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高燒並不僅僅發生在普拉斯一個人身上，它還襲擊過荷爾德林、蘭波、葉賽寧、尼采、曼德爾施塔姆等人，堪稱是詩人或藝術家的“職業病”——當然，許多人也正是通過這不幸的高燒而幸運地獲得了藝術的升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普拉斯的詩歌與梵高的繪畫異曲同工——不信你就去看看梵高那曲折、斑斕甚至不無猙獰之感的星空(簡直像藝術家本人那沸騰而混亂的腦海)。追隨普拉斯走上自殺道路的另一位“自白派”女詩人安·塞克斯頓，曾經為梵高所畫的星空配詩:“市鎮並不存在，除了有一影黑發的樹溜上去，像溺水的女人，溜進炎熱的夏空。市鎮沉沉，夜煮沸十一顆星。啊星光星光夜!我願像這樣死去。”而普拉斯，甚至也不能算第一位死於高燒的女詩人。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也在高燒的狀態中寫下了許多狂熱的詩篇，而她那絕望的自殺也比普拉斯整整早22年。不過，阿赫瑪托娃試圖從另一種意義上解釋茨維塔耶娃的死：“有一種傳說，說她似乎得了精神病，在精神病發作的時候自殺了——不要相信這種說法。是那個時代殺害了她，它殺害了我們，正如它殺害了許多人，正如它也殺害了我一樣。我們都是健全的——喪失理智的是周圍的一切……”
那麼，是誰殺害了普拉斯呢?是她自己，還是來自外界的厄運?是什麼使她高燒不退，又是什麼使她義無反顧地把死視為一個奇跡?她死得更為慘烈(為了不可知的原因而死)，但也更為從容，就像去迎接一次事先約定的洗禮，並且帶著滿足的笑容。布羅茨基說過，“詩人之死”這一說法聽起來總是比“詩人之生”要更為具體些；一件藝術作品，總是被賦予超出其創造者之生命的使命。他還套用了一位哲學家的話：“寫詩也是一種死亡的練習。”他本是在談論曼德爾施塔姆時產生以上感慨的——但也同樣適合於普拉斯。普拉斯寫詩的過程幾乎就是練習死亡的過程，她的詩篇稱得上是對死亡的敬禮。正是在這殘酷的過程中，她諳熟了死亡的語法與技巧。雖然她自己也說不清，最後一首詩何時才會真正地出現，但她寫每一首詩時都像在寫最後一首，帶著訣別的心情。在普拉斯身上，死這一現象比生還要具體，隨時都可能提上日程——生反而是對此所做的漫長而虛無的準備。就像她所描寫的“十月的罌粟”一樣：“一件禮物，一件愛情的信物，卻根本不為天空所求，也不為禮帽下黯然失神的眼睛所祈求。”她如願以償地將自己作為一份焦急的禮物獻了出去——至於獻給上帝還是魔鬼，卻不那麼重要了。關鍵是她在經曆了反複的練習之後，終於順利地通過了苛刻的考試。而她留下的詩篇，正是逐漸冷卻的對死神的答卷。哦，詩神總是會身不由己地嫁給死神——成為黑暗的新娘。從薩福到普拉斯，仿佛是一次可以無限延長的婚禮：麵紗、戒指、灰燼乃至隨身攜帶的紙做的嫁妝。這項奢侈的練習似乎也是可以遺傳的。普拉斯身上，莫非真有那位古希臘的女詩人的遺傳基因?她反複訓練的結果，是使薩福的悲劇在自己身上得以重演。普拉斯自殺時，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作為母親的自殺，肯定比作為詩人的自殺需要加倍的勇氣。普拉斯還是死了。作為一個怕死的人，我不願意相信這是一個事實。難道溫文爾雅的藝術也會吃人?可能因為我至今還未看到它暴烈的一麵吧。普拉斯卻心甘情願地獻出了自己的屍體。我應該替她惋惜呢，還是向她致敬?
洛厄爾為普拉斯的詩集《愛麗爾》作序時指出：“她的藝術的不朽正是生命的分裂。”或許有兩個普拉斯：一個在藝術中活著，一個在生活中死去。
當然，這隻是我們對遇難者良好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