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猜測:巴金是否由劇情中人物預備紙錢、祭奠自己的獨白聯想到劇作家本人,老舍借助人物之口預言性地為自己提前唱出了一曲無意識的挽歌?“我出了劇場腦子裏還印著常四爺的一句話:‘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完全沒有想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追逐我。我聽見老舍同聲的聲音,是他在發問。這是他的遺言。我怎麼回答呢?”

巴金曾經對方殷等說過“老舍死去,使我們活著的人慚愧”以及“我們不能保護一個老舍,怎樣向後人交代”之類的肺腑之言。“老舍同誌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沒有能挽救他,我的確感到慚愧,也替我們那一代人感到慚愧。但我們是不是從這位偉大作家的慘死中找到什麼教訓?他的骨灰雖然不知道給拋撒到了什麼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傳全世界,通過他的口叫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請大家側耳傾聽吧:‘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請多一點關心他們吧,請多一點愛他們吧,不要挨到太遲了的時候……”

巴金在悼文中總結老舍——“他把最美好的東西留下來了”。縱然如此,老舍之死是北京城的損失,又是一代人的損失。或者說,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距老舍之死已有43年了,恰恰43歲的我(代表北京城裏的一代年輕文人),以文字追懷43年前一位偉大的死者,權當新世紀一次冗長的默哀吧!

這樣的工作不隻我一個人在做。另一位我不相識的同誌宋炳輝所采取的紀念方式,是把水上勉、井上靖以及冰心、胡風等諸多中外文化名人回憶老舍的文章編選為一冊《老舍印象》,並在序言中傾述:“老舍之死是觸目驚心的。但令人驚悚的還不僅因為他是10年‘文革’裏中國作家舍身殉難的第一人,也不隻由於他在受辱於盛名之下而作出的毅然抉擇,甚至不在於他的死會令人驚異於其和屈原投江的一幕的何其相似。與2200多年前的屈原之死相比,老舍的縱身一躍與我們近在咫尺……”

如果這種聯係不算牽強附會的話,那麼我作為一個在老舍死後才出生的遲到的忠實讀者,則要沉痛地詠歎:太平湖、太平湖,不僅僅是一位叫老舍的文人的葬身之地,也是北京曆史中的汩羅江,它離我寫作的寓所隻有10公裏,它離今夜隻有43年……

但同樣有一點是令人欣慰的:老舍的靈魂從來就不曾離開過他所熱愛的北京,老舍的藝術生命是不死的,他所呼吸著的那個博大而永恒的時空,離我們乃至離後人,都隻有一紙之隔。

老舍之死固然是北京城的一大損失,但老舍同樣是北京城永遠的驕傲。他以自己的母語濃縮、定格了北京城一段曆史、一個時代,作為一份厚禮饋贈給在這座城市生活過並且還在生活的人民。他是最純粹、最徹底的人民的作家。

同樣,這也要感謝北京,北京給20世紀的中國貢獻了一位平民化的大師。老舍的作品不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老舍沒死。老舍不死!

就身份而言,老舍區別於同時期大多數作家之處,在於他是滿族人(或稱北平旗人)。寧恩承先生歸納過:“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類,300年中滿洲人有三位傑出的小說作家,可稱為滿洲三傑。第一個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第二個是《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第三個當推老舍。這三個人都是北京滿洲人。第二相同之點是三傑全為窮愁所困。”

他指出曹雪匠在被抄家之前至少還有過一段富裕豔麗的少年時代,所以才做得出紅樓之夢,有其記憶方有其夢想?李汝珍和老舍則始終掙紮於貧困,因而三人的題材有別:“曹雪芹寫言情小說,李汝珍寫諷世小說。老舍的題材是窮苦大眾,不寫女人。”這或許恰好概括了大清王朝由繁華到腐敗直至沒落的完整夢境,老舍描述清末民初市井人物的尷尬已帶有總結的性質。

可以說他出生於正紅旗下即開始體驗到夢的破碎與現實的步步緊逼,他本人的心態或文筆俱是在對貧困衰敗的窮於應付中變得尖刻犀利的。此情此景,非本世紀初的北平旗人不能體會其酸甜苦辣。“因為從小兒就窮,生活在窮苦人群之中,北京的大雜院、洋車夫、趕驢腳的、拉駱駝的,全是他的朋友,他都有深刻的了解。天橋說相聲的、唱大鼓書的、耍狗熊的、賣狗皮膏藥的,他均極熟悉。這群人是他寫小說的資本。”

曹雪匠雖然晚景淒涼,畢竟是落難公子,有舊夢重溫;直輪到老舍,才終於洋溢出江湖的氣息。太虛幻境終究被現實主義所代替。

寧恩承形容老舍時隻用過一個有華麗遺風的比喻,倒也別出心裁:“老舍的文學很像年輕的旗人貴婦,天然的腳不纏足……老舍的小說不用文言,不用詩句,不用典故,不用文白加雜的句子,不受纏足的限製。天然的旗裝是他獨樹一幟的創造。”

跟貴族傾向的《紅樓夢》相比,老舍已徹底的平民化,榮華洗盡,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他返璞歸真的文風簡直令讀者想象得出百姓炕頭上供奉的窩窩頭的滋味,也堪稱平民樸素的道理。這也是我們的曆史、我們的生活對老舍念念不忘的原因。

“老舍屬於北京,就像沈從文屬於湘西一樣……老舍很典型地體現了老北京文化的特點,是語言的,也是道德的、行為的。因為他和他的作品,因為他的悲劇命運,使得後人對老北京的解說,有了一個他人難以取代的印象。”這是李輝的觀點。

有一次在東四聚會,我向李輝表達了對他所寫《消失了的太平湖》一文的讚歎,因為他把握住了理解老舍的核心:“不管旅居到世界什麼地方,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據首要位置的從來就是北京,他的所有創作中,最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為背景的作品。”

老舍實際上是最容易獲得理解的作家,隻要你把握住他對北京這座城市的感情。我同意李輝的觀點。

我想,老舍若仍然生活在這座城市裏,對此也不會加以否認。他這種與其生命同在的感情是無法向自己乃至別人掩飾的,簡直是赤子之情:“我生在北平,那裏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仁茶的吆喝的聲音,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張彩色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大膽地描畫它。它是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

這種感情是博大的,但又能細微到貫徹於街頭小販的吆喝之中,這並不影響老舍在讀者心目中的偉大。恰恰相反,諸如此類的細節正是老舍之所以偉大的源泉。即使憑借個人的體驗,他也挽留了一座如此重要的城市的一段如此重要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