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曲悲愴的短歌(2 / 3)

更別提牆頭亂發一樣披散的蒿草了……這段缺乏關愛的城牆,使我看見了一張不化妝的麵孔。那一塊塊斑駁的城磚,是不可能謊報年齡的——因為那種滄桑之美是偽造不出來的。我甚至極難得地從中看出了幾分歲月的猙獰。南京的城牆,不如西安的城牆那樣受寵,它更像個棄婦——但正因為這樣,你才能感受到它不加掩飾的真實心情。南京的城牆是一隻瘦骨嶙峋的垂危的老虎,但至少也比一件硝製過的華麗的虎皮大襖要多幾分活力。你簡直能聽見它低沉而艱難的喘息。這至少證明:它不是一件懸掛在衣架上的象征性的外套。

我是依靠回憶在異鄉寫這篇文章的。寫著寫著,我真想去南京的城牆下走一走啊。寫著寫著,南京那高高的城牆,又擋住了我的視線……南京的梧桐在古老的時代,大地的表麵覆蓋著各種植物——尤其是樹木。隨著人類的繁衍,又覆蓋著越來越多的房屋。

樹木密集的地方,就形成了森林,而房屋密集的地方,就形成了城市。森林是樹木的城市。城市是房屋的森林。我經常考慮類似的問題。樹木在減少,房屋在增多——大地的麵貌經曆了滄海桑田的演變。即使生活在城市裏,我仍然四處尋找著樹木的影子,並對那些日漸稀疏的樹木懷有深厚的感情。

南京就是一座和樹木有緣的典型的城市。不管作為它的主人抑或過客,都會注意到街道兩旁崗哨般整齊的梧桐樹。據說這種體格魁梧、井然有序的法國梧桐,都是民國時栽種的,自然比目前城市裏的大多數居民更為高齡。它們沐浴了大半個世紀的風雨,鐵甲虯枝,即使一個人張開雙臂,也無法丈量它的腰圍。而這些綠色巨人的身高,大抵能超過四五層樓的窗口。南京是我的故鄉,我從小就是在梧桐的影子中長大的。我習慣了在梧桐護衛的街道上行走,腳踩著那巴掌大的落葉。尤其炎熱的酷夏,路兩邊梧桐的枝葉在上空合攏,形成一道天然的綠色長廊,陽光隻能穿過葉縫照射下來,被削弱了威力。在這樣的街道上散步的我,自然是富於詩意的,常常會因此忘卻時光的流逝。18歲後我出門遠行,每次還鄉,走出火車站,迎麵看見街道兩旁那不變的梧桐,心中都會湧現某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它們仿佛在固執地等待著我?它們仿佛在夾道歡迎?故鄉的梧桐喲,如果擁有視力、擁有記憶的話,是否能認出我呢,認出這個滿麵塵土的陌生人——是曾經在你的膝下玩耍的孩童?至少我是把這些樹當做老人來看待的。我的身體硬朗的最蒼老的鄉親……對於我來說,梧桐是最有人情味的樹木。

最氣派的是出中山門至中山陵的那一長段林蔭道,梧桐的表情似乎也更為肅穆、莊嚴,不亞於人類的儀仗隊。哦,梧桐,是樹木中的儀仗隊員。生活在這座有梧桐作為守護神的城市的人們,是有福的!最近一次還鄉,遊蕩於坐落在衛崗的南京農業大學校園,還是滿目的梧桐。驀然發現教學樓前的一棵梧桐樹上掛有一塊字牌(估計是供植物係的學生鑒別的),大意是:二球懸鈴木,又稱法國梧桐,原產於歐洲的雜交品種,是理想的行道樹……這無疑給我補了一課:我還從來不知道梧桐的學名又叫懸鈴木呢。我對梧桐的認識,僅停留於李清照的詞:“梧桐更兼細雨”——那種古典的階段。梧桐與雨,在我心目中一向是最浪漫的組合。當然,這道風景,是離不開人的——就像我對故鄉的憶念離不開梧桐的影子一樣。怕見西湖我四次去杭州,都沒有看西湖。這似乎不大好理解:許多人都是為了一睹西湖美景而去杭州的,我卻過其門而不入。當然有客觀原因:皆係出公差,往返匆忙,日程裏沒有遊玩的安排。

也有主觀原因:怕見西湖——就像單相思患者恰恰怕無準備地路遇自己的夢中情人,怕那種手足無措的緊張與窘迫。竊以為:看西湖必須專程前往、拋卻俗務,若能茗香淨身後頂禮膜拜則效果更佳——不如此則不足以表達對此山此水的敬意。杭州是天堂的一半,西湖更屬其中最高的一級台階,一個想上天堂並且真正能上天堂的人,不應該有太多的私心雜念——否則等於辱沒了風景。不要總等著風景來淨化我們自己。國色天香的西湖不應該屬於俗人的。我是個俗人,卻不想落了俗套。我還沒有做好見西湖的心理準備。西湖如明鏡高懸,會令我輩自慚形穢的。做人還是需要保留一份對崇高與完美的敬畏。記得第二次路過杭州,乘車沿城郊國道往金華,透過樹木與柵欄的遮蔽看見一隅水域。司機告訴我:“這就是西湖。”未及細看,它已被高速拋向腦後。無意間的一瞥(而且是隔著窗玻璃),西湖的魅力就征服了我。這頂多相當於“管窺”:我匆促掃視的隻是它的局部,更何況它的全景呢?我百感交集地與西湖擦肩而過了。還有一怕:怕失望,或者說怕扼殺了自己的想像力。

西湖在我心目中已神化了,是塵世中難得的一席淨土,如果見到真實的西湖——是由廣告牌、霓虹燈、高音喇叭包裝的,跟我的原始想像有天壤之別,那可怎麼辦?我難道願意目睹許仙遇見白娘子的斷橋上,有一位鑲金牙的大款挽著他濃妝豔抹的“小蜜”攝影留念嗎?我難道願意聆聽嶽元帥的墳前,播放著軟骨頭的流行歌曲嗎?也許,從來就沒有永恒的西湖,沒有不受時代幹擾的西湖。也許,西湖原本就有兩個,一個是它的過去(在諸多詩詞曲賦裏記載過),一個是它的現實(作為旅遊資源被開發利用的)。我想見的其實是那個停留於人類記憶中的西湖,古典主義的西湖。跟它曾經擁有過的淡汝濃抹總相宜的青春期相比,無法回避的是,商業大潮侵蝕的現實中的西湖,肯定已徐娘半老了。不見也罷。我寧願把想像中的西湖,作為一個罐頭密封著,便於攜帶與貯藏。它在我的主觀想像中是不會變質的,跟宋朝時的蘇學士所見略同:“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在沒見過西湖的人心目中,西湖反而可能是不朽的。

我有一位做了多年導遊的朋友,名山大川幾乎跑遍了,常常感歎:“國門之內,已無誘惑。”幸好我還保留著至愛的西湖——這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忠實。忠實於自己的想像。我對西湖保持著完好無損的想像力。再回到前麵說過的關於天堂的比喻,假若西湖真是天堂的化身——連天堂都一覽無餘了,還指望在人間尋找什麼更令人心動的景色?所以我固執地鎖上了內心的天堂之門。我去過杭州四次,卻都沒有看西湖,甚至西湖的門票多少錢一張我也不知道。雖非刻意為之,但能做到這樣也不容易。這簡直需要某種毅力。眾所周知:西湖太迷人了。

和我持類似觀點的還有鮑爾吉原野:“詩人們最好不要到杭州的西湖去,免得賭氣。詩人的毛病是非要作詩,但你麵對蘇白二堤、三潭印月的時候,是什麼詩也造不出來的,腦子裏不可避免地背誦蘇東坡詠西湖的詩。為蘇學士所驅使,令人氣短,但任誰也弄不出比這首詩更好的詩。西湖太完美了,完美到了不宜以詩來歌之詠之的地步……”說歸說,但他本人還是微服私訪,悄悄地去一覽西湖夜景了。他沒想到,其實自己的論點,早在唐朝時就由李白之口說出過了——隻不過李白“賭氣”的是黃鶴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我多次與西湖擦肩而過,卻不是一無所獲:畢竟,今天晚上,在幾千裏開外,為西湖寫了這篇文章,就當是一次遙遠的敬禮吧。

我並不是打定主意要做西湖麵前永遠的缺席者。隻能說我跟西湖的緣分剛剛開始呢。這也不準確。其實,西湖是我長期做著的一個夢境——我幾乎懷疑它的邊角都像熟讀的書一樣卷曲了。夢中的西湖,不是公園,不是旅遊景點,不是創造外彙收入的國寶,也不是畫家寫生時的靜物——西湖是有靈魂的,西湖就是西湖,就是西湖本身。同樣,在西湖的問題上,我寧願做一個想入非非的詩人,也不甘做一個沒有特征的遊客。畢竟,西湖是太有特色了。武漢的黃鶴樓按道理說,武漢該算我的半個故鄉——我在那裏度過大學時代。我卻很少替它寫過文章。這似乎不太公平。我並不是沒有感到內心的愧疚。每每提起筆,卻又猶豫了:該寫點什麼呢?難道大名鼎鼎的武漢真沒什麼可寫的嗎?似乎也不該如此。

或許我對自己生活過的武漢有小小的偏見了:這是一座商業氣息濃重的城市。有一句俗話已說濫了: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武漢作為湖北的省會,當地人的精明更是可想而知了。所謂的商業氣息是較委婉的說法,準確地講應該是小市民氣息。要想了解中國真正的市井生活,武漢其實比北京、上海更具代表性。武漢人不如北京人幽默,也不像上海人那樣時髦,他們很本色地過著精打細算的小日子。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是做大買賣的(不管是政治的買賣還是經濟的買賣),武漢人,隻想發揮個人的智慧踏踏實實做點小生意。在這方麵,他們的腦子挺好使的。說起來不好意思:大武漢盡出些小商人——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它從來就不是時代的寵兒。能混成這樣就算不錯了。

武漢人把自己的地盤經營得挺熱鬧,卻不敢以貴族自居,也很少遠眺。

武漢的大商場肯定不如上海那麼多、那麼氣派。但個體戶攤檔密布的漢正街,80年代火爆的時候,一點不比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遜色。

這麼看來,武漢人是重利益而輕文化的了?或者說得偏激點,武漢自古就是一座沒什麼文化的城市?

我敢下這樣的結論嗎?因為我忽然想起了黃鶴樓。一座黃鶴樓,就把武漢的麵子全挽回來了。

如果分別挑選一首古詩作為各大名城的“市歌”,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可以送給北京,蘇東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自然是杭州的首選……杜牧更厲害,為揚州寫了“二十四橋明月夜”,又為南京寫了“夜泊秦淮近酒家”。有個叫崔顥的,雖然不算第一流的大詩人,卻寫過第一流的好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曆曆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而這首詩恰恰是屬於武漢的。武漢的黃鶴樓可以麵無愧色地屹立於中國文化之林了。崔顥之所以了不起,還在於曾經令李白自歎弗如。李白肯定算第一流的大詩人了,但是登黃鶴樓時讀到崔顥之作,也隻好罷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黃鶴樓恐怕是李白遊曆過而未敢貿然賦詩的惟一的景點。李白的歎息,無形中在為崔顥做廣告了——正如崔顥的題詩,等於給黃鶴樓做廣告了,做了一千多年的廣告。對於武漢來說,還有比這更深入人心的廣告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