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把自己形容為一個不斷跟瘋子打交道的人，一個無意識地對別人的發瘋產生影響的人(但也是無辜的)。
據說梵高從療養院裏給高更寫信：“你在巴黎是多麼幸運。在巴黎才能找到最高權威，你確實需要找一位專家醫治一下你的瘋病。我們都不瘋嗎?”這容易使人聯想為兩個瘋子之間的衝突。
高更承認這是梵高的忠告，隻是自己作出了否定的姿態。但是他還親口說過：“我們一起在阿爾的時候，兩人都是瘋瘋癲癲的，為解開色彩之謎而苦鬥……”
高更是應梵高之約去阿爾的，但在逗留的後期，梵高變得極為粗暴的激動。好幾個晚上甚至起身到高更床邊，驚醒了熟睡的高更。
有一天高更替他畫了幅肖像，梵高說：“的確是我，但是精神失常的我。”
當天晚上在咖啡館，梵高要了杯淡苦艾酒，突然連杯帶酒朝高更頭上擲來。高更閃開了。
第三天梵高從昏睡中醒來，心平氣和地說：“我親愛的高更，我模模糊糊地記得昨天晚上冒犯了你。”
高更回答：“我由衷高興地原諒你，不過昨晚的事兒可能再會發生，如果我被擊中，恐怕無法控製自己，會把你勒死的。所以，請允許我寫信給令弟，告訴他我將回去。”
傍晚高更單獨出去散步，發現梵高手握一把掰開的剃刀衝過來。
據高更自己說：“我當時的目光一定十分凶狠，因為他收住腳步，低下了頭，朝家的方向奔去。”
高更在外麵找了個旅館過夜。就在這個晚上，梵高回到家裏就齊耳根割下一隻耳朵，並且把耳朵洗幹淨後裝在信封裏送給一家妓院的門房。
第二天早晨高更發現梵高住所圍滿了路人。進去後看見梵高緊裹被單蜷縮一團，像是死了一樣。
他觸摸到梵高身上的熱氣(證明還活著)，如釋重負，悄聲對佇守的警察說：“倘若他問起我，就說我已經去巴黎了；他看到我就會送他命的。”
梵高後來住進了醫院。在給高更的最後一封信裏表示希望康複後去看他，但暫時不得不承認由於需要治療而不能成行：“親愛的老師(據高更說這是梵高使用這個字眼的唯一的一次)，認識你和使你遭罪之後，在神誌清醒中死去，要比在神誌衰退中死去體麵得多呀。”
讓·多朗在《怪物》中寫道：“高更一說到‘文森特’，他的聲音便柔和起來。”
高更對此的評價是“讓·多朗並不真正的了解。可是猜對了。人們知曉個中道理。”可見他對文森特·梵高還是很有感情的。
或許，在常人眼中，高更與梵高，都屬於怪物，有著奇怪的生活方式和怪異的想法。但怪物之間，會發生什麼?兩個怪物之間，既有衝突，又有感情。這本身就是矛盾的，但是又一點也不矛盾。我們應該站在怪物的立場上，好好想一想。就能夠理解了。理解怪物肯定比理解芸芸眾生要困難一些。理解了他們之間的衝突，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他們與世界之間的衝突。
有人說梵高的發瘋與自殺對高更的成名至關重要，他畢竟是梵高瘋狂過程中唯一的親曆者與見證人。正如有人說高更本身就是導致梵高發瘋的一大原因。這些話估計高更是不愛聽的。
還有人說：“高更的圖畫多少使人聯想起梵高的圖畫”，高更說自己讀到這樣一句話時，“笑了”。
這笑容裏肯定有某種不服氣的味道。
所以他在《憶文森特》一文裏要不斷重複：“讀者已經看到數年前發表的一封文森特的書信，從中可以知悉他是如何硬要我去阿爾，擔任他希望建立的藝術家工作室的導師。”而去了之後，“我肩負起啟蒙他的任務，對我來說，易如反掌，因為找到了豐富和肥沃的土壤。”更明顯的是，“我不過是想說明梵高從我這兒得到不少教益，可是絲毫也沒有為之而犧牲他自己的獨創性。他每天向我表示感謝。這就是他在致奧裏埃先生的信中要說的話，他得益於保羅·高更匪淺。我到達阿爾的時候，文森特正在尋找他的道路，而我，年長數歲，已經成熟。我感謝文森特，他使我意識到自己對他有用……”
他似乎在強調自己與梵高不僅是同行與畫友，還有過那麼一小段師徒關係，隻是擔任老師的是自己而非梵高。
這恐怕也是高更的可愛之處：一個藝術的怪物都死了，另一個怪物卻還有喃喃自語、聒聒不休，重申彼此的關係。其實，這是生者與死者的關係。
正如高更說梵高：“要他認識我實實在在的智慧使他惱怒。”可他對梵高不也是如此嗎?
梵高死了，可他與高更之間的衝突與爭執，還在延續著。隻不過變換了某種形式而已。怪物畢竟是怪物。怪物永遠是怪物，不管是活著，還是死了。
這一對自始至終都在爭執的藝術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