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一談的小說《魯迅的胡子》，沒有直接描寫魯迅的孤獨，隻描寫了一個仰慕魯迅的人的孤獨，卻間接地渲染出了魯迅那命中注定般的孤獨：魯迅在他那個時代的孤獨，魯迅在當下這個社會的孤獨，以及魯迅未來的孤獨……魯迅，是中國的百年孤獨啊。魯迅，因為孤獨而偉大，也因為偉大而孤獨，而在別人眼中顯得更為孤獨。可總有一些孤獨的人，因為讀懂了魯迅的孤獨，而變得不再孤獨了——或者說，不怕孤獨了。蔣一談，應該算其中的一個吧？我希望我也是。
《魯迅的胡子》一書的封麵，使用了一幅魯迅的木刻頭像。這也是蔣一談理想中的魯迅形象嗎？木刻的魯迅，表情嚴肅、冷峻，在夜色的背景下，似乎隻有那張臉是亮的。黑暗無法侵蝕他，他卻在咀嚼著黑暗、消化著黑暗。
我很好奇：蔣一談為何用《魯迅的胡子》來命名這本書？僅僅因為這部小說集收錄了一篇叫《魯迅的胡子》的小說？如果給魯迅看麵相，他那濃密的胡須確實很有特色。這是大師的胡子，經典的胡子，曾令我聯想到高爾基的胡子、契可夫的胡子……
蔣一談怎麼注意到魯迅的胡子，並且為之寫一篇小說呢？在這篇小說裏，“我”是個長得很像魯迅的當代人，被星探公司發現，因為正有個導演尋找外形酷似魯迅的演員。試妝時粘上魯迅特有的胡子，簡直就是魯迅的化身。“我”為了過足扮演魯迅的癮，以魯迅的造型走在大街上、坐出租車，甚至回到自己開的足底保健店也舍不得卸妝，還以魯迅的扮相站在店門口招攬顧客，有的客人很樂意享受山寨版“魯迅先生”的按摩服務……這遭到了市場糾察隊的幹涉，禁止“我”打著魯迅的旗號做生意……後來又發生一係列不可思議的事情。“我”甚至還遇到一個研究一輩子魯迅的老專家……
詳細的情節大家最好還是看小說吧。絕對出乎你們意料。讀完之後，我很佩服蔣一談的想象力，他給我們講了一個與魯迅有關又似乎無關的故事，以山寨版“魯迅”的命運揭示了魯迅對於當代現實生活的意義，或無意義。
說實話，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這麼寫魯迅的。從一個從來未被發現的視角，勾勒出不同人心目中不同的魯迅。翻過小說的最後一頁，我不禁感歎：冷靜的魯迅，最能讓人癡迷，也最能讓人瘋狂。在這篇小說裏，假胡子是最重要的道具，構成假魯迅與真魯迅的區別，同時也是當事人向魯迅靠攏的方式。但他心理上的變化，更像是在向魯迅致敬。
小說家蔣一談，虛構出這個“黑色幽默”的故事，同樣也是在向魯迅致敬：讓筆下的人物代替自己去圓一個夢。一個在物質世界裏顯得比物質更為奢侈的夢。我沒有把蔣一談的《魯迅的胡子》當成小說來讀，而把它讀成了一個寓言。
魯迅的胡子，還從來沒有人這麼形容過吧？我也不妨就此展開更深入的聯想。
毛澤東說過：魯迅的骨頭很硬的。其實，魯迅的胡子也是很硬的。又豈止是胡子？魯迅的頭發也很硬的（尤其是怒發衝冠的時候），魯迅的眉毛也很硬的（“橫眉冷對千夫指”嘛）。這一切，使魯迅成為中國文學史裏最典型的“硬漢”形象。魯迅的胡子，似乎比屈原的胡子還要硬，比李白的胡子還要硬。胡子的風格，其實也就是文章的風格。李白寫詩，是很自我的，美髯飄飄，再瀟灑，也是站在小我的立場，關注自身的升降。魯迅“怒向刀叢覓小詩”，卻是一個“大寫的自我”，有“大我”的氣象：不僅關心“我”，更關心自己寄身於其中的“我們”。
我們已習慣了這個留胡子的魯迅，胡子仿佛就是他麵部的戰旗。我們已習慣了這個戰鬥著的魯迅。魯迅死了，中國的文學似乎一夜之間變成了沉寂的古戰場。
再也找不到像魯迅那樣的旗手了。魯迅的遺體曾覆蓋一麵寫有“民族魂”的紅旗。那麵旗幟，如今傳到了哪裏？還有誰配得上與那麵大旗共舞？
我和蔣一談這一代人，是讀魯迅文章長大的，也可算作“紅旗下的蛋”（借用崔健的歌名）。魯迅死了，可他的文章仍然如同旗幟飄揚，使我們學會了仰望。沒學會仰望的人，無法真正長高、長大。魯迅以其精神上的海拔，使一代代讀者相信了巨人或巨匠的存在，而避免成為現實的侏儒或奴隸。
2009年夏天，因為“中學語文教材刪減魯迅文章”而在網絡上引發的論爭，被《光明日報》等媒體稱作“魯迅保衛戰”，我是站在支持魯迅一派的。我在新浪博客發出《魯迅為什麼走下聖壇》、《少不讀魯迅》、《魯迅的骨頭很硬、心很軟》、《中國青年是否還需要魯迅》等一係列博文，有的近十萬點擊率，有的被收入《2009中國最佳雜文》等選本。重讀博文下麵數百上千的網友留言，感到魯迅的鐵杆粉絲大有人在。也許，我們並不僅僅是需要那個曆史上的魯迅，而是我們的現實中，太需要像魯迅那樣的人，遍尋無著，隻能到往事裏去重溫了。魯迅無法被取代，一方麵證明了魯迅的偉大，另一方麵也說明現世的悲哀：怎麼再也出不了思想的巨人？但魯迅無法被取代，至少比魯迅被推翻要好。我們畢竟還有仰望的對象。也許我們需要的不隻是仰望的對象，更需要的是仰望，仰望才能使人渴望飛翔，而在精神上避免成為永遠的爬行動物。
魯迅確實是一個夢了。如果連這個夢都不敢做，不願想一想，那你確實活得很累了。夢見魯迅，夢見魯迅的理想，夢見魯迅的夢，也不輕鬆啊，沒準更累。但那種累是值得的。因為你知道了什麼叫高空，什麼叫遠方。近視眼是看不見魯迅的，更看不清魯迅的胡子，埋藏著怎樣的愛與恨。魯迅的胡子好像很紮人，其實是一種大溫柔。
魯迅的胡子比李白的胡子還硬？魯迅的骨頭比李白的骨頭還硬？
我在《魯迅的骨頭很硬、心很軟》博文中說過：魯迅本質上是一位詩人。在他身上，既有著李白的激越與孤傲，又有著杜甫的沉鬱與悲憫。可見他筆下的《野草》也是有根的。但我們經常隻注意到他的硬骨頭，卻忽略了他深藏不露的菩薩心腸。這就是魯迅：骨頭很硬，心很軟。他的雜文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殺傷力，那是因為他自己首先傷心了。
祝賀蔣一談，他做了一個有關魯迅的夢。他夢見魯迅的胡子。祝賀蔣一談，不惑之年仍然是一個有夢的人。
其實我也夢見過魯迅的。隻是沒跟你們說罷了。
別看這世界越來越勢利，越活越艱難，夢見魯迅的，仍然大有人在。他們需要的不是魯迅，而是夢。需要用夢來證明自己還活著。做夢也是一種能力啊。魯迅就這樣，偶爾會出現在一些人的夢中。
4
在老北京大大小小的數百所會館裏，我最早聽說的是紹興會館。因為它和魯迅先生有關。
1912年，魯迅作為名不見經傳的外省青年遷往北京，就落腳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一住就是7年。魯迅跟紹興會館挺有緣分的：30年前他降生於紹興城內東昌坊口的新台門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點翰林，恰巧在京中的這家會館待考候補。魯迅無意識地追隨了老祖父的足跡。到北京的第一個晚上，三、四十隻臭蟲為他舉行了“歡迎儀式”——咬得他無法安眠，隻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那期待著金榜題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曾遭受過類似的“款待”?紹興會館的臭蟲，因為吸過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
當時魯迅僅僅在民國政府的教育部掛著閑職(當個小科長呀什麼的)，終日生活於苦悶與彷徨之中，靠抄寫殘碑拓片消磨時光。這是他一生中最難熬的“蟄伏”期：青燈黃卷，愁眉苦臉。他經常夜飲。一街之隔的廣和居，一年中就去了多達20餘次。(葉祖孚曾聽一位在廣和居遺址附近居住了數十年的老大媽講述:“這裏還常來參觀的人，有日本來的，他們說要瞧瞧魯迅吃飯的地方。”)借酒澆愁愁愈愁，魯迅或許是從那時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晉風度，理解了黑暗年代裏人性的掙紮?前來訪談的錢玄同發現魯迅案頭堆滿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責怪他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魯迅環顧悶熱的陋室:“中國原本是一個沒有門窗的鐵屋子。假如這座鐵屋子萬難破毀，裏麵又躺著許多熟睡的人們，這些人最終都要被悶死——在不知不覺中由昏睡轉入死亡，誰也感覺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現在你大聲喊叫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讓他們盡管醒來卻依舊無可逃脫，讓這些人知道痛苦和將死的悲哀，而你又無力拯救他們，這究竟是仁慈，還是殘忍?”(引自鈕岱峰著《魯迅傳》)
紹興會館裏那些頹敗的老建築，使魯迅產生了這個著名的關於“鐵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發，便是在沉默中死亡。恰恰是紹興會館的寂寞與壓抑，打造出一位未來的呐喊的戰士。紹興會館建於清道光六年 (1826年)，原名“山陰會稽兩邑會館”，主要招待山陰、會稽兩縣進京趕考的舉人。魯迅來的時候，科舉製度已廢棄了，但他們仍然能嗅聞到封建的殘餘，舊中國那腐朽的氣息。他知道自己病了。他知道整個中國都在生病。1916年10月，姨表兄弟阮久孫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紹興會館的魯迅，說是被人追殺，並且寫了遺書——學過醫的魯迅，知道這位惶恐癲妄的親戚患了“迫害狂”類精神病。他通過一個人的遭際而窺察到一個時代的病情。於是創作了《狂人日記》——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一發而不可收，接著又寫出《孔乙己》、《藥》、《一件小事》、《我之節烈觀》等等。紹興會館，是魯迅早期作品的搖籃，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這一代文豪從抑鬱、沉淪到覺醒的過程。可以說，魯迅是到了紹興會館之後，才成為魯迅的，在此之前他僅僅是文學青年周樹人——一個逃婚的外地人，一個不會搞人際關係的失意的小職員，一個毫無鬥誌的悲哀主義者。
魯迅在紹興會館，先住在藤花館(院內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寫入小說)，又遷入補樹書屋——原有棵開淡紫色花朵的楝樹，不幸折斷，就補種了一棵槐樹，故名。鈕岱峰在《魯迅傳》裏寫道：“補樹書屋畢竟太古舊了。嚴密少窗的北方民居有時以陰涼見長，而在真正的悶熱來襲之時，卻顯出更加深重的壓抑憋悶感。這兒壁虎很多。周樹人發現它並非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是五毒之一。在夏天裏，他甚至養起了壁虎，養在小盒子裏，而生法捉一些蚊蠅之類喂它。抄寫石碑疲倦的時候，周樹人往往會受不了老屋的悶熱，到古槐樹下手搖蒲扇納涼。”傳說這棵古槐吊死過某財主的姨太太，因而許多人對補樹書屋敬而遠之。魯迅卻不怕。在我想像中，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頗像聊齋裏的落魄書生，背井離鄉，寄宿於荒宅古廟，雖無紅袖添香，潛意識裏卻並不畏懼美豔如夢的狐仙造訪。他在樹陰下搖動著芭蕉扇，是否還聞見了那隱形的佳人吹氣若蘭?我曾經說過：在弱不禁風的書生們(包括蒲鬆齡)身上，幻想就是一種戰鬥，就是飽經磨難的生命力的體現——尤其是對於善與美的幻想。魯迅比蒲鬆齡進步的地方，在於他幻想之餘，還學會了直麵人生的慘淡，直麵現實中的醜與惡。他雖然也有過短暫的逃避與妥協，最終還是選擇了對抗，選擇了夢碎後的出擊。
繼錢玄同之後，劉半農也去補樹書屋看望過魯迅，發現他仍在臨摹《六朝墓誌》，便問他為何執迷不悟?魯迅這次的回答要清醒得多，積極得多：“這不過是在吃鴉片而已。不過就要吃完了。”果然，不久之後他就開始寫投槍與匕首一樣的小說、詩歌乃至雜文。
魯迅住藤花館時，北側的嘉蔭堂住著好友許壽裳兄弟二人。總算有個伴，可以一起去廣和居聚餐，去琉璃廠淘書。當他從家鄉來信中聽說同仁範愛農溺水而死，便懷疑他是因社會的黑暗而自殺。範愛農身上的那種絕望仿佛也傳染給他了。他連忙冒著傾盆大雨去嘉蔭堂找許壽裳兄弟，以緩解內心無限的悲涼。
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上班，下班，拿薪水，付房租，吸煙，喝酒，讀古書，練毛筆字，發牢騷，養壁虎 (這可比八旗子弟養鳥、養蛐蛐另類得多)。
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沒有愛情，不修邊幅，鬱鬱寡歡，甚至會想到死(在床褥下藏有利器)。孤獨的根子在他心底埋下了，無法自拔。他曾經跟許壽裳透露：我搜集和翻譯這許多書，不是為了求學，而是為了替代美酒和女人。後人恐怕難以想像: 鐵骨錚錚的魯迅，居然也曾有過如此脆弱的一麵——在紹興會館，生活著一個頹廢而陌生的魯迅。
當然，魯迅也正是在紹興會館麵壁、磨劍、修煉並探求真理的。從自我封閉的鐵屋裏爆發出一聲驚世的呐喊。一個沉默寡言的漂泊者，居然成為一個時代的男高音。
紹興會館是個好地方啊，是培養鬥士的溫床。在魯迅搬進來之前，一位叫徐錫麟的老鄉也曾在這裏住過。僅僅相隔6年。徐錫麟回到南方後，於1907年刺殺安徽撫巡恩銘，發動安慶起義。失敗後，心髒被剜出祭恩銘，又供恩銘和保鏢們煎炒後分食。徐錫麟是跟秋瑾齊名的紹興烈士，魯迅住在紹興會館時，不可能不想到這位悲壯的鄉親(當然也會想到“秋風秋雨愁煞人”的鑒湖女俠)。他在《狂人日記》裏批判舊中國人吃人的現象：“從盤古辟天地以後，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麟)。”而他的另一篇小說《藥》(以革命者夏瑜被砍頭為背景)，則很明顯是哀悼秋瑾的。
徐錫麟生前曾為紹興會館(時稱山會邑館)慷慨捐款——其時他擔任安徽巡警學堂副辦。在會館內鐫刻捐款者名單的石碑上，能找到徐錫麟的名字(魯迅肯定關注過)。隻可惜這塊石碑，十幾年前失蹤了。
1917年，應魯迅的推薦，北大校長蔡元培同意聘請周作人為北大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員。周作人抵達北京即雇一輛洋車直奔紹興會館，與自己的兄長會合。哥倆“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這一其樂融融的情景在魯迅日記裏有記載。而周作人的日記也寫道：“至四時睡。”
魯迅幫周作人在補樹書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來我往，頻繁走動，而且經常一起會見共同的朋友。兄弟倆並肩在北京創業，多多少少抵消了長期折磨著魯迅的孤獨感——周作人的到來，確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魯迅的生活麵貌和精神狀態。紹興會館時期，也是周氏兄弟關係的黃金時代。“從1917年開始，在紹興會館，兩顆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運動給周氏兄弟帶來巨大聲譽，也帶來穩定的高收入……”(阿憶語) 於是，他們合力在西直門內八道灣購置了一套四合院，喜遷新居。
魯迅是1919年11月21日搬離紹興會館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時間是在紹興會館度過的。在這漫長的暗夜般的7年裏，他像一隻成蛹的蠶，艱難而執著地咬破束縛著自己的厚重蠶繭殼，咬破無邊的夜幕，最終蛻變為一隻自由的蝴蝶(或者說是撲火的燈蛾)。他一生所提倡並身體力行的“韌的戰鬥”，其實從紹興會館時期就開始了。
在紹興會館，寢食不安的魯迅醞釀了自己的未來。
在紹興會館，魯迅還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裏的寶劍，但已經常作壁上鳴。他的個性漸露端倪：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風度。至今在我心目中，魯迅仍是個老“另類”。
與其後期的堅強、穩健與成熟相比，魯迅早期的脆弱、孤獨與稚嫩甚至更令我感動。紹興會館時期，魯迅還是一個舊時代的青年的影子，是困頓無奈的弱者，是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是運行在地層下、尚未爆發的岩漿——當他終於擁有活火山的發言權之後，就徹底告別了寂寞，告別了苦澀的青春。
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哀聲歎氣，借酒澆愁，黯淡無光，衣冠不整，反而顯得無比真實。而這些，恰恰是曆史喜歡刪去的內容。
與光輝奪目的太陽相比，我更喜歡猜測月亮背麵的風景：是野草叢生，還是一片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