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覺得最值得反複玩味的名勝古跡乃是故宮博物館，這是令人百讀不厭的一部傳世經卷。每次遊覽故宮博物館，就要像當初剛來北京下火車時一樣，想到沈從文。這裏是他工作過的地方。
如果說我在北京火車站想到的是一位遙遠的青年，在故宮博物館想到的則是一位遙遠的老人。他們是同一個人嗎?
他們確實是同一個人。隻不過我的心情有所不同罷了。
我不禁胡亂猜測：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是否也曾經伴隨沈從文經曆過一次沉重的脫軌，或者說，沈從文後期的沉寂是否貫徹了一個時代的縮影?否則為什麼每當想到沈從文，我就一陣心疼?
對於一位作家而言，我既是其作品的讀者又是其命運的目擊者，我借助曆史的潛望鏡目睹了作家本人無法控製的一次脫軌與轉折(或用史料中“改行”的說法)。
也許我所關注的這趟火車並未脫離這個時代的軌道，但是上帝以扳道工的麵貌出現，用一個隱秘的手勢，就不易察覺地改變了它的運行方向。火車依然在行駛，隻不過是在與自身的慣性相反的方向行駛，它所體驗到的割舍靈魂的疼痛，已不可言傳了。
最終，一切個人的疼痛會被世界的麻木所取代。這是一次沒有事故現場的脫軌，沒有預謀與記載的寂滅，對於其承受者而言，似乎也沒有怨悔。哀莫大於心死，或許選擇遺忘正是尊重記憶的最佳方式。
在浩劫期間，沈先生留存的自己著述的樣本被全部銷毀，他好像並未感到可惜，更不加以回憶。
雲開霧散之後，沈先生的傳記作者淩宇前去采訪，驚訝地發現：“時間過去了三十年乃至半個世紀，許多作品及一些筆名連沈先生自己也忘卻了……我偶有所得——那些以沈先生忘卻的筆名發表的作品，便請沈先生加以驗證。”
據說常常出現類似的情形，淩宇說出一篇待驗證的作品名稱，沈從文搖搖頭：“記不得了。”於是淩宇便複述作品的內容。還不等他說完，沈先生老人便孩子一樣天真地拍起手來：“是我的，是我的!”他笑著，眼裏有了淚花，似乎很高興。
淩宇描述的這個細節我總是忘不掉，仿佛親眼目睹了老人捕撈到失去的記憶時那掛著淚花的笑臉。
想到沈從文的晚年，我腦海便浮現出這麼一張笑臉，內心總要一陣痙攣。我不再懷疑，在特定的背景與壓力下，沈先生曾忍住疼痛親手掩埋了自己的一段文學記憶，或者說得更悲愴點：親手掩埋了自己，把自己曾珍視的精神建築一舉夷為廢墟。他並非患有先天性的失憶症。
沈先生的後半生，是在自己的文學廢墟中淒涼地度過的。當然，他也在廢墟中一磚一瓦地堆砌起另一座全新的宮殿：《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所以說他並不是完全的失敗者。
黃苗子曾評價過沈先生後半生在文學上的荒蕪(即作家身份的過早終結)：“可是沈先生對於這一點，他並沒有介意——至少在表麵上。他永遠興致極高地談他的美術考古……沈先生是否就永遠忘記了他的文學創作生涯了呢?並不。最近我同沈先生談起，在國外，有一位研究他的文藝作品的學者得到了博士學位。沈先生羞澀地笑了一笑，大拇指按著小指伸出手來，輕聲地更正說‘三位了’。”
沈從文的故鄉是湖南的鳳凰，被新西蘭老人艾黎稱為“中國最美的兩個小城之一”。他本人就是一隻鳳凰，一隻能在烈火與灰燼中獲得新生的神話之鳥。沈從文是在類似於鳳凰涅槃的痛苦與幸福中送別舊我而迎接新我的。
沈從文自稱鄉下人，他從蠻荒的湘西第一次來北平時，肯定有一種“進城”的感覺。他相當一部分作品都是來到城市後通過回憶寫下的，主題依然是魂索夢繞的鄉情民俗。因而獲得了雙重身份：既是一個生活在城裏的鄉下人，又是一個不斷懷念著鄉土的城裏人。
他即使在幹燥寒冷的北方城市，文筆仍然凝注著舊中國南方農村河流與泥土的氣息乃至巫鬼詩情，仿佛刻意要為城市讀者創造一個鄉村的神話。沈從文不曾割舍自己靈魂的根須與遠方廣袤原野潛在的聯係，他的鄉土情感是真正的城裏人(或城市文人)無法想象與比擬的。
他既為舊中國古老的農業文明吟唱了一曲劃時代的挽歌，又為缺乏想象力的現代城市生活饋贈一首天外來音般的田園詩，炊煙彌漫的鄉愁因為都市背景的烘托而愈顯纏綿悱惻。
他不僅是鄉下人，更是鄉下的詩人(農民式的中國知識分子)。他不僅是城裏人，更是一個反複詠誦著“歸去來兮、田園將蕪”的城裏的隱士(用古人的說法，大隱隱於市)。至於他的後半生，又做了北京城裏的文學隱士，告別文學而歸逸，隱逸於秦磚漢瓦、青燈黃卷。就像徐誌摩再別康橋一樣——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沈從文曾於四十年代寫下自我預言：“二十世紀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者命定的悲劇性”。
我估計，隨著現代大工業文明對鄉村精神的蠶食與消化，又有誰敢於把鄉土情感視若至高無上的精神財富，至少在沈從文的作品中，它已接近於沒有傳人的遺產了。
所以，沈從文，也將是中國文壇上的最後一個鄉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