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學者朗加納斯在《論崇高》中，曾把莊嚴而偉大的思想作為崇高的兩個主要來源之一和首要條件：“一個毫無裝飾、簡單樸素的崇高思想，即使沒有明說出來，也會單憑它那崇高的力量而使人歎服。”春秋戰國時代雖沒有這種審美標準的界定，但對君子的作風氣度也曾有過某種約定俗成的認同。如孔子在《論語·泰伯》中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人們在社交場合頗有風度地征引《詩經》中的詩句被視為有君子之風。孟子也為君子的本性作了說明：“君子所性，仁義理智根於心。”可見，對君子之風的認定是與中國詩歌傳統中“溫柔敦厚”的思想及其審美意識一脈相通的。荊軻作為士文化階層的一名代表，他當然具有這種君子之風，而且曆史選中他做一名刺客去挽救諸侯國的命運也絕非偶然。荊軻正是從一位士君子的角度以天下為己任，尋求實現人生價值之路，同時在君子的道德和“義”的趨勢下舍身赴命。但是他確是一位不完美的君子，雖然在人生態度上是崇高的，但是，太子丹“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司馬遷對於荊軻在物質上的貪戀直言不諱，這顯然既不符合崇高標準，又與當時的“君子”規範相悖。“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一方麵暴露了荊軻自暴自棄、自甘墮落的庸人思想；另一方麵又很容易使人將其與後來的極端利己主義聯係起來，極端的利己主義來源於荊軻的刺客身份，極端個人主義以一己之好惡來斷定是非，並且盲目的知恩圖報，這些都在刺客們的身上反映出來，荊軻當然也深受這種風氣的影響。這是君子之義發展到極端的表現，並不為我們所提倡。再次，很多人往往把荊軻刺秦王的失敗原因歸結為燕太子的狹隘和短視。從太子丹的言語裏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急功近利的人，一方麵為了自己被嬴政欺辱而想要報仇，不顧國家的實力；另一方麵，收留一位流亡的將軍，不肯聽從正確的建議去解決麵臨的災難，隻是一味想要快速解決問題，結果不但把荊軻等送上了不歸之路，還失掉了可以苟延殘喘的時間。燕太子在用人上也時常會反映出對人才的懷疑。如荊軻推遲動身日期“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複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太子還有不善用人的一麵，荊軻的副手秦舞陽的選定是很失敗的，這個秦舞陽雖然13歲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平時別人都不敢正眼看他，但是在秦王群臣的威嚴之下，卻嚇得驚慌失措，由此可見他隻是一般的市井之徒。然而荊軻對於主人這樣的不足之處也沒有很好的處理，在麵對燕太子的懷疑時，竟然負氣上路，而且也並沒有堅決等到自己的朋友，而是帶著一個並不滿意的助手。基於這些，我們隻能說他是一個不完美的君子。
荊軻在刺秦王的過程中還存在一個能力問題，人們不僅要為他那把浸了毒藥的匕首沒有碰到秦王所痛惜，很多人也認為這是他學藝不精造成的。如陶淵明的詩句“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中國曆史博物館研究人員陳成軍根據《戰國策·燕策》中的相關記載認為，荊軻根本就不是一個擅長打鬥的武士。司馬遷在《刺客列傳》裏也隻是說荊軻“荊卿好讀書擊劍”，與當時的著名劍客談論劍術，但是並沒有描述他自己有多麼高超的劍術。至於他在刺秦王之前是否操過殺人的營生，曆史上也是毫無記載的。而且，當一切準備妥當的時候，荊軻對於動身還是一拖再拖，因為他知道憑自己的武功沒有把握完成刺殺行動，他在等待一個真正的武士，一個真正的刺客來協助他甚至是代替他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可是由於我們無法知道的原因，這位神秘的朋友卻遲遲沒有出現，在太子的催促下荊軻隻好帶著這個在市井中殺過人的小角色秦舞陽上路，在秦王的大殿裏，這個秦舞陽不但沒有幫上忙，反而嚇得變了色，荊軻隻好自己來扮演這個刺殺的行動者。事實上，從荊軻一生的行跡和舉動來看，刺客之外他還有一個縱橫家的身份，而且他本身所具有的縱橫家的色彩還要濃於刺客的身份。縱橫家也屬於士階層，前麵已經講到春秋戰國時代出現的特殊文化現象——百家爭鳴，在這個過程中，儒、法、墨、道等各個學派紛紛著書立說，相互辯論，其中有一派便是縱橫家。縱橫家是戰國時以縱橫捭闔之策遊說諸侯，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的謀士，主要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等。戰國時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連為橫，蘇秦力主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拒秦，張儀則力破合縱，連橫六國分別事秦，縱橫家由此得名。他們的活動對於戰國時政治、軍事格局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戰國策》對其活動有大量記載。荊軻喜歡讀書，善於遊說，有一定的學問，可以說他是個俠士，但不是一個武夫。所以刺秦王的計劃他應該是一個領導者，而刺殺秦王的工作不應該由他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