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於北京
為你驕傲
——我的老朋友江曉天
劉錫誠
江曉天，這個被文藝界、出版界朋友們譽為“京城名編”的人，走完了他82年的一生，在重陽節（10月7日）那天，本該相約去登高的，他卻獨自到天堂去了。他走得很平靜，很安詳，很從容。他的老伴李茹大姐在他去世的當天打電話來說：這兩天他身體很虛弱，我就帶他到醫院去看醫生，還沒有走出電梯呢，他就在輪椅上睡著了。悄悄地，告別了人世。無痛而終，盡其天年。走得平靜，無怨無悔。他留下的是一生清白、一世淡泊的美名。
大約在三四個月前，繆俊傑、顧嚷、閻綱、謝永旺、陳丹晨、秦晉、何西來等，我們這幫子在20世紀80年代文藝評論界還算得上比較活躍、又與曉天知心的小老弟們，想念病中的老江了，牽掛久不見麵的老江了，就相約著一塊兒到老江的家裏去看望他。於是，我們從偌大的北京城的四麵八方，來到了位於望京小區的老江的新家。這是一座巍巍然的高層建築，室內窗明幾淨，很適宜老年人居家養病。見我們來了，曉天坐在沙發上，精神很好，操著濃重的家鄉淮南口音，噓寒問暖，問這問那，仍然關注著文壇上的事情，傾聽著思想界的動態，為熟悉的朋友取得的成績高興，為潔泯等一起並肩戰鬥過、不久前過世的朋友傷感。隻是本來就弱不禁風的老江，愈加顯得瘦弱了。我們不忍心讓病中的他陪我們坐的時間太長，他畢竟在病中，怕累著他，就請他先到臥室裏去休息，我們幾個難得見麵的老哥兒們繼續神聊。我們天南海北地聊，聊改革開放初期的那些不平凡的歲月，聊馮牧、丁寧以及老江他們於1976年組建的文化部理論政策研究室，聊1978年又如何在荒煤、馮牧與他合作的時代轉為文聯理論研究室，如何揭批“四人幫”及其炮製的“文藝黑線專政論”，鼓吹和推動解放思想，重建文藝界，推動傷痕文學創作，等等。臥室裏靜靜的，他像是睡著了。我站起身來，走到臥室的門口向裏窺視，但見他正側起耳朵來，聽著從客廳裏飄進來的每一句談話。那天中午，在俊傑夫婦的安排下，我們一行和曉天、李茹一起到附近的一家飯店裏用餐，吃的是西餐烤肉，曉天自始至終精神很好，食欲也不錯，讓我們這些小老弟們為他感到高興。和詩人孫靜軒和劉錫誠在四川成都全國作家筆會上（1997） 1
過了不久，我又打電話向李茹大姐問老江的近況。她說，她和曉天都感冒了，發高燒，住了一次醫院，剛出來沒幾天，現在情況比較穩定。我放心了。大家聚會的情景，還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裏，哪想到，曉天竟然這麼快就離我們而去了！
對我來說，曉天亦師亦友。他雖是我的前輩和領導，但與他在一起，感到特別真誠、可親、平易，一點兒也不用設防。他1941年參加革命後，就在我的家鄉一帶活動，在那裏度過了戰鬥的青年時代。他告訴過我，他參加了19 48我家鄉的濰縣戰役，而濰縣戰役是扭轉華東戰局的大戰役。八路軍攻克濟南一青島一線上的要衝——濰縣，才給濟南戰役的勝利提供了保障。濰縣解放後，成立了濰坊特別市，第四天，曉天就參與創辦了《新濰坊報》（《濰坊日報》前身）。今年4月28日，恰逢濰縣戰役勝利60周年，《濰坊日報》拿出60個版麵作了曆史回顧，家鄉朋友給我寄來一大厚疊當天的報紙，我就想起了當年的報紙的開創者之一、年輕編輯記者江曉天。後來，他又擔任過濟南《青年文化》報總編輯、 《山東青年》報副總編輯。此後，他與出版和文藝結緣終生，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編輯出版事業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全國解放後．他在中國青年出版社擔任文學編輯室主任期間，主持和編輯了當代文學史上備受稱道的“三紅一創”（《紅岩》、《紅日》、《紅旗譜》和 《創業史》）以及《草原烽火》、《烈火金剛》、《劉胡蘭小傳》、《董存瑞的故事》等多種優秀文學名著和青年讀物。但凡在文藝界工作過的人，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曾經作為《李自成》第一卷責任編輯的江曉天，不僅幫助作者姚雪垠悉心打磨了那部名著，而且在“文革”後期，給處於苦悶和困境中的姚雪垠出主意，給毛主席上書，而毛主席的批示，促成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江曉天得知消息後，毅然乘飛機到武漢，趕在某出版社編輯的前頭把《李自成》第二卷的稿子拿到手，背回北京，從而促進了被“砸爛”、停止工作多年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複社，也使許多編輯同事從幹校回到了北京重操舊業，在中國出版史上，留下了一個有口皆碑的故事。稍後，江曉天又被調到外文局所屬的《中國文學》。文壇上得到江曉天的幫助、扶掖而成為知名作家者不在少數，如魯彥周、陳登科等，都不同程度地受惠於老江。“文革”中地下流傳的張揚的小說《第二次握手》能出版，也得到過江曉天的支持。以我親身經曆的來說，如果沒有江曉天的幫助，陳登科的《風雷》的出版，怕是沒有那麼順利的，無怪乎魯彥周生前在合肥舉行的《陳登科文集》發行儀式上深情地說：“《風雷》的出版，江曉天下了很大功夫。”在其漫長的文藝編輯生涯中，他是一個稱職的伯樂，他以自己無私的行動和輝煌的業績，無意中為自己鑄造了一個“京城名編”的榮譽稱號。
“文革”結束後，他被任命為文化部理論政策研究室領導小組成員，繼而又擔任了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後改任副秘書長）兼文聯理論研究室主任，參與指導了文藝界揭批“四人幫”陰謀文藝的鬥爭，他所主持的《文藝思想動態》影響和推動了文藝界的思想解放運動。那時，我先後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和《文藝報》編輯部工作，特別是《文藝報》複刊初期，由於馮牧既是《文藝報》的主編、恢複文聯和作協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又是文化部黨組成員兼理論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後又兼任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和書記處書記，一身幾任，複刊後的《文藝報》沒有片瓦之地，就借駐在禮士胡同129號北院馮牧的辦公室裏，與南院裏江曉天主持的理論研究室隔一條小胡同，許多選題的確定和許多重大動作的策劃，幾乎都與老江溝通商量，包括曉天在內的研究室的諸位同誌，也常常是我們的常備作者。宣布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5個文藝家協會被解散10年後恢複工作江曉天代表中國文聯在深圳市
二次文代會上致詞（1984）的三屆三次中國文聯全委會、中國文藝史上劃時代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主報告的起草工作，都有江曉天的汗水。他還肩負著向中央領導通報情況的任務，兩次大會編印簡報的繁重工作，也落到江曉天的頭上。這些幕後的工作，大半不為人所知，他也從來不作炫耀。
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恢複工作後，萬事俱興，江曉天積極參與了許多方麵的工作。那時，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還沒有分家，他參與創建了作家出版社，兼任作家出版社的第一任總編輯。巴金就任中國作協主席，提出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周揚就任中國文聯主席，提出創建“中國文藝資料館”。江曉天受命具體抓文藝資料館的籌建工作。他調集人馬，很短時間內就把工作開展起來了。最值得一說的，是把許多舊日的館藏珍本古籍都一一加了藍布封套。豈料周揚患病住進了醫院，後繼者又有了新的舉措，放棄了周揚的籌建文藝資料館的計劃，於是，江曉天的努力功虧一簫。有一次，我到資料室借書時，在書庫裏看到，那些裝進封套裏的珍本古籍，躺在書架上，連書名都還沒有來得及寫上，不禁為老江一歎。1981年受中國作協委托，《文藝報》主持全國中篇小說評獎，曉天被聘為評委。繼而，曉天被聘為第三、四屆茅盾文學獎的評委。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初建，在周揚和荒煤同意與主持下，老出版家李庚組織了《中國新文藝大係》的組稿、編輯、出版，江曉天是這套書編委會的成員。這套大書選題的提出，是受30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大係》的啟發，從文學擴大到文藝其他領域。老江還具體承擔了中篇小說集的編纂工作，並撰寫了長篇《導言》。
江曉天是新時期文學的一位忠實的同行者和有資格的見證者，也是一位有卓越見解和史識的評論家，盡管他寫得不多。他的《文林察辨》和《江曉天近作》兩個集子裏，收錄了他對新時期文學的觀察與見解。作為《中國新文藝大係·中篇小說卷》導言的《新時期中篇小說的崛起》一文，大體可以看作他80年代寫的文學評論的代表作。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到他臥病之時，他從來沒有放下過編輯、審讀和研究曆史（包括革命曆史）題材的小說，長篇曆史小說研究一直是他的文學視野中的長項。自20世紀60年代責編《李自成》名聲大振以來，雖然也編過許多革命戰爭題材、農村題材的小說和回憶錄，但研究曆史小說成了他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每次見麵或通電話，問他最近在做什麼，他總是回答說，受人之托在讀一本什麼曆史小說。
我雖然無緣同曉天在一個單位工作，但在新時期文藝諸多問題上的觀點，我們是非常一致的。從揭批“四人幫”在文藝上的餘毒、同“極左”思潮的鬥爭，到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的興起，我們經常一起合作，互相支持和鼓勵。長期的編輯生涯養成了他勤於閱讀和思考的習慣，他和他所領導的文聯研究室的朋友們，隨時關注著各地新出現的青年作者的創作，對八九十年代的文藝創作如數家珍，他也隨時關注著文藝思潮的脈搏跳動。而正是由於當代文學評論和對當代文學的關注點上的一致，我們從相識、相知而成了摯友。他隨時關心著我，把我當成可信賴的小兄弟。80年代中期，我奉調離開《文藝報》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此時，作為文聯書記處書記的曉天，向中國文聯黨組和書記處提議，要我去文聯理論研究室代替他的工作，並得到了同意。當我知道了曉天的苦心後，真是非常感動，盡管事情並沒有實現，而我心裏卻不由自主地想：知我者，曉天也。在1989年的那場政治風波中，老江給我打來電話，送給我四個字： “謹言慎行”，表達了老大哥的關切。這是他給我的一件貴重的禮物。
曉天去了。文壇失去了一位著名的編輯家，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師長和摯友。曉天啊，您為人作嫁衣一生，您甘為人梯一生，您是當代文學編輯的驕傲！如今我的這些話，隻能對著天堂說了。安息吧！
原載《中國藝術報》2008年12月16日
難忘，曉天大哥！
吳泰昌
曉天走了，我很悲痛，他走了近一年，我時時想念他。
如果人的記憶裏真的會留存一些難忘的形象，曉天就是鮮活的一位。他是我的雙兄，道兄，鄉兄，同他在一起，感到率直親近，無論是鼓勵還是勸告、提醒，乃至批評，猶如兄長對小老弟那般真誠。
我認識曉天並不間斷有聯係，有姍多年了。他先後在幸福一村、虎坊橋、望京居住過的幾處，都留有我們交談、歡愉的美好時光。他住在幸福一村中國青年出版社宿舍時，我去的次數最多。我住所離他家不遠，他愛抽煙，喝啤酒，吃肉，這也正是我的所好。他的愛人李茹，在中國青年報社工作，她下班回來，常為我們的共飲忙這忙那。1976年，“四人幫”垮台，給我們國家的未來帶來了巨大的希望，人們關心、議論的，也多是這方麵的話題。曉天是1941年參加革命的老同誌，有著豐富的工作經曆和人生閱曆，他走過平坦的路，也走過不平坦的路，經過“文革”嚴重磨難之後，他對我們黨，我們國家未來的恢複、發展信心十足，誠心希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國家盡早安定下來，他常說：安定了．才可能齊心協力謀發展。
我同曉天多次的交談，除了對我個人多方麵的關心、幫助之外，也常有對我工作的建議和希望。曉天講義氣，樂於助人，看準了的事就做，工作很有魄力。他自己這樣想這樣做，也希望、要求朋友們也這樣做。曉天不愛談自己做過的好事、取得的成績，他留下了許多“鮮為人知”，他走了，如今回想起來，僅就我真知的，略記一二。
1977年春天，有次我和曉天喝啤酒，酒興正濃時，他突然對我說：小老弟，咱倆商量一下，如何幫幫登科，使他盡快拿起筆，重返文壇。他說：登科“文革”中主要因長篇小說《風雷》受難，他是黨一手培養的革命作家，《風雷》是建國以來一部真實反映農村生活的優秀之作，誰都明白這是一起大冤案，大錯案，平反是早晚的事，隻是積案太多，中央正在著手逐一解決，怕一時還輪不到他頭上。他具體說，你在《人民文學》工作，能否考慮為登科發表一篇短文，亮亮相，這對促進他盡快結束審查大有好處。《文藝報》和《人民文學》是全國兩家曆史悠久影響最大的文藝報刊，《人民文學》1976年早於《文藝報》複刊，在那個年代，能在這類刊物上發表文章，至少說明作者政治上沒問題。曉天有經驗，他說：馬上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4周年日子就要在吳泰昌家做客到了，今年紀念《講話》意義特殊，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毛主席剛去世，文藝工作者要堅定不移地貫徹《講話》精神，迎接新的曆史時期的到來。他動情地說：咱倆都是安徽人，登科是新中國安徽文學界的代表人物，幫他忙，不僅是對他個人，也是為家鄉文學事業的複興發展出點力，做點好事。他繼續說：登科這些年寫交代材料和檢查習慣了，怕一時寫不好這類文章，你代寫個稿子，我幫他看看。他強調，登科是在毛主席《講話》精神的直接鼓舞下，寫出了第一篇稿子，短文中可不提《風雷》評價的事。他還神秘地告我：登科來過北京，可能現在還在，今天商量的事我來同他談。
《人民文學》1977年第5期（5月20日出版）在“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緊跟華主席勝利前進”的專欄裏，發表了陳登科的《回顧與展望》一篇近兩千字的文章，同在這個專欄裏有王子野、唐張、陳殘雲、潔泯等人的文章。曉天托我買了20本這期刊物，他說登科要分送在京和安徽的一些老首長、老朋友。登科請曉天和我在一家小餐館吃過一頓飯，他很高興，說可以提前輕鬆地投人揭批“四人幫”文藝路線的戰鬥，他用白酒，我們用啤酒，盡興暢飲了好大時辰。
1978年，中國作家協會恢複工作，1982年冬作家出版社的恢複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中國作協秘書長張嘻兼任社長，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江曉天兼任總編輯，經曉天推薦，他倆想將我從《文藝報》調去任副總編，曉天叫我先參加一些碰頭會。所以我偶有機會參與他們商議近期出書的選題。有次我向曉天談起周揚有本 《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修訂本，當年作家出版社準備出版，並指定了責編袁榴莊同誌，我詳細告訴了曉天這本書稿的情況：1959年北大中文係主任楊晦教授，布置陳素談、我和賴林篙等同學一項任務，協助周揚同誌修訂1944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為此，時任中宣傳副部長的周揚在他的辦公室約見了我們，他詳細談了修訂此書的設想，並交代了若譯文方麵有問題該去請求哪幾位。1960年春天，書稿大體弄好，並交給了周揚同誌秘書。大學畢業分配後，原先參加這項工作的幾位，大多離校了，我留校從楊晦教授做文藝理論研究生，這樣有關這本書稿後續的事被指定由我來承擔了。經過兩次修改，1962年周揚同誌辦公室通知我將書稿送去。原以為經周揚看後，會很快出書，豈知，從此沒有下文，至今我還尚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建議以出版社的名義正式征詢周揚同誌意見。不久曉天告訴我周揚同意了，叫我負責此事並直接找他麵談，曉天關照我一定要抓緊抓牢這件事。這樣我又去周揚後來居住在西城的一座四合院。那天周揚情緒很好。他說，他查了，原來你們整理的書稿“文革”中已損失，這次隻好麻煩你重起爐灶。關於書的修訂，他講了幾點：一、每輯的提要不寫了，二、譯文要用權威出版社的，《毛澤東選集》、《魯迅全集》要用最近出版的。三、封麵可以重新設計。四、修訂本他不準備重寫序言，用原來的，文字他再看一下，內容不動。他強調地說，這本書是根據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編纂的。序言1944年4月11日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毛主席看後肯定過。事隔幾年，我才得知毛主席在看了這篇序言後給周揚的信中所說：“你把文藝理論上幾個主要問題作了一個簡明的曆史敘述，借以證明我們今天的文藝方針是正確的，這點很有益處。”（《毛澤東書信選集》228頁）。至於序言中提到的人，周揚說有的後來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變化，也不動了，那是曆史，曆史是不能任意改動的。
因《文藝報》不放我去作家出版社，我隻能在本單位工作之餘來完成這本書的修訂出版工作。1984年春節過後，我將代出版社擬的出版說明並書的封麵送給周揚審定。他當場看了出版說明，改動了個別字句。封麵他認可了，並將1944年初版書上的序言作了個別詞語改動的一份複印稿給我。他叮囑我校對一定要仔細，並告訴我他很快要去廣東參觀訪問。
1984年10月，樣書出來了，第一次精裝本就印了12000冊。我將樣書送給正在北京醫院住院的周揚，他匆匆翻看了書的版權頁，頗有感觸地說，這個修訂本磨難多年，終於出來了，印數還不少，謝謝你們。我將周揚的謝意轉告了曉天，曉天說：為周揚同誌出好這本書，是我們應該做的事，他滿意就好了。
2008年8月，我去看望曉天，事先與李茹姐約好，十時半左右到，的士跑了冤枉路，遲來了。曉天衣著整齊，頭發也梳理過，端坐在客廳沙發上。李茹說，老江今天情緒好，早就在等你來。曉天像往常那樣大哥般地問我最近在寫什麼，生活怎樣，說我氣色不錯，但歲數到了，身體第一，生活要有規律，萬事想開。我前些時從安徽回來，他問起家鄉文學界一些老朋友的近況，登科、彥周家人情況怎樣，他說很想念家鄉，但精力不足，看來沒有什麼機會回去了，勸我趁身體還好時，多回去住住、看看。我告訴他，我想為安徽文藝出版社編一本百年皖人散文選，他說這書有點意思，人頭不妨廣泛一點，多一點，祖籍是安徽長久在外的人不少，祖籍不是安徽，但大半輩子在安徽工作、歸終也在安徽的人，也該算皖人吧，他舉了陳登科為例，我說他這個意見很好，我也是這麼想的。至於擬選他的一篇散文，他沉寂了一下，突然放大聲音說，泰昌，你若選就選我憶母親的那篇吧。他怕我一時找不到這篇文章，急著叫李茹找出《江曉天近作選》，說裏麵有。他鄭重地說：小老弟，拜托了。曉天有點低沉的情緒突然好起來。他和李茹堅持留我在家吃午飯。李茹很快準備了幾樣菜，有袋裝的一隻燒雞。曉天說，他很久不喝酒了，今天咱倆喝點啤酒。他雖幹瘦但食欲還好，我喝了三聽啤酒，他喝了一聽半，還啃了一個雞腿。李茹替曉天和我拍照留念。曉天問小胖子怎麼樣，他習慣叫我兒子吳品作小胖子，我說秋天涼快些時，去我的新居看看，叫小胖子來車接你們。萬沒想到一個多月後，曉天走了，這竟是我與曉天大哥的最後一次見麵。
不，曉天沒走，暫回老家陪母親去了，我們還會常見麵，在我記憶中的春夏秋冬，難忘，曉天大哥！
原載安徽《新安晚報》2009年9月15日
我的總編江曉天
石灣
決定一個人命運的，無非是兩件大事：事業和愛情。而每當我想起此生主要從事的文學編輯事業，總不忘兩個人：先是1956年，在蘇州讀高中時，陸文夫回母校來與小校友們座談他的成名作《小巷深處》，引我走上了愛好文學創作的不歸路；後是1980年，我由中國藝術研究院調出時，作為院領導小組成員的江曉天，曾熱情地為我順利調人《新觀察》雜誌助過一臂之力。《新觀察》是一本新聞性很強的文學半月刊，在我到《新觀察》當編輯的4年多時間裏，新聞記者出身的主編戈陽，曾一再表示要讓雜誌社與中國作家協會脫鉤，成為隸屬中國記協的名正言順的新聞類刊物。而我卻依舊鍾情於文學，因此，當得知中國作協將恢複作家出版社建製，並由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江曉天兼任總編輯時，我就立即去他家拜訪，懇切地表達了調到他摩下工作的願望。因通過王興仁（行人）、關木琴等朋友，他對我的文學誌向早就有所了解，所以，他當場就一口答應了我的請求。記得他還鄭重地向我叮囑：“你在思想上要有一個轉換，出版社編輯工作與報刊編輯工作不同之處，在於它要為國家民族積累文化財富，主要的不在於追求急功近利，一時社會轟動效應，而力求多出精品和傳世之作。”並說，“我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做過多年文學編輯，深感編輯實際上是站在提倡或推動某種文學潮流的第一線的人，幹係重大……”雖因他當時還兼任文聯理論研究室主任，工作任務過於繁重，隻在作家出版社兼了兩年多總編輯就謝辭了，但他當初對我提出的這番要求，一直是我從事圖書編輯工作的行為準則。或可以說，在我此後20年的文學編輯生涯中，是一直牢記著他的教導，並以他為楷模的。
2004年6月，我從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的崗位上退休，至今恰好整整5年。5年來，也許是大半輩子凝聚的文學編輯情結，文學出版界的曆史雲煙和時代風潮，依然時時刻刻在牽動著我敏感的神經。尤其是兩年前，《文彙報》發表的一篇《“四大名編”的故事》，一下子觸發了我要為我所景仰的前輩名編立傳的心願，也選擇了4位名編，即蕭也牧、江曉天、李清泉、王朝垠的故事，寫成了 《也說京城名編》一文。拙文2007年10月7日在《文彙報》上刊出之後，接連有好多位文學界的師友打來電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還有些未看到這篇文章的朋友，打電話來問我要那期報紙看。而那時我尚未收到樣報，就想先找一張給我的老總編江曉天看看。我找到芳鄰李興葉先生，結果他說：“這張報紙我不能給你，因為你寫的4個名編中，有兩個是有恩於我的，江曉天是我在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工作時的領導，還為我的長篇小說《草原帝國》三部曲寫過序，我最早的一個短篇小說，又是他推薦給李清泉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但對他倆在文學編輯事業上的成就我過去了解不多，所以，你這篇文章我得好好保存起來……”過了些天，我遇見興葉兄，又說起這篇文章。他說：“可惜《文彙報》隻能提供給你一個整版的篇幅，讓人看得不過癮。你能不能在此基礎上，擴展成一本20萬字的書呢？”
我當即接受了他的建議。這是因為《也說京城名編》原本寫了近兩萬字，除了蕭也牧、江曉天、李清泉、王朝垠，還寫了張羽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位名編，但想在報紙上發表，就不得不“削足適履”，壓縮到一萬餘字，所以才使他讀罷有了一種“不過癮”的感覺。然而，有精彩故事的京城名編何其多矣，即
江曉天、蕭也牧、陳碧芳在四川約稿時合景使是寫二三十萬字，恐怕也寫不周全，無論遺忘了誰，都是一種不該原諒的憾事。於是，我就想，不如單寫江曉天和蕭也牧當年帶領的那個出色的編輯團隊。寫這個團隊的理由，我在《也說京城名編》一文的開篇部分，就提到了：
上世紀末，我在參與“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的編輯工作時，發現從建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人選的長篇小說共六部，除《保衛延安》、《青春之歌》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而外，其餘四部，即《紅旗譜》、《創業史》 （第一部）、《紅岩》和《李自成》（第一卷），都是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此期間人選的中短篇小說及散文集，隻有孫犁的《白洋澱紀事》，也是出自中青社。由此可見，那時中青社的文學編輯實力，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然而，中青社擔負文學圖書編輯工作的，隻有一個編輯室，江曉天、蕭也牧當年分別是編輯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他倆誨人不倦，手把手地帶出了張羽（《紅岩》責編）、黃伊、畢方（《創業史》第一卷責編）、王扶（後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等一批優秀編輯，形成了一個精誠合作的集體，在抓稿、編稿方麵自有一套非凡的功夫。
興葉兄很讚賞我的這個采寫方案。於是，我就先奔江曉天家，開始了采訪和資料的收集工作。已骨瘦如柴的老總編抱病與我長談了兩個多小時，臨采訪結束時，他歉虛地說：“你就不用寫我了吧，集中精力先寫蕭也牧吧。他是建國後第一個挨‘棍子’的作家，《紅旗譜》的責編、《紅旗飄飄》叢刊的創辦人，‘文革’中又為保衛《紅岩》被整死了，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可不是其他名編輯可以替代的！我覺得，你能為他立傳的話，比寫一個開國時的將軍或省委書記還要有價值。”
他這番真誠的話，對我啟發很大。於是，我的采訪和資料收集工作，就先圍繞著蕭也牧進行。可是，當一些重要的采訪線索接連中斷之後，我就覺得自己動江曉天在作品研討會上發言手太晚了。最了解蕭也牧的張羽和黃伊已不在世了，等我眾裏尋他千百度，終於和蕭也牧的大兒子聯係上時，方知蕭也牧的夫人李威也在我準備采寫這本書時含恨長逝了。加上一些雜務的幹擾，使我的采訪和搜集材料工作斷斷續續進行了近一年的時間。始料不及的是，當我剛動筆寫《蕭也牧悲劇實錄》時，去年重陽節那天，江曉天就悄然駕鶴西行了。
噩耗也是興葉兄轉告我的，本來，我是想和他一起趕赴江曉天家吊唁的，但因事先答應要去出席一個會議，興葉兄就單獨先去了。他吊唁既畢，就打電話告訴我說：“李茹大姐講，曉天生前寫下遺囑：‘身後不要麻煩組織和朋友們，直接由家屬送去火化後，再通知機關黨委和親朋好友。不必搞遺體告別，不要請單位寫什麼生平。我是什麼樣的人，早印在別人心目中了……’李茹遵照曉天的遺囑辦，就不在八寶山為他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了。你開完會，還是去他家吊唁吧。”下午開完會，我在途中買了一束素花，就匆匆趕去了。李茹老師一見到我就說：“昨天，有家報紙來約人趕寫悼念老江的文章，你看我一忙乎，怎就沒有想起你呢？”我當即自責地說：“我本想遵照老江的意見，先把蕭也牧的傳寫完，再來采訪老江和您，接著寫老江的編輯生涯的……”就在那天，我與李茹老師約定，等辦完老江的後事之後，我就來她家作補充采訪，爭取早日完成這本書的寫作。
直到今年z月，在我終於寫完《蕭也牧悲劇實錄》之後，才和興葉兄一起，去看望李茹老師。在談到因未發《訃告》，許多朋友未能出席老江的遺體告別儀式時，李茹選了幾封新收到的唁函給我倆看，其中，周揚原秘書、原中國文聯辦公廳主任露菲的信是從美國寄來的。她在信中說：“曉天的正直、公道和善良，在日常工作中，特別在複雜的鬥爭中，顯得如此高潔，想想，這樣的人還真是少有……記得周揚同誌為人道主義、異化被批判時，那時不少人看風向都疏遠了‘老爺子’。恰恰在這個時候，曉天同誌約我去看了周揚同誌。我記得是一天晚上，我們坐12路電車，L ft當’到西單，步人安兒胡同1號。他勸慰周揚同誌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周揚同誌點點頭。可是周揚同誌還是為這事一病不起了）。當時的政治氣氛非常壓抑。多少有些風險。他這一舉動使我深受教育並為之感動。”
看了露菲給李茹的這封信，我立即想起，曉天不隻是經常去看望逆境中的周揚，還在周揚一病不起之後，為周揚出了兩本書：《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和《周揚近作》。
記得是1983年冬，得知曉天將兼任恢複建製的作家出版社總編輯後，我和 《新觀察》編輯部主任張鳳珠一起去他家，向他表達調往作家出版社工作的急切願望。他說，對你們倆我都了解，歡迎你們來一起創業。不過，你們都是辦雜誌的，沒有搞過圖書出版，還得調幾個有圖書出版經驗的老編輯來才能開張。張鳳珠向他提議可調她當年在文講所的同學、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編龍世輝，我則建議不妨先創辦一個大型文學刊物，可以叫《中國作家》，為出版社樹起一麵旗幟，吸引和團結一批作家。張鳳珠和我的這兩個建議他都采納了，隻是因為《新觀察》主編戈揚不肯放我走，致使我比張鳳珠、龍世輝晚到了半年。1984年8月，我到作家出版社報到時，《中國作家》編輯部已有了三四個編輯，而圖書編輯部還空無一人。然而，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即周揚編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修訂本）就麵世了。誰當的責任編輯呢？一問，才知是江總編輯在社外特聘的吳泰昌。
據泰昌兄講，1959年北大中文係55級同學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稿》等書將完成時，係主任楊晦曾給他們布置一項新任務：協助周揚同誌修訂1944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但到1962年夏天，不知什麼原因，書稿按周揚同誌的意見整理好後，就從此沒有下文。1983年，作家出版社恢複建製時，因兼任社長的張嘻和江曉天曾想將他調去任副總編，所以他偶有機會參與商議作家出版社最初的選題計劃。有次他向江曉天談起周揚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修訂本，請曉天以作家出版社的名義正式征詢周揚的意見。不久，曉天就告訴他，周揚同意了，讓他負責此事並直接找周揚麵談。這樣他就去和魯彥周見了周揚。那天周揚情緒很好，在談完修訂意見後，對他說：“這本書是根據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編纂的。序言1944年4月11日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毛主席看後肯定過。這次出修訂本，就用原來的序言，文字我再看一下，內容不動。”事隔幾年，泰昌才得知毛主席在看了這篇序言後給周揚的信中說到：“你把文藝理論上幾個主要問題作了一個簡明的曆史敘述，借以證明我們今天的文藝方針是正確的，這點很有益處。”（《毛澤東書信選集》228頁）至於序言中提到的人，周揚說：“有的後來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變化，也不動了，那是曆史，曆史是不能任意改動的。”前不久，我重讀周揚寫於1944年3月的這篇《序言》，發現最後一句話是：“對在校閱和翻譯上曾為本書出力的陳伯達、喬木、曹葆華諸同誌，我於此一並致謝。”仔細體味周揚對泰昌說的“曆史是不能任意改動的”那句話，就更覺這本書在《序言》不作改動的情況下再版的深意了。
眾所周知，周揚和胡喬木，從延安時代起，就是在黨內齊名的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是曾受到毛澤東讚賞和器重的大“筆杆子”。由於時代的局限，周揚身上長時間地套著個人崇拜的精神枷鎖，致使他在建國後的17年裏，宣傳過“左”的理論，執行過“左”的政策，甚至整過人。但在經曆了“文革”的劫難，複出後的周揚，卻從理論的高度，對自己在17年中的工作進行了痛切的反思，尤其對在“左”的路線指導下傷文、傷人的過錯有了醒悟。作為一位“人性回歸”的理論家，他接連寫出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等敢於突破理論禁區、大膽探求真理的重頭文章。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轉變，引起昔日戰友、此時正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的不滿。1984年1月，胡喬木發表了一篇公開批判他的《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長文，並由此引發一場“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冷不防周揚又一次被擊倒了。1984年9月，心情抑鬱、痛苦的周揚在廣州摔了一跤，很快住進北京醫院，診斷為患無法治愈的腦軟化症。就在周揚這樣最危難的時刻，經江曉天簽發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數為12000冊），不隻是在精神上給予周揚一種強有力支持和撫慰，而且也借此向世人證明，周揚在傳播、探索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曆史性貢獻，是任何人都抹殺不了、否定不了的。江曉天選擇周揚編的這本書作為作家出版社新時期打出的第一炮，不能不說是一個具有震撼力的果敢之舉，他為了護衛他所崇敬的周揚同誌的聲譽，連胡喬木這樣當政的大人物也敢得罪，真的是豁出去了。
繼周揚編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之後，1985年6月，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顧驟編選的《周揚近作》。關於這本書的編選，顧驟先生在接受學者徐慶全的采訪時曾說：“編這本書也是在這一年1月。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周揚同誌第一次報病危，人們試探中央能否公開為周揚平反？以最高領導人去醫院探視的方式？難以做到。習仲勳同誌告，經請示耀邦同誌，可以采取將周揚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這篇遭批判的文章再次公開發表的方法以達此目的。如何公開發表不顯得太突兀？於是有了編一本周揚同誌近作選集出版，將 ‘探討’文章收進去的想法。”徐慶全問：“魯迅在編輯瞿秋白遺文時曾經說過，手中捏著亡友的遺稿好比捏著一團火。不知當時你是否有這樣的心態？”顧驟回答：“周揚同誌雖然還在世，但是我搶在他生前將這本書出版，也有類似手中捏著一團火的心情。”（《知情者眼中的周揚》第152-153頁，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我想，江曉天作為總編輯，在承接這部書稿出版任務時的心情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在與興葉兄一起去看望李茹之後，3月間，我又專程對李茹進行了一次補充采訪，然後投人了《江曉天的編輯生涯》的寫作，6月初完稿之後，就將此前已在報刊發表的《＜紅旗飄飄》的創刊與停刊》、《＜紅日＞是這樣噴薄而出》和《一部＜紅岩）血凝成》三篇文章作了修訂，加上已在《江南》雜誌上刊出的 《蕭也牧悲劇實錄》，合成為20萬字的《蕭也牧和他的同事們》，交給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使我為這支優秀的文學編輯團隊立傳的夙願終於得以實現。
回顧《蕭也牧和他的同事們》的采寫過程，每當讀到新發現的史料或珍貴的老照片，我也都有“手中捏著一團火”的感覺。我不隻歎息他們悲涼的命運，更感受到了他們難能可貴的人格魅力和奉獻精神。他們是新中國第一代文學編輯中真正的精英，我為有蕭也牧、江曉天這樣傑出的前輩同行而感到驕傲！與此同時，我發現，曆史上的許多現象以至細節，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因此，采寫他們的故事，我往往會聯想到自己曾經曆過的創業艱辛、奮鬥坎坷和成功喜悅。可以說，我是在寫前輩的命運，品自己的人生。記得我在《也說京城名編》中就曾說過：“當想起我在作家出版社二十年的編輯生涯沒有虛度，對領我人道的江曉天依然心存感激。”今天，在《蕭也牧和他的同事們》一書即將付梓之際，就更使我想起他對我的知遇之恩。盡管我隻在他的磨下工作一年多時間，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永遠是我的總編！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敬業精神和大家風範，依然在激勵我為文學事業竭盡綿薄……
2009年7月於北京
國門初開，中國文聯首次應邀組團出訪意大利（1982年）
（左起）江曉天，阮章競、杜高‘華君武、（右一）李淩
為你驕傲
——憶江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