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末的中國，詩人的桂冠被徹底剝奪了，這一個個心比天高的才子，像被罷黜的王子一樣沮喪。這是一個“詩人下崗”的時代。我周圍寫詩的朋友，大都是無產階級，騎自行車上下班，很少有打的或買車的勇氣，更無力像李白那樣遊山玩水——他們活得都挺累的，要養家糊口，要自費出詩集，從古代遺傳下來的清高又使他們把商人當做敵人一樣來看待，憤憤不平……這時候就想想唐朝吧，無異於望梅止渴，難怪北京的一支搖滾樂隊要以“唐朝”來命名呢，主打歌就叫《夢回唐朝》。唐朝的詩人，有酒喝，有錢掙，有官做，有遺產（或房地產）可繼承，有美女陪伴，有高頭大馬騎，有名牌時裝（譬如千金裘）穿，有各行各業的“追星族”跟在屁股後麵索求詩稿或簽名……
詩人是那個時代的明星，時常到天南海北旅遊，由當地官員負責接待，陪同著瞻仰名勝古跡，臨別時乘著醉意留一首詩就可以了——立即被眾人傳抄，並收進當地縣誌，不用厚著臉皮向企業家拉讚助，而且比當代的歌星走穴還要風光。還有一些混得更好的，譬如李白，連楊貴妃都是他的“追星族”，高力士替他研墨並給他脫靴子，不高興時連天子的傳呼都不回。李白啊李白，把這個世界上詩人的麵子給掙足了。
要是真的能靠唱一首歌或做一個夢就回到唐朝就好了——連飛機票都不用買，更無需辦護照。我相信自己寫詩的水平還可以，當不成李白，也至少能當個李賀或李商隱什麼的。吃飽了喝足了玩累了就寫點朦朧詩（像放個煙霧彈），在文壇上一次次地鬧起“作品與爭鳴”，惹得全中國的勞動人民都停下手中的活，跟猜燈迷似的一個勁兒猜啊猜。這個現象一點也不奇怪，據說白居易出了新作品，連退休在家的老太太都愛聽，聽完了還盡給他出好主意。可見唐朝的中國確實是詩歌的王國，全民皆詩人，擁有有史以來最廣大的詩歌讀者，寫一首好詩就能不脛而走，就能一舉成名。
舉國上下為了爭相傳抄一部“獲獎詩集”，連紙價都哄抬上去了。若幹世紀之後，“大躍進”時期的新民歌運動曾刻意模仿那詩歌的盛世，可惜隻是回光返照，而且沒留下什麼好作品。這跟唐朝簡直沒法比。唐朝不足３００年，遺留下來的詩歌就有５００００首（如果估算上那些佚詩，簡直是天文數字），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遺存下來的詩篇總數還多出二三倍以上，簡直是像種莊稼一樣來寫詩啊。而且從政府到民間，對待寫詩比對待種莊稼還要重視，還要積極，連皇帝都會技癢難捺偷偷寫幾筆。唐朝實行科舉製度，要想參加“高考”，寫詩是基本功，考上了就有官做；做了官之後照樣可以寫詩，而且發表起來更容易了。詩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當起官來也不至於太墮落，唐朝的政治體製——簡直是用來養詩人的。唐朝也是一個較少貪官汙吏的朝代，官僚階層的文化素質頗值得信賴。在唐朝，詩歌可是硬通貨（甚至是文人一生的通行證），比鈔票要值錢得多，所以令中國曆史生輝的唐詩，含金量很高，字字珠璣。
我很遺憾自己生活在一個詩歌貶值的時代，物質時代的詩人，命是很苦的，寫的詩再好也沒有用，讀者叛變了，人們不在意詩是什麼，隻關心錢是什麼。李白若活在今天，也成不了浪漫主義大師，浪漫主義已像空氣一樣被工業汙染了。這是個缺氧的時代，詩人們呼吸困難——總不能戴著防毒麵具寫詩吧，可誰能買得起防毒麵具來讀詩呢？一位詩齡很長的女詩人出詩集，出書的資金是由她做生意的女兒墊付的，我問她：“在母親的影響下，你也寫詩吧？”忙於商場征戰的女兒回答：“寫詩？寫詩是太奢侈了！”在現代社會，做個詩人確實太奢侈了，對於其個人的才華而言，也幾近於浪費。我周圍的詩友，罷筆的罷筆，改行的改行，甚至我這篇文字，也是寫詩之餘出於為稻粱謀的考慮，以文養詩嘛。誰叫詩已是嬌貴的寵物？２０年目睹詩壇之怪現狀，一遍又一遍地感歎：要是降生在唐朝就好了，大家就不會為詩所累了；沒準都混了個一官半職，正詩酒唱酬、彈冠相慶呢，隻等著青史留名了！詩人生活在唐朝，怎麼可能孤獨呢！各行各業裏都能找到同誌。詩人生活在今天，又怎麼能不孤獨呢？照此下去，詩人該像瀕臨滅絕的珍稀動物一樣需要得到保護了，真擔心他們會像曾經不可一世的恐龍一樣最終從這座星球上消失。在唐朝，詩人曾經援助了整個社會，在今天，整個社會都應該來援助詩人——詩人到了需要援助的時候！也許我對唐朝的讚美過於誇張了，我對唐朝的憧憬過於理想化了——唐朝作為我們民族的黃金時代，賦予過詩人以最高的榮譽和最大的尊嚴，每個時代要能都像唐朝那樣充滿光榮與夢想就好了，詩人要是永遠生活在唐朝就好了。我在幻想中保留著對唐朝的選擇權——這是一個詩人對唐朝的投票權。但在現實中，我隻能如此要求自己：作為一個當代的詩人，努力寫出唐朝的詩篇，向唐詩的境界靠攏——不要過於責怪社會。社會並沒有倒退，其實是詩人自己倒退了。露天詩會也許我們要等到下一個世紀，才能真正明白８０年代對中國文學的重要意義。那確實是不可多得的純文學的時代——在今日文人懷舊色彩濃鬱的追述中已形同黃金時代。尤其是８０年代後期，民間詩歌運動風行全國，詩人輩出（不管大詩人、小詩人、真詩人、偽詩人），而且詩人的社會地位與優越感獲得空前的膨脹，古老的中國仿佛在一夜之間降生了千萬個精神貴族。如果跟現在的新青年們描繪當時的種種盛況，他們會覺得簡直是天方夜談。更不可思議的是，兄長一輩的青春期居然是在對文學的近乎宗教的激情中度過的。於是，我們在收拾舊日的影集、手稿乃至記憶時難免感歎：這個黃金時代如此迅疾地跟我們擦肩而過了。從此，精神與物質的位置發生了掉換。文學就像一位被廢黜的帝王，滿臉愧色地走下了神壇。
舉幾個實例恐怕會比空洞的議論更有說服力。前幾天見到一位久別的南京詩人，在大貶了一通９０年代的拜金主義之後，他忽然若有所思地問我：“你還記得南京的詩人角嗎——大家在雞鳴寺曬太陽的情景？”我腦海中頓時點起一盞探照燈，籠罩住往日的場景。詩人角是８０年代後期在南京雞鳴寺舉行的周期性的民間詩歌交流活動（或稱詩會），每逢星期天下午，詩人們會傾城出動，雲集在這塊有塔的空地上，把各自的詩稿貼在幾根臨時扯起的晾衣繩上，供互相切磋——所以又被詼諧地稱為“曬太陽”。不知究竟是詩人們需要陽光呢，還是他們那寂寞的手稿需要陽光？詩人角給眾多隱居山林的“武林高手”提供了拋頭露麵、呼朋引伴的機會，這既是一次靈魂的放牧（或放風），更是個體的藝術修煉走向公開化的台階。
那段時間我在武漢讀大學。但南京是我的故鄉，我在這座城市有小小的詩名。金陵職大的步三秋給我寄了一封“雞毛信”，大意是南京已湧現出了幾十個詩歌流派（或文學社團），定期舉辦詩人角活動，在全市人民中產生廣泛影響。又說：“你暑假還鄉時一定要來看看！另外，請你加入我和黃烈、馬路等人的邊緣詩社——因為我等都是學院派。”等我數月後在南京碼頭下船，據說詩人角已火得不得了，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一大文化景觀。步三秋拉著風塵仆仆的我直奔雞鳴寺，趕赴本周末的詩會。我在百米外的公共汽車站就聽見小喇叭的聲音，走近一瞧，果見草坪一角有個長發披肩的漢子正用蘇北口音朗誦，麵前有十幾位中老年聽眾席地而坐（也有自帶小板凳的）。更多年輕的詩人們則繞塔轉著（按順時針方向），仰著脖子讀貼在牆壁上或晾衣繩上的詩稿。讀累了則三三兩兩聚作一堆，為神聖的藝術觀點交談著抑或爭論著，我發現有的人已經麵紅耳赤，而有的人已急得快掉眼淚了。旁邊有幾位男女青年，擺開一張舊課桌，上麵堆滿各社團自費印刷的詩集和內部資料，按工本價銷售。當步三秋把我介紹給其中一人時，此君頗有領導風範地緊握我的手（差點再來個同誌式的擁抱）：“歡迎！歡迎！”繼而又頗為關心地問我湖北詩壇狀況如何。當我告訴他四川詩人廖亦武、李亞偉、楊黎等已順流而下訪問武漢時，他屈指算道：“他們不超過半個月就會到南京來的。畢竟都是長江沿線嘛。”他勝券在握的神態仿佛預兆著一個大會師的時刻即將到來。他又轉而將我介紹給一位大胡子——南京詩人趙剛。
在這喧囂的場麵裏趙剛則充滿了閑適的魏晉風度。
他用不急不慢的語氣跟我商討了一下詩歌究竟寫給誰看的問題。他在提這個問題前顯然已經有答案了：詩歌是寫給自己看的。在詩人角看看別人的詩歌，對於他頂多屬於業餘的娛樂。由於久不在南京，故鄉的詩人們已使我有陌生感，那些張貼的手稿來自風格迥異的心靈世界——有些詩人起的筆名甚至比其作品更為魔幻與玄妙，仿佛給自己起名字最能竟賽大家的智力。
南京的文學社團中具有王者風範的是韓東、小海等人的“他們”文學社。詩人角最受歡迎的交流資料，要算那套黑白木刻封麵的《他們》。我特意留心查找了一番懸掛的詩傳單，沒發現韓東的手跡。８０年代之後，作為第三代詩潮領袖之一的韓東，又以小說再次獲得公眾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