民的頭腦和思想必須跟著轉變才能生存、才能適應，一些傳統的道德、傳統的信仰都已不再有力量維係他們的心靈了。無論是知識階級還是平民階級都需要新的信仰去醫治那些千瘡百孔和疲憊不堪的心。由此，一些老莊玄學、佛教道教等也都隨之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