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軻從幼年開始就喜愛讀書，並且擅長擊劍，這是貴族公子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先秦的古代貴族對於文化教育是十分重視的，從周代開始貴族子弟就要進入學校進行正規的學習，學習的內容為“六藝”，《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就是要求貴族子弟要進行禮儀、音樂、射箭技術、駕馭馬車的能力、書寫識字和數學等方麵的學習，以備將來治理國家的需要。所以荊軻喜好讀書，具有與一般人不同的氣質也是順理成章的，他的家世背景給了他最早的誌向索引，他的興趣和才能也並不局限在讀書和擊劍。荊軻的青少年時期便沉浸在書香中，並且伴隨著冷峭的劍光。當荊軻覺得自己已經學成可以走出茅廬去社會上打拚的時候，他曾經想憑借著劍術遊說當時衛國的君主——衛元君，可以看出荊軻屬於當時的士階層，曾經榮耀的家庭曆史激勵著荊軻對於人生價值的執著，沒落的貴族公子想像當時一般士人一樣，通過依附於某個君主，取得衣食俸祿，並且實現自身濟世的理想，甚至可以重振家族的光輝。
士人是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一個獨特的文化階層，隨著周王室的衰微，西周、春秋時代的禮樂製度逐漸崩潰，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同時文化也開始下移，文化不再被統治階級和貴族所壟斷，普通百姓也開始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權利、品嚐文化知識的魅力和與之帶來的利益，最典型的就是孔子廣收門徒，開課講學。這樣在春秋戰國時代接受過教育、掌握文化知識的人相對於前代逐漸增多，這些人包括沒落的貴族、手工業者等。激烈的社會變革不但使得有學識的人增多，而且也成為掌握文化知識的人研究和討論的對象，在這一時期形成了好多的學派，出於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人生的關懷，各個學派紛紛著書立說，批評時弊，闡述政見，互相辯論，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在貴族統治者與平民百姓之間就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階層——士。這個不斷壯大的新興士階層和以往的士有很大的不同，既包括武士又包括文士，並且有些人不但身懷蓋世的武功並且掌握文化知識，他們的職責是習武、決鬥，或是為主公出謀劃策，遊說他人，以自己一技之長來換取統治者的歡心，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些文采武略集於一身的人，往往被稱為俠士或者俠客。戰國時代，爭霸和兼並戰爭更為劇烈，這時各國封君權貴的養士之風也很盛行。先秦的很多典籍《莊子》《戰國策》等已有關於這類武士生平和故事的精彩記載，如《戰國策·趙策》中有關於魯仲連義不帝秦的故事；《莊子·說劍篇》中也有“昔趙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百餘人，好之不厭”的記載。同時，這些文士和武士思想獨立，有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孔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子張說：“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士以學和道德修養為己任，有遠大的誌向和抱負，以出仕作為自己的前途，仕則忠於職守。雖然荊軻的身世就已經為他踏入士人的階層奠定了基礎，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也自覺把自己培養成為了一個標準的武士。他本身酷愛讀書，擅長擊劍，是一名典型的俠客。他在到達燕國之前就周遊列國，結交王侯和有能力的人，並且早年在衛國的時候想要通過遊說衛元君，得到重用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理想。最後燕太子丹給了他這個機會，他成為了太子的門客。他一生的所作所為正是那個時代中千千萬萬士人的典型的人生經曆。
但是荊軻沒有選好主人，他第一次遊說以失敗而告終，此時的衛國已經進入了很衰落的時期，衛元君都是靠著魏國確立起來的，而且衛元君也不是禮賢下士、致力於朝政的明君，衛元君沒有把荊軻放在眼裏，使得他第一次朝著理想邁進的腳步原地空踏。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秦國攻取了衛國的都城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把濮陽作為秦東郡的治所，將衛元君的宗族遷至野王（今河南泌陽），從此成為了秦的附庸。荊軻開始了遊俠的生活，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裏路。在古代，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高度發達的信息技術，今天我們通過網絡、音像等可以足不出戶地了解外麵的世界，坐在家中的電腦前就可以瀏覽幾千公裏以外的風土人情，與國外的朋友進行麵對麵的交流，但是在荊軻的時代想要了解外界的情況必須親自走出家門，深入到那些未知的地方去。於是他離開書本的世界，漫遊於中原遼闊的疆域之上，結交豪士，豐富自己人生閱曆的同時也在尋求和等待著一展鋒芒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