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文學學走走卒卒A北太平莊附近也是徐江的母校——北京師範大學所在地。我那時候就認識這位講話像說相聲的校園詩人了。八年前我從武漢遠道而來北京安營紮寨,恰恰是徐江收拾行裝準備離開北京的日子——他攜帶著一個詩人夢先南下廣東,繼而又回家鄉天津了。但是他還把一段愛情故事留在了北京——而我也是這個遙遠的軼事的目擊者。我猜測徐江的大學時代可能隻愛過一個女人,而且發生在他青春的尾聲。但僅此一次,也足夠蕩氣回腸了。我依稀能記得穿一襲黑風衣(像北京的蝙蝠俠)的“徐老五”(他讀書時的綽號)和一位穿花裙子的愛笑的女孩請客去新街口看電影,我們老老實實而內心不無羨慕地跟在後麵。那堪稱他清貧的青春歲月裏的華彩——甚至會使他那些豪邁的詩歌相比而言顯得蒼白。往事不會真正地消亡。徐江在30歲之後寫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原名《下著雨》,後來還是勇敢地改為《蘋果姑娘》了,好美的名字。我聽說後的第一感覺就是:蘋果姑娘,是八年前的那一位嗎?是穿花裙子且愛笑的那一位嗎?我問徐江,他含笑未答。我估計徐江是帶著類似於愛情的衝動寫下這部書的——即使它不是那個北京愛情故事完整的翻版,但無法避免地保持著那特定的年齡裏與夢有關的痕跡。哦,蘋果牌的姑娘,走了——卻又留下了她的笑聲與香型,以及對一位過路的詩人曾經的感動。
徐江是個對美持先天性挑剔態度的批判現實主義者,可他這部青春傳記的標題卻徹底是唯美的。這究竟代表他審美觀的演變,抑或美本身隨時代而發生的轉折?徐江以小說的形式完成了他對曾經視若宗教的詩歌的記憶與祭奠。他經常自天津乘兩小時長途車來北京出差,每次與我聚首時我都發現:他對這座城市有著極其複雜的感情——而這種感情,大多是以回憶的方式展開的……
B“那真是一個文學青年多如蝗蟲的年代啊!”孔衛像退役的老兵般沉浸在戰績輝煌的回憶中。
孔衛,當年中文係的才子,戴深度眼鏡,麵白無須,然開口說話頗具演講家的慷慨激昂。大學四年,他先後籌辦過近十個校內、校際、跨省甚至有海外關係的文學社,自封的頭銜頗多,一會兒是社長、常務副主編,一會兒又是籌委會主任什麼的。策劃、編輯過黑板報、油印刊物、內部交流資料總計近百萬字。隻可惜他自己不寫東西。他以舍身取義的腔調宣布:“我們這個跨世紀的文學浪潮最需要無私的活動家與理論家!”孔衛是我們中讀名著最多的,從荷馬史詩一直到王蒙的《青春萬歲》,無一遺漏。每年臨近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的日子,對於孔衛猶如大決戰前夕,他麵對四處搜集來的一大堆資料苦思冥想:去年是墨西哥的帕斯,今年怎麼也該輪到埃塞俄比亞的戈默迪納了,幾內亞的聖瓦當也有戲。這瑞典文學院也太官僚主義了,連聯合國都在救濟第三世界難民,你們卻偏老拿眼睛盯著資本主義國家。諾貝爾的代理人們真該請他去當高參,判斷一下怎樣合理瓜分老人家的遺產。
孔衛此刻正坐在我麵前,他畢業後分在一座中原古城編縣誌,出差路過我這兒,一副懷才不遇的架勢。三十而未婚,我問其原因,他仰天長歎:“時代不同了,願意為文學而獻身的女孩子都絕跡了。而我討老婆一定要找個同誌!”我估計伯牙摔琴時的心情也不過如此。
他走後我旁邊的女朋友忽然想起什麼:“你們這位姓孔的同學有那麼多辦文學社的經驗,現在幹嘛不下海開個小皮包公司什麼的?”永遠的流放者我知道曼德爾施塔姆(1891~1938)隻是近年來的事情。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俄蘇詩歌的認識,一直停留在從普希金、萊蒙托夫直至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段。曼德爾施塔姆僅僅是個新出場的局外人——在他死去半個多世紀之後,我才聽說了這個名字,並且讀到他的作品,包括一部叫做《時代的喧囂》的自傳。這是一位個人的嗓音長期被時代的喧囂淹沒了的詩人。
豈止是我一個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如此。即使是現在,如果知曉我們北方偉大的鄰邦曾經有這麼個人,就算是比較及時了。他的價值至今還未被完全發現。
甚至在他的祖國,他的命運也不見得好到哪兒。作為一度被“封殺”的詩人,他的作品在圖書館裏是很難找到的。況且他又不像帕斯捷爾納克那樣幸運(其實也隻能算做“不幸中的萬幸”)——生前獲過諾貝爾文學獎。在同時期的同類詩人中,他幾乎是最遲浮出海麵的一個。以至某些評論家稱之為“熟悉的陌生人”——可惜這種陌生感並不是他自己刻意營造的。流放者的靈魂雖然歸來了,仍未能從那深厚的寂寞中完全擺脫。他的詩歌仿佛一直凍結在巨大的冰塊裏——即使終於取出來了,沾帶的冰屑還在慢慢融化;以至我閱讀的時候,依舊感受到那似乎已透徹到骨髓裏的寒意……
曼德爾施塔姆確實是個流放者——不僅指精神上,還包括他的身體、他的生命。他一生幾乎都是在被捕、服刑和不間斷的流放中度過的。早在內戰時期,他就兩麵受敵,先後被紅、白雙方的軍隊拘禁在高加索等地。1918年又因所謂的“勃柳姆金事件”,逃離莫斯科而遠足高加索與克裏米亞地區。1934年他還是被正式逮捕了(據說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亞戈達親自發布的命令),判處3年徒刑。在北馬拉爾地區卡馬河上遊的切爾登小鎮,他企圖跳樓自殺,結果摔斷了胳膊(連死神都在拒絕他並戲弄他)。這次未遂的自殺行動,畢竟使他獲得了另選一處流放地的權利,他選擇了沃羅涅日。1938年,他恢複自由還不滿一年,又被判5年徒刑——直接從切盧斯吉精神病院押往遠東地區。這無休止的放逐肯定使他快瘋了。結果刑期未滿就死於集中營——甚至連葬身之地都失傳了。詩人除了留下一堆潦草的詩稿外,連一塊墓碑都未留下;甚至他的作品也長期被打入冷宮。
曼德爾施塔姆活著的時候,是否懷疑過命運——懷疑命運本身就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惡作劇?他隻能匆匆地退場了。連頭也不願回。
人們總以為梵高是最不幸的藝術家了,其實跟曼德爾施塔姆相比,梵高起碼擁有人身的自由。曼德爾施塔姆是不甘心被流放的,又不得不一次接一次地踏上流亡的道路。如果說有一位詩人生前就在地獄中掙紮了,那無疑指曼德爾施塔姆。生活的無窮磨難,使他幾乎不懼怕真正的地獄了。遺憾的是,地獄都一度將其拒之門外——而不給予他所期望的逃遁與解脫。
布羅茨基為曼德爾施塔姆寫過一篇《文明的孩子》:“在本世紀,他或許比任何人都更有資格被稱為屬於文明的詩人。”然而正是這最熱愛文明的詩人,遭受過最野蠻的打擊。他成了集中營裏的大師。據說他的創作頂峰,就是沃羅涅日流放時期的詩歌。他的《沃羅涅日詩抄》中有一首:“告密者們啊,我的告密者們!/我將記住沃羅涅日的黑夜:/記住喝剩的香檳酒的聲音,/記住夜半從紅場傳來的汽笛……/住口,藏進自身,/不要問幼芽怎樣脹大了身體……”曼德爾施塔姆在18歲時寫過一首詩:“我被賦予了軀體,我有何作為,/麵對這惟一的、屬於我的軀體?/為了呼吸和生活的靜靜歡樂,/請問,我該向誰表示感激?/我既是花匠,我也是一朵花,/世界的監獄中我不是孤身一人……”仿佛無意識地作出自己一生的預言。讀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我無法克製一種心痛的感覺,卻又無能為力。如果有上帝的話,上帝也會心痛。上帝是否也同樣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