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眼中，剛剛從淪陷的曆史中掙脫的煥然一新的北京城，亦將因沈從文的重新出現而增添那麼一絲光彩。
誇張地說，我覺得沈從文有兩個，一個是湘西人沈從文，一個是北京人沈從文，他們共同組合成20世紀一位文學大師完整的人生曆程。
沈從文生長於苗漢雜居的湘西，未曾受過正規的中學和大學教育，他的文風與人格都帶有蠻荒之地所孕育的淳樸與野性，如施蟄存所說：“……在他的早年，中國文化傳統給他的影響不大。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題材、故事和人物理解的基礎。各式各樣單純、質樸、粗野、愚昧的人與事，用一種直率而古拙、簡淨而俚俗的語言文字勾勒出來。他的文體，沒有學院氣，或書生氣，不是語文修養的產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經驗的錄音……這是一個苗漢混血青年的某種潛在意識的偶然奔放……”
沈從文一貫自稱是永遠的鄉下人，甚至在向張兆和求愛時也詩意地表達“讓我這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張兆和心有靈犀地給他回了電報：“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弄得發報員好生奇怪，猜不出是什麼暗號。
這不是一般的鄉下人的愛情，這簡直是鄉下的詩人的愛情。他移居北京後，接受了城市文明，跟知識分子中的紳士派廣泛交往，沾染了不少紳士氣，但仍然帶有鄉村紳士的傾向：“早年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氣，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他在紳士們中間，還不是一個洋紳士，而是一個土紳士。”(施蟄存語)
他成為北京人後，由於血統與身世的緣故，依然是一個複雜的北京人，或者說是一個複雜的北京文人。
當然沈從文自己意識不到這點，1933年他發表《文學者的態度》，把南北作家劃分為“海派”和“京派”，褒揚京派而貶低海派，並自居於京派之列，誘發了一場轟動南北文壇的大爭論。沈從文作為“海派”“京派”之爭的始作俑者，對自己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京派文人而不無自豪。
李輝轉述過陳思和在《巴金傳》中對三十年代包括沈從文在內的京派文人的評價：“這些以清華、燕京大學為中心的幾代由作家、理論家組成的文人，是在‘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中形成的。他們於樸實中見開放，對外來思潮也不保守，受到的壓迫與政治幹擾暫時還不大，正是新文學發展的理想時機”。他進而聯想到“這種自由主義傳統，是否也包含著這樣一層含意：像沈從文這樣的作家，作為一個個體，在構造自己的文學理想的同時，將一顆不安分的靈魂，同源自湘西山水的性格結為一體，該是同樣的美妙。這種不安分，後來被以寂寞表現出來的一種平和所湮沒了。人們更多地看到的，隻是他並非出本意的與文學的疏遠，以及久久的沉默……”
李輝把沈從文身上的這種不安分稱為“極為難得的‘五四’傳統”，這自然與沈從文生活在爆發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北京城、以及他個人努力弘揚京派文人的精神不無潛在關係。
雖然沈從文的後半生屬於北京城，但解放以後由於一言難盡的原因，他出人意料地告別了自己的文學時代。用黃苗子的說法就是“我們這位‘五四’以來具有影響的作家，由於從事‘文物’，便沒有生產‘文章’。”
他改行美術考古學，在故宮博物館的青燈黃卷中浮沉，由文學轉向學術，另一個沈從文出現了，並推翻了自己的前身。
黃苗子還辛酸地描繪過浩劫期間的沈從文：“天安門城樓上的男女廁所，沈從文認認真真地天天去打掃(後人如寫‘天安門史’，應該補這一筆)，他像摩挲一件青銅器那樣摩挲每一座馬桶。”
沈從文後半生是寂寞的，簡直跟他的前半生判若兩人，北京給過他輝煌，也給過他蕭瑟。
他的得意門生汪曾祺說：“沈先生五十年代後放下寫小說散文的筆，改業鑽研文物，而且鑽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奇怪。實不奇怪。”
而常風則說：“沈從文先生的後半生的貢獻是大家不會想到的，也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他的古文物學者、專家的聲譽三十年來讓人忘記原來是小說家了。他在知命之年，不得不離開他原來的文學專業，改行重起爐灶。”
據說他的葬禮遵其遺囑未放哀樂，而改放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他生前最喜愛的音樂。莫非是有原因的?悲愴啊悲愴，老人的悲愴正是中國的悲愴，今天夜裏，我在紙上欲為之一哭。
沈從文後半生在北京城裏，像任何一位平凡的北京人一樣生活，默默經曆著歲月的流逝，對於我們國家的文學來說這是多麼巨大的損失。今人與後人所能讀到的，都隻能是他前半生的作品了。以《邊城》為代表的沈從文，是屬於北京城的，又是永遠屬於湘西的邊城的。他永遠是邊城的哨兵。
幸好他後半生撰寫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被稱為“前無古人的巨著”。他不再剖析今人的靈魂，改而研究古人的服飾。不管怎麼說，這畢竟是他在北京城裏一段人生的結晶，可算獻給這座作為其生命歸宿的城市的一份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