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講究憶苦思甜，朝鮮電影都有點苦，挺吻合這一要求的。看朝鮮電影，等於接受一次詩化的政治思想教育——觀眾們走出劇場，重新出現在陽光下，都充滿對舊社會的無比仇恨和對新生活的加倍珍惜。還是社會主義好啊，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再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戰爭年代的血沒有白流，和平年代的淚也沒有白流——《賣花姑娘》可謂感動過一個時代的中國觀眾的“催淚彈”。現在的人，即使看悲劇也很難流淚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淚腺也退化了。
７０年代的朝鮮電影，還有《一個護士的故事》、《看不見的戰線》、《摘蘋果的季節》等等。
２０年後，演《賣花姑娘》的話劇團又來中國巡回演出（原班人馬都已老了，如今飾演角色的已是第三代演員了）。可惜反響平平，估計買票去觀看的，大多是一些喜歡懷舊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我默默地從賣花姑娘手中，買了一朵２０年前的金達萊。一朵記憶之花。
街頭巷尾的花店裏，奇葩異卉，爭奇鬥豔，卻找不到金達萊。問進進出出的少男少女：“是否知道金達萊？金達萊是什麼花？”他們的表情很迷惑。他們甚至沒看過朝鮮電影。
作為我個人，還是挺懷念那一係列老電影的。在看膩了酸酸的日本電影、甜甜的歐洲電影、辣辣的美國大片之後，還真想看一場苦苦的朝鮮電影呢。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嘛。人生不也是這種輪回的滋味嗎？愛看二戰片８０年代，上海的王寅寫過一首著名的詩篇《想起一部捷克電影想不起片名》，是當時第三代詩歌運動的代表作品之一。想起王寅，我總要想起這首隻有十幾行的短詩。由於我久已遠離詩歌，許多資料都已散失——無法查找到原作，憑印象記得其中描繪了黨衛軍雨衣反穿、摩托車以及在電線上互相追逐的兩顆雨滴之類——而這些正是王寅對一部遙遠的電影的模糊記憶。對於我來說，它就更為模糊了，因為我甚至沒有看過那部電影。但我能猜測出它是表現二戰的，表現戰爭中人們的苦難、死亡與愛情，甚至能據此展開對行刑隊、受難者以及刺耳的槍聲的恐怖想像——畢竟，由不同國家（包括我的祖國）拍攝的二戰影片我看得太多了。雖然我出生時二戰的炮火早已平息，但那場戰爭對於我似乎並不陌生。也難怪，那是離我們的今天最近的一次世界性熱戰。
參加某次詩人聚會，大家無意中提起王寅的那首詩，紛紛幫助王寅去回想那部捷克電影的片名。最後是伊沙與李大衛想起來了（他們孩提時幸運地看過該片）。因為片名有點陌生，散會後我就忘記了，隻記得想起來的人表情很興奮——有從記憶中失而複得的感覺。我能夠想起來的是同時期的另一些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二戰片，譬如阿爾巴尼亞的《第八個是銅像》，南斯拉夫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與《橋》，蘇聯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攻克柏林》、《這裏的黎明靜悄悄》……好像羅馬尼亞有同類題材的好片子，隻是很遺憾，也想不起片名了。我看這一係列電影時還是個孩子——它們給一個和平環境裏的孩子進行了最初的戰爭教育。那也是一個貧困的年代，孩子們手頭幾乎沒有什麼玩具，可我對銀幕上的那些槍械、坦克、軍服卻極其熟悉——構成我幻想中的大玩具。我很小就被培養成了兵器愛好者。這些二戰片，是我當時所能讀到的惟一的童話了——隻是飽含著硝煙的氣息。孩子們是以好人與壞人的標準來劃分電影裏的敵我雙方的。我至今仍記得《第八個是銅像》的片斷：遊擊隊員們抬著犧牲的戰友的銅像，在黑暗的山區行軍……
詳細的劇情已無從追憶，似乎當時也很費解：銅像多沉呀，遠遠不如抬一門迫擊炮過癮。我怕看悲傷的場麵（蒙住雙眼與耳朵），遇到雙方廝殺的鏡頭則舍不得眨眼睛。
在永遠籠罩著夜色的電影院裏，我心跳不已，有點兒興奮，有點兒害怕……那場孩子們並未真正了解的戰爭，在我心目中被戲劇化了，像小夥伴玩打仗一樣簡單。
由於政治的原因，當時能夠看到的二戰片主要是從社會主義同盟國家進口的——要不就是本國的抗戰片（如《地道戰》、《地雷戰》、《平原遊擊隊》、《小兵張嘎》之類）。能夠看到資本主義國家的二戰片時，我已長大成人了。說實話，歐美資本家拍得也不錯，《倫敦上空的鷹》、《虎口脫險》、《巴黎的最後一班地鐵》……使我目睹了二戰的另一部分或另一種風格。有的甚至玩世不恭：把戰爭拍成了喜劇片。看來他們要麼是當年受的苦少一點，要麼就是忘掉得快一點——不如社會主義國家那樣苦大仇深，拍電影也有憶苦思甜的用意。當我對二戰的那段曆史開始進行知識分子的解析時，終於看到了《辛德勒的名單》與《拯救大兵瑞恩》。人類從來就沒有忘記二戰。戰後的人們一邊在愈合現實的傷口，一邊不斷通過文學藝術去重新撕裂傷疤——逼迫自己反思過去的不幸。二戰對於人類已是永恒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是人類曆史上一次空前絕後的災難。但對於電影來說，它最大的意義是提供了永遠的素材。戰爭與和平的關係，是最複雜的關係。二戰片裏有我們祖輩或者父輩生活的影子。對於一個戰後出生的人，看多了二戰片，也會成為間接的參戰者——對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寶貴有更真實的認識。我不禁聯想到：甚至我今天的書房，都是建立在昨天的戰場上。戰爭造成了眾多沒有墓碑的死亡，活著的人更有責任給戰爭本身立一座墓碑。但願二戰片是最後的碑文，最後的墓誌銘！永遠的羅馬假日有一種愛情注定是沒有結果的，但依舊美麗。或許，真正的愛情都是不考慮後果的，是瞬間的事情——具備著花的品質，該凋零就凋零吧，隻要開放過就好。然而一旦把它最輝煌的瞬間保留下來（通過記憶抑或藝術作品），我們會詫異地發現：它其實已達到永恒的境界。相反，許多現實中的人們即使巧妙設計、苦心經營，也常常跟永恒相差一步之遙——甚至擦肩而過。
愛情並不僅僅給我們的日常生活製造了浪漫，記憶才是它最大的造化。它在記憶中活著，哪怕當事人早已分手，早已衰老。我們可以斷定：這一段愛情並沒有死亡，隻不過迫於諸多限製換了一種方式存活，生命力依然在回憶中延續著。這樣的愛情簡直是一件藝術品：雖然遺留有大量空白，其實比許多在現實中維持著、但早已失去了推動力的婚姻還要豐富。
什麼才是愛情的結果——僅僅指婚姻嗎？僅僅指天長地久長相廝守？假若這樣的話，諸多經典的愛情將被開除出局——譬如《羅馬假日》、《魂斷藍橋》，以及綜合了它們的影子的《廊橋遺夢》，直至人鬼情未了的《泰坦尼克號》……在我眼中，能夠擁有一段完美的記憶的，已經堪稱是終成善果的愛情了。別管它的過程多麼短促。
在過程的短促方麵，誰能夠跟《羅馬假日》比呢？它僅僅是一個女人一生中的２４小時，也僅僅是一個男人一生中的２４小時。然而當一個女人跟一個男人一生中最寶貴的２４小時重合在一起，卻創造了永恒。
對於那些因為愛情而相伴終生的幸運兒，可以按老習慣稱之為美滿的夫妻。
對於隻能相互擁有２４小時的這一對男女，我們隻能含蓄地稱之為情人了。幸好，並沒有誰覺得他們真的不幸。羨慕還來不及呢。他們輕而易舉達到了令世俗我等望塵莫及的最高境界。大家已習慣了根據維持時間的長短來命名“金婚”、“銀婚”、“鑽石婚”；但這一對度假的青年，僅用２４小時就打製出鑽石質地的愛情——絲毫不顯得遜色。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他們同樣也是深受愛神佑護的幸運兒。他們的愛情隻能在回憶中反複重演，但也將持續得跟分別後的餘生一樣漫長。
有一種情人是不可能結合的——因為清規戒律、門第觀念抑或戰爭、災難與死神的重重阻撓，但他們依舊有相愛的權利，回憶的權利。譬如《羅馬假日》裏的這一對，無力打破現實的製約，隻能在內心深處保守這個秘密。秘密的花，有時比公開的果實還要纏綿悱惻。
有一種愛情是為分離而預備的——如同米蘭昆德拉所說“為了告別的聚會”，但依舊美麗！我已記不清看過多少遍《羅馬假日》了——對於經典的愛情，人是不會感到厭倦的——哪怕永遠隻是局外人。每個人心裏都有類似的渴望、類似的夢想，隻不過難以實現罷了。正是這種難度，反而使我們樂意相信：它是真的。這是現實之外的現實，這是平庸的日常生活之外的浪漫假日，這是夢，這是詩。欣賞別人的愛情，同樣能幫助我們超越現實。我們隻比他們少了一點運氣，少了一點勇氣。僅僅因此，就隻能永遠滯留在他們的彼岸。生命中若連這種彼岸的風景都不存在，將顯得何其蒼白？那還能信任什麼呢？
奇怪的是，我總是記不住男女主人公的真實姓名。他們像兩個無名氏，我在反複觀看無名氏的愛情。為方便起見，我把他們一個叫做記者，一個叫做公主——可見其身份給人印象之深。後來又索性以扮演者的名字來代替：一個叫派克，一個叫赫本。赫本在羅馬（而不是好萊塢）巧遇派克，各自隱瞞身份相聚一晝夜之後又翩然離開……因為《羅馬假日》的緣故，我覺得這兩位演員此生也再不應該有合作機會了。兩張麵孔擺在一起，隻能使人聯想到《羅馬假日》，會失真的——除非給《羅馬假日》拍個續集，抑或老年版。我經常胡思亂想：記者和公主若老了之後還有緣相會該怎麼辦？記者或許已升任報社總編，公主說不定已是皇太後了。他們是否還能透過被歲月摧殘的容顏辨認出對方？該如何麵對年輕時的一段情史（雖然隻有２４小時）——尤其是和現實加以對照的時候？如果索性過了離退休的年齡也好，至少可以擺脫折磨了他們一生的那種忌諱——他們的秘密，純粹是因為忌諱（包括自身的責任）而造就的。他們是否會遺憾：要是年輕時不那麼負責就好了？記者可以辭職，公主可以私奔——倒也不失為反封建的壯舉。但那已是另一種風格的故事了。
既然已經選擇了，還是索性別再見麵為好。所以《羅馬假日》的結尾，安排的並不是懸念，而是一個畫得很圓滿的句號。公主臨別的那次記者招待會，注定是他們此生的最後一麵。多感人啊。遺憾也是一種美感。彌補遺憾極容易不小心損傷了美感。許多愛情都是因為遺憾而長生不老的，《羅馬假日》也不例外。愛情是沒有工作日的，永遠是放假的感覺。真正的情人必須具備藝術家的素質，把彼此的關係當做藝術品來對待：知道什麼時候該戛然而止，什麼地方該精致什麼地方該粗礪，什麼地方該留有必要的空白。愛情總是一次性完成的，是拒絕修補的（那隻能畫蛇添足）。像稍縱即逝的《羅馬假日》，似乎隻是愛情的半成品（他們隻是在離別的鍾聲中才吻了一下，但這或許比肌膚相親還要刻骨銘心），其實是使事物的發展停頓在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