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淡泊平生範吾禱
——悼念曉天同誌
繆俊傑
我們的朋友，我的兄長般的朋友江曉天同誌走了。就在10月7日，重陽節的早上。他的老伴李茹送他去醫院，走出門，在公寓電梯的輪椅上睡著了，永遠地睡著了。
他走得很突然，但很從容。他在病中留下遺言：他走後，喪事從簡，不要麻煩組織和親友，讓他一個人靜悄悄地走向遠方。他囑咐：把他的骨灰撒向大海，讓他同女兒——1975年在南海艦隊犧牲的烈士靳虹為伴。李茹平靜地講述著曉天的最後時光，讓朋友們動容，肅然起敬。
曉天走了，甚至連骨灰都不留下。但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友誼。他的為人和為文，他一生淡泊名利，成為吾輩的典範。
今天的讀者，包括文藝圈子裏許多人，不認識江曉天，甚至不知道江曉天的名字。但是經曆過上個世紀下半葉文壇風雨的人們，幾乎都熟知江曉天，知道他作為一個出色的編輯家和評論家所作出的貢獻。曉天1941年15歲參加革命，在淮南抗日根據地曆任小學教員、華中建設大學教育幹事、《青年文化》報主編、 《山東青年》報副總編。全國解放後，在團中央工作，後來出任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他作為一個職業編輯、編輯室主任，兢兢業業，悟盡職守。經他之手編輯和審批的許多書稿，成為紅色文藝經典，教育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人們當會記得在讀者中影響深遠的“三紅一創”——《紅旗譜》、《紅岩》、《紅日》、《創業史》，這些長篇經典，都是經過江曉天之手，走向讀者，走向全國，走向一代又一代人群的。曉天在做文藝編輯工作時，樂意扶持新人，全心全意地為他人做嫁衣裳。許多後來成為名人的作家，都是經江曉天的扶持而麵世的。
江曉天很有見地，但大多數情況是“述而不作”。他對文藝創作有許多很好的見解，但卻很少寫文章，很少對作家、對文藝創作指手畫腳。他常常為作家出主意，成為作家的“軍師”。有人說，姚雪垠背後有一個“軍師”，那就是江曉天。上世紀60年代，姚雪垠剛摘掉“右派”帽子，著手寫作《李自成》。在那個年代，在那個政治氛圍和社會氛圍中，姚雪垠要出版大部頭作品是有相當難度的。江曉天為姚雪垠出主意，要他寫信給毛主席，彙報自己的創作計劃，通過可靠渠道把信呈給毛主席，果然得到主席的批示。稍後，江曉天代表編輯部到武漢，把“最高指示”告訴姚雪垠，姚激動不已。姚雪垠在“文革”中避免了各種幹擾，潛心創作，這裏麵有江曉天的一份功勞。此事已傳為佳話。
江曉天具有文藝評論家的勇氣和素養。粉碎“四人幫”以後，他被中央書記處任命為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兼文聯研究室主任。他同馮牧同誌一起，率領他們的團隊——研究室的同誌們一起奮鬥。我記得有丁寧、顧嚷、鄭伯農、劉夢溪、李興葉、李樹聲、丁道希等同誌，為文藝戰線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披荊斬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當時在人民日報社工作，記得曉天率領的團隊，常常為《人民日報》撰寫“本報評論員”、“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批判“極左”思潮，扶植新生力量。我正是在那一段時期相識曉天，相知曉天，而成為莫逆之交的。
作為一個評論家，曉天對作家滿腔熱情。許多作家寄書給他，請他批評指
同作者交談書稿意見正，請他寫文章。他總是花許多時間去閱讀作品，他讀得很認真、很仔細，甚至對作品許多細節都記得很清楚。他對作家對作品提出許多十分中肯的意見，從不 “大而化之”。他對作家充滿熱情。就在前幾年，安徽作家魯彥周邀他去參加研討會，多年不出行的他，還是帶著病體，同永旺同誌等一起長途跋涉去安徽。他赴會是沒有任何酬勞的，同時下“有償評論”之風大相徑庭。
曉天淡泊名利，但同文藝界的朋友，特別是評論界的朋友有著很真誠的友誼。自從光年、荒煤、馮牧、達成、潔民走了之後，曉天身體不佳，走不動了，但他仍然十分關心文藝，關心文藝界，關心評論。有時，我們在協和醫院碰見，他總是問起文藝界朋友們的近況，問見過朱寨嗎，他身體如何？問同上海有聯係
和繆俊傑（中）周明（右一）嗎？徐中玉、錢穀融、王元化、李子雲情況如何？言談中，吐露出他對朋友們的關切。去年秋天，北京評論界的部分老朋友，永旺、顧驟、錫誠、閻綱、丹晨、西來、秦晉和我等十餘人到曉天家裏探望，他十分高興，帶著病體，由李茹推著輪椅，陪我們去旁邊的飯館吃飯。並且相約，到明年秋天再聚會。沒有想到，就在大家期望相聚的日子，曉天靜悄悄地走了。他生前有約，已難實現，我們隻好到八寶山為他送行了。昨聞噩耗，作詩一首，送曉天遠行：
曉色天光出徽州，江南熱土少年遊。
三紅一創業績在，淡泊平生範吾濤．
我們會來到他的身邊，再道一聲：曉天大哥走好，到天國那邊去安息吧！
原載《中國藝術報》2008年10月10日
即之也溫真君子
——記曉天
閻綱
江曉天，和藹可親，即之也溫，像個老大哥，我們叫他老江。
知道老江其人，是很早以前的事了。1962年初，冰封時節，侯金鏡帶我到頤和園讀去年全年的中、長篇小說，趕在12月底出版的《紅岩》還帶著墨香，侯金鏡發現後高興得不得了，讓我在《1961年中篇、長篇小說印象記》裏突出作了介紹，接著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共產黨人的正氣歌》，《文藝報》編發了《＜紅岩》五人談》，不成想，洛陽紙貴，爭說“紅岩事”，頓時出現“紅岩熱”，1962年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的“紅岩年”。
由於多次拜訪，我同《紅岩》的責編張羽熟悉起來。張羽幾下重慶，同二位作者通宵達旦把第五稿定稿，我很敬重他，但是他說，《紅岩》成書，江曉天的作用不可埋沒，是他得知《在烈火中永生》發表後社會反映強烈，又發現作者合作的一部長篇作品《禁錮的世界》，喜不自禁，便將它列入“獻禮規劃”，不停地幫作者進行修改。
我們《文藝報》引以為榮的是向讀者推出紅極一時的“三紅一創”（《紅岩》、《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還有《烈火金剛》等。這幾部作品的評論文章，差不多是我參與組稿、編輯的，十分清楚它們的轟動和影響，可以說，是這批作品（以及《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戰鬥的青春》、《豔陽天》等等），為“文革”前時期中國社會主義的文學事業結出碩果。而“三紅一創”加“一烈”，全都在江曉天的策劃和主持下得以問世。我牢牢記住江曉天這個名字。
1978年5月的一天，中國青年出版社王維玲、南新宙先後打電話讓我到朝陽醫院去，說柳青找我。
柳青盤坐在病床上，說：“過一天是一天，又拖了整整半年。”我說：“這半年你不簡單，《創業史》第二部下卷在《延河》陸續發表了。”我告訴他，全國文聯和各個協會馬上要恢複，全國文聯即將召開全委擴大會，《文藝報》決定複刊，我已經歸隊，離開《人民文學》。
看見柳青一邊笑，一邊埋在碗裏大口大口地吃醬肉，心裏說不出的高興。
不一會，姚雪垠和江曉天來。鶴發童顏的姚雪垠，現身說法，證明生命在於運動。江曉天說，62歲不算老，老劉（柳青姓劉），你要增強信心，安心養病，江曉天、閻綱、陳登科攝於淮河鄉土文學筆會（1982）把四大部作品完成。柳青放下醬肉碗，說：“胃口還行，比你們是不行了！”但語調並不灰心。
我和老江閑聊，說：“魯迅要是活到五七年肯定會打成右派”，大家都笑了。姚老接上話茬兒說：“閻綱你這麼說，我同意，我也這麼說過。”老江說，是啊，五七年這一關，魯迅也難過去。我說：“老江，《李自成》的出版，姚老可得感謝你啊！”姚老對我說：“《李自成》一卷出版，你們《文藝報》在《1961年中篇、長篇小說印象記》裏重點推薦，敢於首先站出來肯定它，我很感激啊！”
柳青聽得人神，我便介紹說，《李自成》第一卷的責任編輯就是江曉天。江曉天不但幫助劃過右派的姚老精心加工，張羅出版，而且在“文革”後期給姚老出主意，上書毛主席，《李自成》第二卷得以出版，同時救活了被“砸爛”的中國青年出版社恢複工作，這件事讓江曉天名揚文壇。
1978年，《文藝報》複刊，東四南大街禮士胡同52號一座於會泳當年坐鎮和自殺的小院裏，聚集著義憤填膺的一群。它既是敢於弄潮的參謀部，又是對外開放的文藝沙龍。我們的主編馮牧同時領導的另一個曉勇善戰的部門——文化部理論政策研究室，就在馬路的對過，江曉天、顧驟、劉夢溪、鄭伯農、李興葉、李樹聲等一幫筆杆子，像一家人似的，經常走動，言必“思想解放”，語多“文壇動向”，激昂慷慨，捶胸頓足，聊著聊著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有了。江曉天就是他們的負責人，他從舊營壘掙脫出來，反戈一擊，必致敵於死命；他的熱情、廣博和厚道，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老江對於我們這些小兄弟，嗬護有加，隻要見麵總說些鼓勵的話，言詞懇切。我出身舊官僚家庭，成分不好，雖然是1949年的老共青團員，至今卻無緣人黨，老江有些著急。他這人當時“右”得可以，一再對我說，他恨透“唯成分”論，難道毛主席的出身好嗎？恩格斯的出身好嗎？一天，他告訴我說，他已經找過馮牧他們，要有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論，馮牧表示《文藝報》支部會按黨章辦事。還說他和丁寧等一些老同誌，都為我們這樣的“中年老編輯，的人黨問題奔走呼號。1979年，經劉錫誠、鄭興萬介紹，支部大會的批評教育，我加人中國共產黨。
1982年，安徽蚌埠文聯主席張鍥舉辦筆會，我和老江也去了。最難忘，在懷遠縣登山的活動中，也就是在安徽故土，他向我講述他的經曆，非常低調，但在我的心中非常高尚。令我最為感動的是，1960年6月，他們正在為《禁錮的世界》 （《紅岩》的前身）的修改緊鑼密鼓的時候，遭遇不幸了，因為他在一封寫給老家的信中表示對家鄉餓死人的不滿，無情的批判持續達5個月之久。但是老江以黨性為重，對黨的事業負責，強行克製個人的情緒，絲毫不影響他對《禁錮的世界》的總體評價，不影響他依然認真仔細地發表具體的修改意見。一邊挨批判，一邊談稿子，各半天：“批判會上午開，我就下午談；下午開，我上午談。”
2008年秋，我們相約看望病中曉天，座中，繆俊傑、顧嗎、劉錫誠、謝永旺、陳丹晨、秦晉、何西來等，大家相談甚歡，不盡的話題！李茹女士特別高興，說這種融洽的氣氛讓老江特別舒暢。
老江82歲，又在病中，弱不禁風，一群小老弟的到來使他回到崢嶸歲月，不禁歎惋又異常興奮，不時現出當年溫馨的笑容，大家覺得很溫暖。
10月7日，噩耗傳來，作別不滿百日，音容宛在人離去。
像江曉天這樣善行天下又淡泊人生的人，即便盛宴不再，朋友也不會忘記他。
原載《文藝報》2009年8月4日
我得兄事之，幸也
——曉天逝世周年祭
馮立三
清晨，我準時起床。住在我家的、我的二女兒清華附中時的同學康曦在她的屋子裏喊：“馮叔叔，你剛才喊‘江曉天’了，喊了三聲。”呢，這幾天趕寫《曉天逝世周年祭》，日思夜想，一腦子的曉天。一年了，我還不能完全適應沒有曉天的生活。最初一段甚至覺得若有所失。終於到了“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故人入我夢，明我方相憶”，“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杜甫《夢李白》）的時候。曉天，真的走了。
第一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前夕，我出任光明日報文藝部文藝評論組組長，負責主編《文學與藝術》專刊。我原來編《東風》，現在編評論，有些人需要去拜望一下。我首先拜望的，就是文聯理論研究室主任江曉天先生。時在第一屆茅盾文學獎評獎結果剛剛揭曉當口。
華屋回廊，庭院台階，一架兩棵交頸的藤蘿使藤蘿院名副其實。曉天年輕時該是瀟灑而英俊，五十多了，依然清瘦、幹練，比常人要長的長壽眉，挑上去又垂下來，平添幾分慈祥。曉天寬厚仁和，研究室氣氛寬鬆、民主、自由、和諧。
高屋建領，勢如破竹。曉天一開口，就令我刮目相看。完全不是文藝官僚，不講則已，一講就是批評與教訓。內行，有見解，觀點鮮明，沒有左顧右盼，沒有吞吞吐吐。開口就論茅盾文學獎。
曆史題材單論，先說現實題材方麵。思想、內容、題材、主題這類內容性東西，是把顛倒的曆史重新顛倒過來。“四人幫”極左那一套成為批判對象，被壓抑、被摧殘、被迫害、反抗“四人幫”極左統治的人物，成為歌頌對象。無產階級文學、人民的文學，不能反人民，不能反曆史，它是表現人民的嘛！
創作手法恢複了現實主義的真實性、批判性。突破了現實主義框架，豐富了我們原有的創作格局。《冬天裏的春天》在藝術處理上打破時空界限，用曆史與現實交叉錯落的結構方法，將幾個大的曆史階段表現出來，有現實主義不能企及的效果。圍繞王蒙、李國文等人的現代派寫法的爭論，是件好事，萬馬齊暗究可哀嘛！政治上不能閉關鎖國，藝術也一樣嘛！意識流拓展了人物的心理空間，使藝術結構更加從容、自然、自如，值得借鑒。粉碎“四人幫”，曆史發展出現了巨大轉機。雷霆發於孟春，萬卉為之萌動。新時期，新文學，新的人物，新的主題，新的方法，新的格調，好得很！
現實主義也要發展，“四人幫”把現實主義歪曲成反現實主義，這要扭轉過來，恢複本來麵目。僅僅恢複本來麵目也不夠，本身也要發展，可以吸收別的方法，綜合而出新嘛！
曉天誇獎我主動來聯係溝通，說，文聯研究室今後會加強與你們光明日報的聯係，要互相支持，一起開辟一個文學的新時代。
曉天忽然提出一個大問題，‘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們把文藝方向從 “四人幫”文藝，否定一切傳統文藝，反對“曆史的”與“美學的”批評思想，轉到正確軌道。但勝利可能還局限在政治方麵，在文藝的政治觀上，而在文藝的美學觀方麵，藝術追求方麵，還是處在政治與藝術割裂，藝術圖解政治、服務政治的框架裏。“四人幫”是“三突出”，突出符合“四人幫”政治標準的人物，我們現在也是“三突出”，突出反“四人幫”政治標準的人物。各從政治兩極出發，而在損害生活的豐富性、飽滿性、獨特性方麵不謀而合。這說法有點聳人聽聞，但事實如此。我感到，要使我們的文藝真正走上康莊大道，僅從政治上撥亂反正是不夠的，還要從藝術觀上，文學創作方法上，人物塑造方式上撥亂反正。認真地、全麵地、徹底地恢複文學藝術的現實主義傳統，應該能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這一大篇談話，使我對江曉天先生肅然起敬。果然是文聯研究室主任，不愧是文聯書記處書記！有全局，有見識，有預見，見微知著，高瞻遠矚。
我此後便經常登曉天家門，不知從哪天起，連大嫂李茹都叫“立三”了，成朋友了。
曉天西行，倏忽一年。寂寞無朋，人何以堪？
在文壇，再也沒有地方可以進門就說，“大嫂，有吃的嗎，還沒吃飯呢，餓了。”大哥，大嫂，立三，這麼叫，快叫成親兄弟了。
曉天給我寫劉禹錫《陋室銘》、李白《將進酒》，都會寫上“立三小弟請賞”。
《陋室銘》，橫幅，五十公分高，一百公分寬。字工麗。自潘家園搬往西單新文化街時，不慎遺失。當時也沒在意，丟就丟了吧，讓大哥重寫一張也就完了。
沒想到，匆匆忙忙，曉天走了！還怎麼補？
我喜歡唐達成的字畫，但家裏沒有他的字畫，也是這麼弄的。我說，“就兩間破房，掛哪兒？等將來有了大點的房子，你再給我寫、給我畫，寫成詩、書、畫配。”達成說，“行，我隨時待命。”結果，達成走了，達成夫人也走了，兒子小牛也不知道幹什麼去了，還怎麼弄達成的字畫？
好在我有馬中行送我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冊《達成書畫》，莊重，大家氣派，有足夠的篇幅。雖不能掛在牆上，卻可隨時翻閱。
不論達成窮達，我和秦晉每年大年初四上午都去看他，從1979年到1998年，從虎坊橋到安定門，年年不落，現在，家破人亡，變成風，無影無蹤了。
我家進門迎麵牆上，隻有曉天書之李白的《將進酒》，“立三小弟請賞”獨占一行，甚為醒目。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端莊，清麗，飽滿，嚴謹，外柔內剛，剛柔相濟。秦晉、繆俊傑、何啟治、嶽建一、章德寧、貝奇，我男四中的中學同學——凡見過這篇字的人，都說寫得好，是書法家的字。在亞太地區書法比賽中榮獲第七名的書法家王之磷評論說，“江曉天的字屬雋秀而有風骨者，基本功紮實，楷書底子好，在毫無依傍的自學成才者中應該名列前茅。”
在我二居之家的四壁，除曉天兄的《將進酒》，便是首都師範大學教授王世征書寫的行草、我作於19“年冬被揪鬥者學習班上險些惹禍、題為《浮雲》的詩：
空蒙蒙一天浮雲，
紛亂亂滿腦思緒．
謠言無須說，
汙蔑何足辯，
長風自會掃殘雲，
姑且聽其自然。
愛以愛答， ，嘈以，僧酬，
是非從來分判。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
於天上看見深淵。
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
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地球邊緣有人放號，
遙遠星空傳來魯迅遺言。
曉天生前在虎坊橋看過這首詩。是在我向他講述我的經曆時把這首詩拿給他看的。當時他神色凝重，一改往日挾著香煙，笑微微與人交談的素常神態，他說，還沒大學畢業，就被揪鬥批判，難怪怒氣衝天！字裏行間盡是不平之聲。可以看出你的剛烈性格和古詩詞修養。“浩歌狂熱”四句，是魯迅《野草》裏的吧？引得恰當。‘文化大革命’就正好是“狂熱”、“深淵”、“無所有”、 “無所希望”。“有人在地球邊緣放號”，是指郭沫若的同題詩吧？你在十年浩劫中絕望抗爭，不借形勢，不憑政策，隻憑自己的義勇、決絕、不成功則成仁、孤注一擲，居然在那個年代，把這個冤案硬翻過來，這很了不起！是一種性格勝利，英雄性格！這首詩是對那段特殊年代的有個性、有藝術的記錄，真是官逼民反啊！
我說，“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挨鬥，批判者用的全是一九六四年大學畢業鑒定。就個人命運而言，與其說我決不寬恕文化大革命，還不如說我對師範學院那位公報私仇的班主任的凶惡殘忍、狠下毒手、讓我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含垢忍辱，“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四、五腰椎峽部斷裂，綁上鋼環，有如牆裂而打錫子。陰天下雨腰背疼痛，經常提醒你勿忘國恥！小人之可恨！”
曉天說，“一搞運動，就有人助封為虐。屬於借助形勢，狐假虎威，以人血染紅頂子者，不必寬恕。那是壞人作惡，是品質問題。大多數是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運動是黨發動的嘛，不跟著幹也不行嘛！這些人隻要表示錯了，道個歉，也就可以了結了。”
我說，“是啊！問題是那個班主任造了孽，造成嚴重後果——我後腰都打斷了，至今也沒有一句認錯的話。‘相逢一笑泯恩仇’，可得有那‘一笑’啊！在我看來，有些人整人時心思惡濁，手段歹毒，怎麼有臉檢討？一檢討，還能再人模狗樣地在人前指手畫腳嗎？還能繼續腆胸疊肚，示人以一貫正確的馬列主義的英雄相嗎？”
曉天說，“許多地方都有這種人。對這種人，就是不理不睬，冷著他！讓他明白作惡有代價！”
我說，“那個班主任如果真能以我的血染紅他的頂子，也算沒有白作惡。不學無術，整人有術。不過，隻靠創造性地貫徹上級整人要求，也無法在仕途上有所進步。太愚蠢了，雖極左而難用。在清平年代，派不上用場。”
曉天是個是非分明、嫉惡如仇的人。凡事三思，遇事忍讓，謹言慎行，退避三舍，不逛言，不異語。在他激憤難抑之時，語速會加快，不像他平時之平和、沉穩、不溫不火，他的長壽眉會一聳一聳地抖動。他的長壽眉比別人的要硬，要長，挑上去又斜垂下來，甚為耐看，慈眉善目，如同楊柳青年畫所畫壽星一般。
曉天曾經向我索字，“我已經給了你兩幅字，你也給我寫一張。”我說， “我的字是大字報體，拿不出手。”就拖著不辦。直到曉天逝世，也沒給他寫過一個字，我悔之不迭。他的一生行狀，連翩而至麵前，我鋪開紙，舒口氣，揮毫潑墨，作《曉天之歌》：
齊魯曾留戎裝影，
磨爛《三國》已零丁．
濟南黃昏嚐初戀，
大江曉天萬裏行．
創業請纓老君堂，
“三紅一創”見崢嶸。
芹議玉成崇禎帝，
一生輝煌且從容。
後來我用灑金紅紙重抄，裝裱，鄭重其事送到望京湖光中街。那裏已無曉天，隻有大嫂李茹孤獨待客。大嫂說詩好，字也不錯，於是掛於廳堂。我想，若大哥在，他一定會激賞“磨爛《三國》已零丁”那一句。曉天天資聰穎，少有大誌，15歲參軍，白天行軍打仗，夜讀、抄寫《三國》不輟，磨來磨去，竟被磨爛。他丟《三國》，甚為可惜，一時疏忽，失卻寶貝。若能留到今日，不是文物是甚？後來曉天當了編輯、總編輯，其根基就是這部不知失落何地的《三國演義》。它的內容的豐富性，稱得上是社會人生百科全書；它的形式的藝術性，稱得上是集一切藝術觀念、藝術描寫、藝術操作之“大全”。這讓曉天兄終身受用。我也才能由此提煉“磨爛《三國》已零丁”之詩句。藝術源於生活，生活有待藝術結晶化，沒錯。曉天論作品中藝術與生活的美學關係，喜歡用“結晶化”這個詞兒，他用“藝術結晶化”程度之高低評判作品之優劣，他表麵上服膺政治標準第一，實際上看重的是藝術性——他稱之為“生活之藝術結晶化”。內容夠不上“藝術結晶化”要求的不算藝術，有點兒“藝術標準第一”的味道。對“芹議玉成崇禎帝”——建言務必把崇禎形象寫得豐滿複雜多種色彩多重意義——一句也會心領神會，對“濟南黃昏嚐初戀”會莞爾一笑，曉天誌在精忠報國，卻同時收獲美麗的愛情——舉案齊眉，憂愁風雨，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對“一生輝煌且從容”句會說“誇張了，可以修改為‘一生奮鬥路不平””這倒也是一句好詩，但不及我的準確、積極、明朗——烯！
三
1982年秋，中國作家協會首屆茅盾文學獎獲獎名單，即將公諸報端。這是文壇上的一件大事。作為《光明日報》文藝部評論組組長，我立即前去找江曉天，請求作為文聯理論研究室主任的評論家江曉天為我報撰寫一組扼要評介獲獎作品的文章，他說：“我應該寫，也願意寫，但最近實在太忙，賀敬之、馮牧拉著幹這幹那。我可以貢獻點看法，做你宣傳這次獲獎作品的參考。”當時部裏沒有錄音機，我打開采訪本。
“這六部獲獎作品，在思想內容上有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反極左的，效果都是撥亂反正的，合乎曆史發展的大趨勢，是大主題、大題材、大趨勢。
“農村創作取得重大成就。《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是其代表。農民、農村、農業，是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基礎。一個政治、一條路線正確與錯誤的分界線，就看對農民的態度和農民的反應，傷及農民、傷及胡玉音、許茂這樣的農村基本群眾，已足以說明這種政治、這種路線所犯錯誤的嚴重程度。傷害知識分子後果嚴重，傷害農民則是性命枚關。農村題材作品以現實主義手法描寫了在極左政治下農民的悲慘命運，這就從根本上完成了對“文革”在政治方向上的撥亂反正。應該高看這類作品獲獎的時代意義。這次獲獎作品涉及各種題材，革命曆史題材、知識分子題材、農村題材、軍事題材、農民革命戰爭題材、國際戰爭題材，最重要的是農村題材。農村題材在相當長的曆史階段都將是我們文學的基本題材、基本主題、基本描寫方式，它們在主題選擇、人物刻畫、敘事描寫、情節設置、細節模式構成、語言風格等方麵的成就，將深刻影響整個文學創作的走向。
“在藝術形式方麵有重大突破。小說藝術形式的突破，一般是起於短篇、中篇，最終集大成於長篇。古華的《芙蓉鎮》擺脫了平鋪直敘的老套路，跳躍式地描寫四個大的曆史時段中人物性格、人物命運、人物環境的變化。人物形象在人與環境的衝突中次第展現，因此而更加鮮明、飽滿，自身就帶出環境，既是悠揚明麗的鄉村牧歌，又是嚴峻慘烈的社會畫圖。這種風格上的衝突性及其衝突下戲謔性的和諧，也是個優點。這種嚴峻的鄉村牧歌的特殊情調，深刻地表現出生活的悲劇性。古華的這種描寫，可以引導讀者探究極左政治的本質：畸形、變態的曆史內核與革命外衣的混亂、模糊的統一。李國文的《冬天裏的春天》在雜揉現實主義與現代派意識流方麵有突出成績。中國的意識流，不如西方意識流來得流暢、自然，但也沒有西方意識流的瑣碎、隨意。中國的意識流，往往呈單元狀、板塊狀，不完全與重敘述、重行狀、重言行的傳統寫法斷裂。這樣做顯然更易於為中國讀者所欣賞。《芙蓉鎮》、《冬天裏的春天》這類形式的寫法，可以叫作土的生活，洋的寫法——這是周立波的說法，很新鮮，很正確，很有概括力，很具啟發性。
“在典型形象塑造上，姚雪垠的《李自成》中的崇禎皇帝形象的成功塑造，應該算是個重大成就。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皇帝，大都隻是個概念，就連《長生殿》、《漢官秋》、《水滸傳》、《三國演義》也是如此。《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深刻飽滿，色彩豐富，但他不是皇帝，是當作“亂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寫的。《李自成》中的崇禎，是末世之君，他承擔亡國責任，卻未必一定要稱他“亡國之君”，他生於末世，亂象叢生，無論怎樣掙紮，已無力回天。他宵奸夜寐，殺伐決斷，縱橫裨闔，敬天法祖，勵精圖治，憂國憂民。然而又自負自卑，剛惶自用，樓過於人，色厲內茬，伎刻猜忌，神經過敏，雖有力挽狂瀾之誌，卻無重整天下之策。雖是亡國之君，然而死得慘烈，死得悲壯，泣告祖宗，長天一嘯，臨死之際以發覆額以表示自譴，囑咐“逆賊”勿傷百姓，以申大德，終不失為一個悲劇英雄。認為隻有在人民身上，才能體現民族傳統，這不正確。崇禎形象部分地體現著民族文化性格，這應該沒有疑問。崇禎皇帝形象代表著姚雪垠對中國曆史、中國文化的深刻的見解和一流藝術功力。崇禎形象，既是對中國文學形象畫廊新的重要補充，也有可能是對世界文學的一個有益貢獻。因為崇禎是封建帝王，連藝術形象的崇禎的光彩照人都不敢承認，那是魯迅所說的‘屏頭’，為我們所不取！”
曉天這番談話，尤其是關於《李自成》中祟禎形象的議論，十分中肯，十分扼要，十分深刻，十分精辟，我當時就拍案叫絕，曉天，真乃姚雪垠之知己也！本來記下來就是文章，他卻執意讓我找別人寫，說他“真沒時間”，“有些意見也沒有十分的把握”，請我“諒解”。並請我當晚到他家喝酒（他家與光明日報社為近鄰），說“有你大嫂做的糖醋排骨，陳登科送來的四川滬州老窖，魯彥周送來的黃酒‘加飯’。”我說“一定去，你等著吧，算是慶祝茅盾文學獎初戰告捷”。他一笑，“你去了，李茹可以網開一麵，多喝一杯。”
我於是緊急趕到作協研究室，找我的師院同學孫武臣，武臣是快手，又參加過初評，也就兩三天，寫了整整一大版“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評介”。一書一篇，六篇，每篇千字。常海、秦晉、喬福山、史美聖都說“寫得不錯——有述有評，留白扼要。以後可以約作者寫稿。”
我打電話告訴武臣領導的誇獎，武臣說，這不是為公，是為私，你老弟管光明日報評論版，你有要求，敢不效勞？我說，請你喝酒，以酬勞績。領導說了，以後要經常請你寫稿。武臣說：“不敢不識抬舉，到時侯聽你吩咐。”
我想，無論就文化教養、理論水平、鑒賞眼光，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曉天在批評界皆屬前列人物。惜其述多作少。這也未必都是因為公務繁忙。曉天退下來之後，唯願聊天，不願動筆。其實，他有很多想法別人以為挺好，他都不以為然——“平平，不一定非寫成文章。”對於這類人物，孔子弟子的辦法好，替他總結。
四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的曆史新時期撥亂反正階段，北京文藝理論批評界在周揚、林默涵、張光年、賀敬之、陳荒煤、馮牧等前輩率領下，形成了三大重鎮。一是江曉天率領的文聯理論研究室，其中有顧驟、鄭伯農、劉夢溪、林涵表、段更新、杜清源、李興葉、王興仁、丁道希、王慶播、王嘯文、李樹聲、劉蓓蓓等；一是謝永旺率領的作協理論研究室，其中有李炳銀、季紅真、吳秉傑、林為進、張同吾、牛玉秋、曾鎮南、郭小林等，以及《文藝報》之唐因、唐達成、陳丹晨、劉錫誠、吳泰昌、閻綱、鄭興萬、雷達、鍾藝兵、何孔周、張陵、孫武臣等；一是許覺民率領的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其中有朱寨、張炯、何西來、蔡葵、劉再複、陳駿濤、彭韻倩等，鼎足而三。這支京都文藝批評大軍在中央三中全會路線指引下，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撥亂反正，開拓前進，浩浩蕩蕩，所向無敵，該平反的平反，該扶植的扶植，目標明確，團結一致，建立不世之功勳，這是“五四”以來新的人民大眾的文學最好的曆史階段之一，是批評界最光彩的曆史歲月，上列人物，皆一時之選。其中江曉天、謝永旺、許覺民，居功至偉！他們首先是被同事、下級竭誠擁戴，而後被上級所首肯。
鄭伯農說曉天：“世事洞明，人情練達。”“我聽別人說曉天給柳青、姚雪垠出過很多好主意，幫過許多忙。”“眼力、魄力、編輯功力，為同行所公認，功不可沒。”“文學淩煙閣一定會刻上他的名字。”
顧驟說：“我認為曉天仍然在啟蒙運動的大潮中按照原來的路線圖，堅定地繼續前進，直至生命的終結。”
姚雪垠說：“這件事（指曉天建議姚雪垠給毛主席寫信，請求毛主席支持姚雪垠把《李自成》寫完）非同小可，曉天和我‘策劃於密室’，絕對保密，不透露一點風聲。”
王嘯文說：“在我的記憶中，那時文藝界的一些領導或‘重量級人物’經常到藤蘿院來，與老江他們一起研究情況，共商文藝界大事。老江在那段時間是特別忙碌，他的煙也越抽越凶……我常勸他注意保重身體，他總是歎息道： ‘事情總是做不完呀，我這把老骨頭還算頂得住，隻是精力不如以前，不加點班怎麼行呢！
丁道希說：“老江知人善任，善於用人之長，在凝聚人心、組織調動人力、團結隊伍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老江與部下相處，亦師亦友，溫和、厚道、謙虛、周到。對研究室這樣一個人人自信，各有才能的特殊群體，老江是能照顧則照顧、能關懷則關懷，該擔責則擔責，該代為謀出路的代為謀出路。有時上級交辦的任務難度過大，又不能不按期完成，而我們當中有些人誌在著述，對此類上級交辦任務不屑一顧。但曉天對我們從不埋怨，隻是認真調度勤加督促，屆時完成。因有老江這樣一個明智賢達、體貼下屬的核心，有這樣一種有利於我們成材的寬鬆、和諧的環境，我們倍感幸運。”
研究室同誌與江曉天的“藤蘿院情結”令我感動。除了領導與部下的關係之外，還有一層友誼關係，這種組合本身就能激發能量，激發智慧。“藤蘿院人物”後來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評論家，有的成了哲學家，有的成了文壇領袖人物。王嘯文、丁道希都說，是老江以其品德、才智、風度、氣魄、為人，和主要因此而構成的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成就了他們在文壇最初的功業。鄭伯農們的紀念文章的動人之處，恰恰在於他們功成名就之後，對最初的領導者懷有一份感恩之心——知道感恩是人生、道德的一種境界，而非自降人格，以功與人。我於是覺得鄭伯農們畢竟不俗。
幾年之後，撥亂反正成為過去，改革開放拉開序幕。藤蘿院衰衰諸公，有的因對改革開放寄望不同，有的由於學術背景有異，終至在時代轉折和新的歲月中各有不同的理念和追求。典雅的藤蘿院一時門庭冷落，院中青磚縫隙中漸有雜草滋生。偶爾有人賞臉，也是因為那裏曾是恭王府的一角。
舞榭歌台，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斜陽草樹，尋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想當年，金戈鐵馬，
氣吞萬裏如虎。
藤蘿院勝景不再，唯有那架藤蘿仍然依循四季回黃轉綠，或榮或枯，讓人不勝感慨。曆史就是這樣，誠為秦晉所說，“演進需要代價。”生活出現了新的概念：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民主改革，民族和睦，兩岸和解，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曉天和研究室的同誌們，曾為當年藤蘿院的英姿勃發，挑燈夜戰，請纓萬裏，浩歌長嘯，憂樂與共，情同手足而欣然陶然。也曾為華發早生，常去醫院，追求不同，各奔東西而戚然槍然。在曉天那長長的灰白的長壽眉間所浸透的慈祥仁愛，藤蘿院諸位仁兄該還有印象吧？前不久，我到藤蘿院拍照一張為《為你驕傲》一書所需之照片，見那掛已逾二百年但竟無絲毫衰敗之態的藤蘿，交織於堅固美觀的花架之上．枝繁葉茂威羹生光，念及曉天、伯農、嘯文、道希們當年革路藍縷開拓前進的偉岸身姿，不禁吟誦辛稼軒之長短句，毫無哀傷，聊發曆史感慨耳！
五
作為編輯家的江曉天的主要成就，是在他心血澆灌下，所謂“三紅一創”及《李自成》的誕生，江曉天或作為責任編輯，或作為編輯部主任，或作為編審，傾注於這些“紅色經典”的心血，是無法計量的，所表現的膽識，是過人的。事後之毫不自我張揚，連作者都感佩。我的也可以稱作編輯家的朋友有時會滔滔不絕地稱頌不同版本的“京城四大名編”，或“八大名編”，並問我的看法，我說：“你說的都可以稱作‘名編’，不過，我覺得應以曉天領銜才能顯示公正。 ‘名編’以能編出‘名著’為標準。地處窮鄉僻壤，根本沒有機會，或是沒有見識而交臂失之，或沒有能力編出‘名著’的人，我以為是不能稱為‘名編’的，不管是‘四大’，還是‘八大’。‘名編’還應該有為‘名著’之誕生而甘冒風險，真的經曆風雨，甚至大倒其黴，但無怨無悔的文化英雄品格。”沒有曉天的眼力，開掘，《紅岩》是不會誕生的。《紅日》的出版，至少還要經過許多磨難，《紅旗譜》百分之百吻合那個時代的政治及審美標準，用不著曉天多費周折，算是“幸得一寶”。關於曉天成為“名編”的故事，《為你驕傲》一書曾詳加敘述，可資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