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曾在他的作品中說道：“戰國時代，整個是一個悲劇的時代。”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中，荊軻刺秦王這一曆史事件，因燕太子丹和荊軻為了國家和理想而努力奮鬥甚至不惜獻身的精神，顯示著人們對於自身生存權的追求而具有深刻的悲劇性。荊軻這個人物也因其蘊含的悲劇意識而不斷為世人進行再塑造、欣賞、解讀和評價，從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開始，繼而被載入《戰國策》《史通》《十六國春秋》等史冊。漢魏以降，荊軻形象也不斷受到文人的關注、探索和再創作，頻頻出現在《燕丹子》《烈士傳》《金縷子》《東周列國誌》等小說故事以及詩文曲賦、戲劇等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中，尤其在俠義小說和詠俠詩中占有重要位置。從漢魏至明，與荊軻形象有關的文人詩詞有八十餘首，其中，陶淵明、柳宗元、蘇軾等直接以荊軻為題的詩詞作品有二十餘首。此外還有元代劉因的《吊荊軻文》、明代文洪的《易水吊荊軻賦》等長文。在清代，荊軻形象則多在戲劇中出現，這一時期以荊軻為原型的戲劇主要有茅維的《秦廷築》、徐沁的《易水歌》、程琦的《荊軻記》以及作者不詳的《督亢圖》等。直到今天，荊軻形象仍高頻率地活躍在包括影視作品在內的各種體裁的文藝作品中。
這些對荊軻形象的再創造和理解，構成了一部荊軻形象接受史。然而由於人們對荊軻始終懷著同情和崇敬的心情，偏重於審美理解和情感把握，並融入再創造的因素，使得荊軻形象漸漸脫離了曆史範疇，同時對於《史記·刺客列傳》文本解讀的時候也都傾向於把荊軻俠客的形象完美化，結果最終把荊軻本人及其生平的故事變成了純文學的接受。後代的諸多詩人就把荊軻視為反抗暴虐、扶危濟困的英雄來歌頌，如陶淵明《詠荊軻》曾讚美其“雄發指危冠，猛氣衝長纓”“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元代詩人善住《穀響集》中的《荊軻》：“壯氣幹牛鬥，孤懷凜雪霜。隻知酬太子，不道負田光。易水悲歌歇，秦庭俠骨香。千金求匕首，身後竟茫茫。”
荊軻刺秦王未遂的曆史事件，千百年來都為文人們深感遺憾，無數的詩詞文賦都是以暴君來形容秦王，而肯定荊軻的英雄行為和俠義精神。雖然荊軻這個曆史人物在人們的心中一直是一位帶著悲壯色彩的機智勇敢、深沉剛毅、勇於犧牲的俠士，但是研究曆史的學者和文學家曆來對他褒貶不一。對荊軻的評價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北宋蘇洵恭議荊軻之行曰：“始速禍焉。”南宋鮑彪為《戰國策》作注說：“軻不足道也。”朱熹更認為“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肯定荊軻的人則更多，首位是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結尾雲：“其立意皎然，不欺其誌，名垂後世，豈妄也哉！”左思的《詠荊軻》稱頌他“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近代龔自珍讚揚他“江湖俠骨”。現代人對於荊軻的評價也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當代著名學者韓兆琦認為：“荊軻是一個武藝高強、俠肝義膽的勇士，他刺秦王的義舉來自他對強秦的國仇家恨，也是他爭取自己生存權的最後一搏。他與燕國不沾親帶故，如果說燕太子丹要刺殺嬴政有其報私仇的成分，那麼，荊軻的目的則更是出於為救六國人民的俠義之心。”史學家張大可更是以“反暴”一詞來詮釋荊軻的行為。“太子丹開始並沒有重用荊軻，甚至後來讓他去刺秦王，也沒有完全理解和信任他，”韓兆琦解釋說，“所以，荊軻並非要‘為知己者死’，他的行為的價值不在於個人義氣，而在於他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抗暴之心。”對曆史人物形象的情感把握表現出人民對真善美的追求和良好的情感願望，但是這往往容易忽略人物形象及行為特征在特定曆史條件下所呈現的不合理性和荒誕性，荊軻的曆史形象其實具有複雜性和豐富性的特征，他並不屬於一個盡善盡美的像後代曆史小說中塑造的關羽、趙雲等英雄式的人物。但是荊軻這個人物，盡管他的行動失敗了，盡管他自身存在著許多爭議，他本身在曆史上的悲劇意義和價值卻不能因此而磨滅，反而更增加了人們對他命運的同情和紀念。
荊軻刺秦王為什麼會失敗呢？從戰國曆史中政治成敗的角度去審視這個曆史事件時，我們可以發現更多值得思考的東西。在這樣大的曆史背景下，荊軻刺秦王的曆史意義不言而喻。荊軻充當的角色是曆史的攔車人，荊軻一個人的失敗正昭示這一個時代的即將完結。燕太子丹和荊軻企圖殺死秦王來扭轉宗國的命運和時代的局勢，但是此刻天下統一的曆史趨勢是不可阻擋的。華夏大地經過了幾百年的分裂與混戰，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新的社會製度的出現、鞏固與完善，必然迫使政治局麵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諸侯割據的局麵遲早要以大一統的國家的麵貌而告終。退一步講，即使刺秦王的行動成功了，秦王歸還了六國的土地或是秦王死掉了，秦國遲早還要卷土重來的，但是做秦始皇的人不一定是嬴政，或許是比嬴政更加有才略、更加暴虐的另一個秦王，六國被滅隻是時間問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荊軻刺秦王的做法和想法達到的目的很類似於孟子所說的“攜泰山以超北海”，胳膊底下夾著泰山並且想要越過北海，這是作為一個常人憑個人能力無法實現的空想奇談，到頭來隻是徒勞一場，而且代價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