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卡夫卡的小說中，也模糊地晃動著堂吉訶德的影子——當然，這也是米蘭·昆德拉首先發現的。中國的一位叫李劼的評論家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昆德拉迷戀卡夫卡小說，傾向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從而在談論小說藝術時一語道破歐洲文化的兩個相反相成的傳統即笛卡爾標記的理性傳統和塞萬提斯標記的審美傳統。他在論述小說的時候，比他在寫作小說時更有天才，尤其當他把卡夫卡《城堡》中的土地測量員說成是喬裝打扮的堂吉訶德的時候，一下子點明整個歐洲曆史的文化氣脈。雖然昆德拉的小說大都以奧維爾和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們所描繪的世界為對象，但作為一個作家，昆德拉屬於整個歐洲文化。”昆德拉的原話是：“難道是堂吉訶德本人在經曆了三百年的旅途跋涉之後偽裝成一名土地測量員回到村裏來了？當年他出發去尋找自己選擇的曆險，可是今天在城堡下麵的村子裏他沒有選擇的餘地，曆險是強加於他的：由於檔案中的一個錯誤而與當局進行無聊的爭吵。那麼，經過三個世紀之後，小說的第一個重大主題：曆險，發生了什麼呢？它是否已成為它本身的拙劣模仿？這意味著什麼呢？是否說小說的道路曲折迂回，成為自相矛盾了？”
不管怎麼說，這仍然是一個驚人的發現。昆德拉不僅是小說文體的實踐者，更是其理論與規律的發現者。他發現了，從塞萬提斯到卡夫卡，歐洲現代小說以荒誕作為開始，又以荒誕結束——隻不過這已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荒誕。卡夫卡把荒誕引導向更高的層次，全新的境界。或者說，荒誕本身也在不斷地演變，在拋棄了塞萬提斯之後，又選擇了卡夫卡……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卡夫卡才是被貶低的塞萬提斯遺產的最稱職的繼承人——他不僅繼承了，甚至還將之發揚光大。他超越了塞萬提斯。
卡夫卡使米蘭·昆德拉心服口服，於是他自稱為塞萬提斯遺產的“依附”者，不敢要求繼承的權利——那已經屬於卡夫卡了。他把卡夫卡的小說比喻為“夢的呼聲”，與“遊戲的呼聲”、“思維的呼聲”、“時間的呼聲”相區別——以概括小說共有四種屬性：“19世紀沉睡中的幻想被弗朗茨·卡夫卡突然喚醒了。卡夫卡取得了後來超現實主義者提倡但他們自己從未真正取得過的成就：夢幻和真實的融合。實際上，這是小說由來已久的美學抱負，諾瓦利斯曾暗示過，但它的實現卻需要一種特殊的、一個世紀以後惟有卡夫卡才發現的煉金術。卡夫卡的巨大貢獻並不全在於他跨出了曆史發展中決定性的一步，更為重要的是，他出人意外地打開了一扇門，讓人們看到在小說這塊場地上幻想能像在夢中一樣爆炸，小說能夠從看似難以擺脫的逼真性要求中解放出來。”卡夫卡之於荒誕，似乎具備某種點鐵成金的法術。即使在他死去之後才出生的米蘭·昆德拉，在這方麵也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徹底。
在《被貶低的塞萬提斯遺產》這篇論文裏，昆德拉共提及了數十位各領風騷的作家，但可以看出，真正喚起他崇拜之情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塞萬提斯，一個是卡夫卡。一個是離他最遠的，一個是離他最近的。在歐洲現代小說漫長的裏程中，一個是開創者，一個是終結者。昆德拉所依附的，不僅是塞萬提斯的遺產，也是卡夫卡本人的遺產。他同樣也不曾擺脫卡夫卡的影子，隻不過這份遺產太厚重了、太深遠了，以至令他幾乎無法完全消化。至少到目前為止，卡夫卡還是難以超越的。在被從灰燼中搶救出來的他的遺產麵前（他曾
在遺囑中要求將自己的所有手稿焚毀），所有後來的小說家（包括昆德拉），都會有力不從心之感。哪怕卡夫卡本人並不是刻意為文學史而寫作的，但他一出現，就形成小說史裏麵的一座巔峰。
昆德拉在談論小說的藝術時，不敢有絲毫的驕傲，他似乎忘卻了自己也是小說家的身份，而把自己純粹作為巔峰的發現者與描繪者。
在巔峰的感召下，他畢竟還努力做到了：使自己的作品不至於毫無發現、置身在曆史的外麵，不至於成為“落在小說史後麵的小說”。
巔峰的影響，使他放棄平庸，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