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米蘭·昆德拉，一位公布了小說的死亡訃告的小說家
《紐約時報》曾高度評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２０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昆德拉借此堅定地奠定了他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 當年，米蘭·昆德拉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提名，卻因為種種客觀原因未能獲獎。
米蘭·昆德拉陳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業已為這種“輕”訂製了一架特殊的天平和一係列企圖與這種“輕”達成平衡的砝碼，由此而宣布了一門失重的哲學的誕生。
‘重”是所有人都能察覺的，惟獨這被哲學化了的“輕”，是捷克一位叫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家發現的。他苦苦求證的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輕”，因而這生命領域的“輕”獲得了獨立性。改變了其僅僅作為“重”的對比的附屬地位。對於人性來悅，“輕”也是一種特殊的重量，一種無法影響你的肉體．卻能使你的靈魂扭曲、變形的壓力一一哪怕你的靈魂是由鋼筋支撐的。“輕”不是虛無，也是一種存在。
我尊敬昆德拉．因為他更像是一個精神世界的發現者。
他還發現了“生活在別處”——這本是法國詩人蘭波無意間拋棄的，昆德拉卻極其重視地撿了起來，陳列在博物館裏，並加了詳盡的文字說明。他又發現了“為了告別的聚會”——告別與聚會的關係，正如輕與重的關係，被賦予了新的含義。
昆德拉曾重複過奧地利作家布羅赫的“小說定理”（大意如下）：小說惟一的存在理由是發現惟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作為一部小說而沒有發現存在中迄今尚未為人所知的部分是不道德的；認識是小說的惟一道德……不過昆德拉還發現了小說的死亡跡象：“約在半個世紀以前，在俄羅斯帝國，小說的曆史停步不前了。這是一起嚴重的事件，俄國小說自果戈裏到別雷的偉大性世所共知。由此可見小說的死亡並非隻是空想。它已經發生了。我們現在也知道了小說是如何死亡的：不是消失；它脫離了自己的曆史。它不聲不響、不被人注意地死去，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憤慨。”他同時還強調：“如果小說確實要消亡的話，那不是由於它已耗盡了自己的力量，而是因為生存在一個與它不再相容的世界。”大量沒有發現意義、置身在曆史之外的小說，也就是落在小說史後麵的小說的產生及占據主流地位，是真正的小說消亡的原因。
米蘭·昆德拉，一位公布了小說的死亡訃告的小說家。
但願他並不是最後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家，如果像他所說的，塞萬提斯是歐洲第一個真正的小說家的話。他是反對像先鋒派那樣為未來而寫作的，卻謙虛地承認自己對歐洲文學傳統的繼承：“我依附的除卻塞萬提斯被貶低的遺產之外，別無其他。”
在關於小說的問題上，米蘭·昆德拉信奉的是“歐洲中心論”：“小說是歐洲的創造物；它的各種發現盡管由不同的語種做出，都同屬於歐洲的整體。歐洲小說史是由一連串的發現（不是寫作的總和）所構成。惟有在這樣一個超民族的整體中，一部作品的價值（也即其發現的意義），才能得到充分的認識和理解。”當然，他引用的是德國哲學家胡塞爾對作為修飾語的“歐洲”一詞的解釋：超越歐洲地域（比如說延伸到美國）並與古希臘哲學一起誕生的一種共同精神。古希臘哲學產生的基礎，是由於“想了解的強烈感情控製了人類。”對於小說也同樣如此。這種強烈的感情也一直在追隨著歐洲小說的作者與讀者——以及文體本身。所以，歐洲的藝術是與哲學並駕齊驅的，共同構成博大的文化背景，“現代的締造者不僅是笛卡爾，而且有塞萬提斯。”
昆德拉為什麼把塞萬提斯奉為歐洲現代小說的祖師爺（而在另一些人眼中，這已是老古董了）？因為他覺得，塞萬提斯是一位承前啟後的大師。正是從16世紀開始，歐洲小說獲得了再生，並且進入新的紀元：“隨著塞萬提斯及其同時代人，小說調查曆險的性質；隨著理查森，小說開始審視‘內心發生了什麼’，揭示隱秘的感情生活；隨著福樓拜，小說探索日常生活這個以往不為人知的領域；隨著托爾斯泰，小說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行為和決定中非理性的闖入。小說探索時間：普魯斯特探索難以捉摸的過去，喬伊斯探索難以捉摸的現在。隨著托馬斯·曼，小說調查古老的神話在左右我們現在的行動中所起的作用……”但這一切，都是以塞萬提斯作為先導的。當那個叫做堂吉訶德的落伍騎士躍馬橫槍向風車進攻時，也無意識地撞開歐洲現代小說的序幕。在塞萬提斯的時代，流浪與曆險是小說的主旋律。堂吉訶德的荒誕之旅，一直不曾終止，並且還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裏尋找到了新的替身。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歌德的《浮士德》、拜倫的《堂璜》，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塞林格的《麥田裏的守望者》，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包括哈謝克的《好兵帥克》，都記錄了一係列精神流浪漢的形象。堂吉訶德是了不起的——這最早出現的“多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