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北望遙祭江曉天
王火
友情是終身的精神食糧。江曉天同誌去世，使我悲傷。但想起我們的交往，他這位君子，不僅使我在相交中沐浴到他的友情，從他身上獲得許多值得學習的優點。而且在他西去後，每一想起，除悼念的悲傷外，同時會憶起他的高尚情操。我翻閱他給我的信件，保留的還有十七封。重新閱讀，使我想起許多往事。記得有一次我曾對他說過：“你是一位君子！”他問：“怎麼？”我說： “你謙遜、正直、禮貌、智慧，心地光明正大，工作任勞任怨，處事磊落，與人相交，誠實坦蕩。你堅守著這些發光點，豈非君子！？”他笑著搖頭，但說：“努力做吧！”
我發自內心地說這些話，並非偶然。
上世紀50年代初，我從上海調到北京籌辦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刊物《中國工人》雜誌，在北京先後工作將近十年。往事嫋嫋，大致記得50年代中期，曉天在中國青年出版社負責文學編輯室的工作。他先後和一些出色的編輯同事們編輯出版了很多極有影響的好書，辦了叢刊《紅旗飄飄》，出了長篇《我們播種愛情》、《紅旗譜》、《紅日》、《草原烽火》、《紅岩》、《創業史》等等。我們既是同行，我當時自然知道他的名字。但見麵卻隻有一次。那是在一個討論會上，討論的是傳紀文學與傳記問題。中青社是他和黃伊兩位參加。那天他同我坐和作家王火親切文談在一起。他給我的印象是瘦削清秀、兩道黑眉很濃、濃眉下的兩隻眼睛很有精神，臉上常有笑容，謙虛和藹。我內心是很佩服中青社的同誌的，覺得他們的成績大值得欽佩。曉天那天沒有講話，黃伊講得較多。我的發言後來發表在《北京文藝》上。那時忌諱講私人友誼，以後我同他並無往來。到1961年《中國工人》奉命“拆廟搬神”，我做完結束工作，率隊去山東支援老區建設。臨行前，我將業餘寫成的長篇小說《一去不複返的時代》送到中青社，請他們審處。同王維玲、張羽、黃伊、王濟民等同誌打過交道，卻未見到曉天，聽說曉天“犯右傾錯誤下放勞動了”！那時政治上密雲驟風，詳情我也不便打聽。但我到山東後，仍關心著中青社的情況，記不清是哪年了，聽說曉天仍在中青社，而且抓了姚雪垠的《李自成》和陳登科的《風雷》。這兩部長篇出書後暢銷，我都買了看了，但 “文革”來到，我在山東一個省屬重點中學做行政領導工作，倒了大黴。看到報上《風雷》被批成了“黑風雷”，成了“反革命大毒草”。我明白曉天一定受了大罪，隻是情況卻已無從知曉了！
光陰流瀉，1983年我從山東調到成都，仍幹編輯出版工作，知道曉天無恙，曾調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藝研究院做行政組織領導工作，又調到中國文聯書記處做書記，並參與了《中國新文學大係》等大型圖書的編選工作。1982年恢複作家出版社後，兼任總編輯。由於我當時在四川文藝出版社與他有工作來往，通過信，也在北京見過麵，隻是交往頻繁是從1992年才開始的。那時，為編選出版《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係》（這是國內外第一套全麵、係統地介紹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優秀文學作品書係，規模宏大，共52卷，中國占12卷），曉天和我都是中國卷編委。其他編委有殷白、胡可、鄒荻帆、陸梅林等。我們在北京住中組部招待所，曉天同我過從的機會多了，他是個不張揚的人，但編選意見每每十分中肯。當時，將孫犁的《風雲初記》，老舍的《四世同堂》選人長篇卷內，曉天是堅決的。記得他講過一次話，大意是：書出版了，有的活下去，有的很快就死掉了！活下去的書少，死去的書多。好的書才能活下去，差的書卻隻能死掉。“文革”殺了許多書，造成書的冤案。我們如今要將冤殺的書救活，平反冤案。一個作家的成就不在於看他寫了多少本書，而在於看他的書有多少能長期活著，甚至永遠不死……他的話說得新鮮、生動、飽含真理，那段日子，我同他和其他同誌，包括重慶出版社的沈世鳴、陳興蕪、楊希之等同誌，相聚十分愉快，至今留下美好難忘的印象。
曉天是一個習慣於分析文學作品、深懂小說藝術的編輯家。因為我們都熱愛這種工作，所以很談得來，常常兩個人在一起嘀嘀咕咕，談得越多，了解越深，常有共同語言。他一生愛書。不但是優秀的編輯家，也是出色的評論家。博覽群書是他的嗜好。他讀了我的《戰爭和人》三部曲，曾經主動寫過一篇評論，題為《氣勢恢弘，璀璨奪目——讀＜戰爭和人＞瑣談》。他明明寫的是一篇長長的正規評論，卻隻肯用“瑣談”來命名。寫這篇評論，他先後給我來過三封信。第一封信上，他說：“關於《戰爭和人》，寫了兩大段卡住了，因為給朋友寫信可以隨便，整理成文就得有章法。我有個習慣，寫文章前，不看別人已發表的文章。這就須通過自己反複思索、把握準，從而也不可能與別人的近似或雷同，因此寧肯先放放，多想想。”第二封信上說：“就《戰爭和人》的審美和認識價值而論，需要進行更深人的探討，任何一部藝術精品名著，都不是一時評說得清楚的，但總要說出一點自己的見解，至少要選取一個新的角度。‘先下手為強’越往後越不好寫了。我寫的稿子擬再作調整充實。”第三封信上，他說：“從濟南回來，才看到永旺（按：指評論家謝永旺）發在《當代》上的評論《別開生麵》，竟徹底改變了我原來的構想，以童家父子為主，尋著你寫出一個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時代的開始的主題意旨，和從廣泛的視角，寫戰爭和人，寫人物深層次、複雜的性格的藝術追求，用評述的寫法談個人賞析之所感，曆時十多天，終於成篇”……引用這些信件，是說明曉天對文字工作的認真、細致。像他這樣的評論家，信手大筆一揮寫篇評論是不難的事，但他卻是如此認真，一板一眼，一絲不苟地評而論之。這是使我深深感動、難以忘懷的。所以他以前做編輯出版工作時，能抓出那麼多有影響的好書。他是嘔心瀝血地在幹的！
殷白同誌曾對我說過：“江曉天是位書法家。”確實如此。曉天的書法揮灑挺秀。他寫給我的信，無論毛筆字還是鋼筆字，每封信展開都是規矩整齊、漂亮多姿的。我寫信曆來潦草，看到他的信，常會慚愧。
曉天是安徽定遠人，想不到和我的愛人淩起鳳竟是小同鄉。定遠人在外邊能遇到的不多。他遇到起風當時的高興出乎我的意外。原來曉天愛安徽愛定遠，非常熱愛家鄉。他寫過不少描繪故鄉的散文，諸如《還鄉散記》、《說往道今》、《故鄉給我晴朗的天》、《故鄉茅草屋》等，也寫過關於安徽的散文，如《夜宿臨淮關》、《淮河三日行》等等，都洋溢著濃鬱的愛鄉思鄉之情。他在北京第一次同起鳳見麵，知道是定遠同鄉，立刻熱情地直呼其名，說：“遇到我的小老鄉真是難得，非常高興。”吃飯時，給起鳳親切地夾菜，然後就談定遠，並且認定我是“安徽定遠人的女婿”。以後我們通信，他和夫人李茹總是聯名寫信給我和起鳳。有次信上說：“起鳳還好吧？今秋定遠大豐收，農副產品價格又提高，農民很高興。故鄉這條好消息，起鳳聽了也會為之高興的。你們到北京後，不要忘了給我們打電話。寒舍水酒、粗飯、聊天是一樂。”有一年秋天，曉天、李茹夫婦回安徽老家，去了近一個月，在定遠住了七天。回到北京後，來信說：“有件事急於告知起鳳。在這裏，縣誌編寫組同誌們來看我，說起家鄉還有位女秀才淩起鳳，他們說在打聽你在什麼地方，縣誌人物傳要收進令尊的小傳，務請起鳳為令尊寫一生平小傳寄給定遠縣誌編委會辦公室，郵編233201。家鄉近十年發展變化很大，定遠縣城舊貌也不見，柏油大路，新樓林立，十四層現代化賓館……西鄉幾個鎮，全換了二層樓房……”現在，曉天病故，起鳳小腦中風，腦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時光真是殘酷，往事不堪回首。
曉天自己身體瘦弱，常在病中，但卻始終十分關心我的健康。他寫信時總勸我要保重身體，不要在寫作上過於勞累。夏天暑熱，要我注意盆地的潮濕；冬天寒冷，要我防止感冒。言辭懇切，這位兄弟般的好朋友，關心我勝過我關心自己，使我常常感動。
曉天有一個很幸福的家。他和李茹大姐互相恩愛。李茹美麗賢惠。有朋友對曉天開玩笑，說：“你怎麼能把李茹騙到手的？”其實，何必要“騙”，就憑曉天的為人，就該配李茹這樣美麗的賢妻。曉天夫婦孝順老人。我讀過曉天寫的一篇憶母親的散文，題為《刻骨銘心的往事》，刊登在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的《名人與母親的故事》一書上，那真是親情深厚之作。曉天夫婦有一子一女，都很優秀，子名江淮，女名靳虹（曉天本名靳家保，1941年參加革命後，用江曉天名），但1975年1月在海軍南海艦隊政治部文工團的女兒靳虹不幸犧牲，這成了曉天夫婦心上永久之痛。江淮同楊小葵結婚後，曉天和李茹有了個媳婦，又添了小孫女，小孫女成了掌上明珠。小葵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做編輯，她溫賢淑靜，不愧是編輯家的媳婦，做編輯極負責任，編過不少好書。我的《在忠字旗下跳舞》一書，小葵拿去做責編，印數很多，有一定影響。至今她仍關心我的創作，希望我有新作品，再為我做責編。他們一家本是一個非常值得羨慕的家庭，和諧美滿。但女兒不幸早夭，曉天又病故，令人心痛，情何以堪。月有陰晴圓缺，人生自然擺脫不了喜怒哀樂與生老病死。前些天，在電話裏聽到李茹大姐沉穩安詳的聲音，告訴我：曉天生前有遺囑，死後不保留骨灰，帶女兒靳虹骨灰一同撒人大海。但孫女維佳同爺爺感情極深，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隻能違背他的遺願。現墓地選定，曉天已經安葬，靳虹也遷來與慈父做伴。我心中湧出難以形容的感情，卻想到了一位哲人說過：“死是人人會有的，重要的是靈魂不死！”對國家對人民有過貢獻的君子、好人，就是靈魂不死的人！歌德在他的詩篇中寫過：“人格是大地之子最祟高的幸福！”從這種意義上說，這個家庭永遠是幸福的！
今天，我決定將曉天給我的信寄還給李茹和江淮、小葵及小孫女留作紀念。我是用祭悼的心情寫這篇悼文的。我比曉天大兩歲，今年85歲了！但以後也許還能去北京看望一次親友。如果實現，自然會去看望李茹和江淮、小葵及小孫女的。我也會去給曉天和靳虹的墓上帶去鮮花的！
原載《四月I文學》2009年7月號
悲哉秋之為氣也
——悼念三位老編輯
召俘燕祥
我在一篇小文中說過，年齡漸長以後，最要警惕筆下不自覺地流露暮氣。現在居然在題目上就寫進了“秋氣”，自秋而冬，一歲將暮，秋氣不也正是暮氣嗎？
然而，這一個秋天，有三位友人先後謝世，我怎麼能沒一點悲涼，幾分感傷？我將盡量多敘事少抒情，或說控製自己的感情吧。
九月初，我們一起從北戴河回京不久，就聽說章仲愕陷人精神亢奮的狀態。我知道，在北戴河的作協創作之家時，他遇見一個他所不願重見的人，那個人觸動他惱人的記憶。是他在作家出版社任職時，一個突然闖人的所謂工作組長。據說那人從他發稿的作品中搜索“問題”，上綱上線，不一而足，在那裏作威作福，進而對他拍案斥罵，仿佛文化大革命又來了。對老章來說，這是十年動亂以後，改革開放以來，一次毫無精神準備的屈辱。能不叫他耿耿於懷嗎？近二十年的時間磨鈍了記憶，偏偏那人又到他眼前晃來晃去，等於在他傷口上再撒一層鹽。老章雖說十幾歲參軍人黨，但他畢竟是書生，有其脆弱的一麵，加之內向，憋氣無從發泄。他想不通，他方寸已亂。九月下旬我去看他，他先領我到書房，看他珍存的多種版本魯迅著作，又說他要清理一些舊書，讓我看看要什麼就拿去……而他主要是想讓我聽他的傾訴。但他處於急躁和焦慮中，一件事沒說完又轉到另一件事，甚至一句話沒說完又轉到另一句話，他口幹舌燥，不斷地飲水，我怕他過於激動影響健康——實際上已經嚴重影響健康了——一邊勸慰他好好休息，我會再來跟他聊天，一邊向高樺建議，是不是找畢淑敏來跟他談談，做一次心理谘詢。高樺也答應了。
誰知這一切都來不及了。第二天，在老章失眠一整夜之後，不得不送人醫院，再沒出來，一過“十一”就段了。
在八寶山的告別儀式上，來了那麼多朋友，還有外地趕來的業餘作者。我平時不太清楚小說界的事，這才知道名家中誰誰的處女作是經他首發的，誰誰的頭一部長篇又是由他發稿的，他還為誰誰的紀實文學吃過官司……他對文學編輯的職業樂此不疲，直到人院前不久還帶病看完了一期校樣。
接著傳來了江曉天的噩耗。久病之後，一個早晨準備去醫院，穿戴整齊坐輪椅下樓，他就在電梯間流然長逝了。
老江原先也住虎坊路，跟我做了十五年的鄰居。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這個年輕的“老革命”就由團中央調到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無論斟詞酌句剪裁文字，還是策劃選題組織稿件，他不愧為一位好編輯，一位好的編輯室主任。他善與人同，據我所知，老編輯張羽、黃伊，還有從開明書店合並過來的葉至善等，都跟他相處無間。作家蕭也牧（吳小武）因小說《我們夫婦之間》惹禍落難，處境困難，社長李庚拉他來跟江曉天合作。在五六十年代的十幾年間，一兩代青年讀者，包括我在內，所讀“中青社”版的新書，從最早的《劉胡蘭小傳》、《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到後來的《紅岩》、《創業史》、《李自成》（第一卷），都與他們這個編輯集體不可分，有的且是老江親自經手的。
對這些書作什麼樣的曆史評價，可以從長討論，但這些書的暢銷，的確曾經在精神荒蕪的年代給千萬讀者帶來閱讀的滿足。無論如何這不能算是他們的過錯。但就在反右派鬥爭中，在老江出差期間，他的合作夥伴蕭也牧被劃右派。隨之李庚被劃右派，老江也受到黨內處分。又過幾年到了“幹校”，蕭也牧竟被活活整死。“文革”中的事情，一個不大的單位怎麼搞得這麼複雜，生死一線，誰能說得清？
“文革”後老江沒有回那個出版社。他參與恢複文聯作協，並留下搞研究工作。雖說到了“新時期”，文壇有時卻還像“舊時期”一樣波橘雲詭，而老江說他廣交朋友，不拉幫結派，他是不主張以評論為棍棒的，可以想見其在夾縫中的為難。據說，有一副部級幹部有意找他做助手，讓他當個文藝局長什麼的。他連連婉辭，說“我不是當官的料”。有官可做而敬謝不敏，且不說他堅守什麼，就算是逃避吧，也該說是難得的了。
章仲愕和江曉天都是文學圈裏的老編輯，而差不多同時逝去的錢辛波則是新聞圈裏人。我和他相熟，是同在廣播局右派下放的黃嘩農場勞動改造過。長期在一個班。他十分老實勤懇，而呐於言，像個老農，使你很難想象，就是他，1945年從燕京大學新聞係畢業，英文和中文一樣流暢，40年代後期在南京新民報工作時，周旋於中外記者群中，替報紙也替中共做了許多工作。正是在那前後，夏衍介紹他加人了中共的地下黨組織。1949年後，先在西南台，後到中央台。反右派時恰在高級黨校學習。臨畢業，班上還沒打出右派來。校長楊獻珍找他談話，商量劃他右派的事。他想，報上揭露的新聞界右派言論，許多“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他也有之，過去新民報的老同事如高集、高汾也都劃了右派，則劃他右派也算順理成章，便這樣接受下來，回原單位，然後就跟我們一塊勞改來了。再後是妻離子散，孑然一身到一個鄉村中學教英語，熬過二十年的異類生活。
老錢的記憶力驚人地強。可能一是天賦，二是職業訓練，例如新聞工作必須熟記的資料，瑣細到各樣的節日紀念日，全都裝在他腦子裏，一開口就說得準確無誤。但我和他交往當中，很少聽到他回憶往事。
80年代初，他任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當時在研究生院讀新聞專業的人，該還記得他，記得他也曾為新聞法的立法拋灑熱情，彈精竭慮，隻是勞而無功罷了。
老錢晚年有一段時間住進上海郊區一家老人院。頭一年很滿意，因為免於為日常瑣事操心；第二年就不太滿意了，因為寂寞，同住的一些老人，經常談的是他們兒女賺了多少錢，買了什麼房子什麼車，搭不上話，到第三年就堅決回來了。但話已經越來越少，晚年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沒有意思”。求醫也不積極，就這麼倡慢而去。
“歲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草木凋零，美人遲暮，這是自然規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但求無愧於天，無作於人，這是平常心的自律。老錢、老江生於20年代，老章生於30年代，他們從不同的路上走來，各經各的坎1985年在昆侖山口坷，也各有相對短暫的順心歲月。總之人的命運都為時代所左右。但無論在順境在逆境，我這三位友人畢其一生，可以說都是為人正直，甚至有幾分傻氣幾分迂闊，然而無可否認，他們做了他們所能做的奉獻。我這裏寫下他們片斷的際遇和言行（自然是單位起草的訃告或生平中不會寫到的），聊作對他們的紀念。
原載《北京青年報》2008年11月15日
良晤已成往昔
唐浩明
那還是《曾國藩》出版後不久的一天，樹誠兄（該書的責任編輯）對我說，江曉天老師很稱讚《曾國藩》。這老頭子眼光蠻厲害，看書看得準。當年《李自成》在中青社出版，責任編輯就是他。姚雪垠很相信他。得知江曉天是《李自成》的責任編輯，我不禁肅然起敬。他稱讚《曾國藩》，既使我意外，更讓我感激。大家都知道，李自成是明末農民起義軍的領袖，曾國藩是清末農民運動的鎮壓者。一個高度讚賞《李自成》的編輯，卻同樣欣賞《曾國藩》，這樣的事若放在十多年前，簡直不可思議。樹誠兄說，你應該去看看江曉天老師。是的，我應該去拜訪這位具獨特眼光的同行前輩。
趁著一次去北京的機會，我決定將這一想法付諸實現。我先試著打個電話。電話那頭傳過來的是明顯的皖北口音。我問是江曉天老師嗎？回答說我是江曉天。我於是自報家門。電話那邊立即表示歡迎到家裏來，並詳細地告訴我一路上該如何走，又特為說明：我的院子門口最大的特點，是有堆碼得高高的啤酒箱框，因為這是一家啤酒批發店。放下電話，我心裏想著：這是一位沒有絲毫架子樸實得就像北京隨處可見的胡同口老頭。
終於見到曉天老師了，原來是個單單瘦瘦的七十開外的小老頭。家裏很簡樸，似乎也並不太寬敞。我懷著一種外鄉人進京見名人似的心情走進屋裏，多少有點緊張拘束，然而很快，這種心情便完全消失。這是因為初次見麵的曉天老師很隨和、健談。一落座，他就不停地說《曾國藩》，說讀《曾國藩》時的”渝悅感受，他竟然可以大段大段複述《曾國藩》中的情節，有的句子甚至可以完整地背誦出來。這種超人的記憶力令我欽佩，而他對《曾國藩》的偏愛，則更令我感動。我說，若不是事先知道您對《曾國藩》的肯定，我不敢來拜訪您，因為曾國藩與李自成的反差太大了。曉天老師笑了，說，李自成的故事和曾國藩的故事都值得用長篇小說的形式來寫。你對曾國藩的文學形象把握得很有分寸，對他這個人和他所處的時代研究得深，故而寫出來的東西曆史感強，厚重，即便有人不喜歡曾這個人，但對你這種寫作態度也是會讚同的。由此我們自然地談到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曉天老師說，姚老寫《李自成》下過很紮實的研究曆史的工夫，所以他的書能立得起來，不怕曆史學家的責難。還有一點，姚老的文字功力深，他的舊學好，文白相雜的敘述運用嫻熟，他試探將西方長篇小說的長處借用過來，與中國古典小說的表現手法相結合，創造了一種新的曆史小說的寫法。看得出來，你的曆史小說走的是這個路子。這是曆史小說創作的正路。
我們愉快地談了兩個多小時，曉天老師的談興依然很濃，師母則一直陪坐在旁，靜靜地微笑地聽著，偶爾也插上幾句，讓我感到氣氛的融洽與溫馨。實在不敢打擾兩位老人太久，我告辭下樓，曉天老師一直將我送到馬路邊，又一再叮濘 “小心，注意車”。
曉天老師對《曾國藩》的認可，尤其是他對我的曆史小說寫作風格的認可，給我很大的鼓舞和信心，使我更加堅定地走自己的這條路，接下來的《楊度》與 《張之洞》，都是同一風格的產物。
我從心裏感激曉天老師以他多年文學編輯的資曆和《李自成》責任編輯的身份，在《曾國藩》問世的初期，以如此鮮明的態度支持這部書。特別是後來我聽說他為《曾國藩》沒評上茅盾獎而深為惋惜的事，對這位正直的編輯家更添一份敬仰之情。
我本來應當常去曉天老師家問安請益才是，但一則源於我天生的拘謹性格，二則也的確怕多打擾他們，故而很少再去虎坊橋了。去年，我在《文藝報》上看到他仙逝的報道，心裏悵撫久之，深為自己沒有多去看望老人家而悔恨：良晤已成往昔，此後不可再有。近日，我在閱讀海天兄寄來的《茅盾姚雪垠談藝書簡》，讀到曉天老師在病中為此書寫的序文，倍感親切。讀了這本書，使我更加知道曉天老師為《李自成》這部巨著所付出的不為人知的貢獻。原來，促成中青社早日複業及《李自成》這部書順利完成的著名的姚雪垠上書毛主席這件事，就是出自曉天老師的建議！在致茅公的信中，姚老多次提到曉天老師：“我們對江曉天充分信任，認為他對黨的事業心強、工作踏實、細心、負責，分析稿子的修養也較高。他一直將出好《李自成》作為黨的事業看，關懷備至。”“曉天同誌一向考慮問題比較細致。”“他是我的好戰友、好朋友。”在這些充分肯定的話語中，包含的是姚老對曉天老師的一片深情。是啊！作為一個文學編輯，曉天老師以自己的慧眼卓識，為一部名著的誕生，作出了別人難以替代的貢獻。作為一個文學前輩，曉天老師以自己的熱忱與學識，給了許許多多像我一樣的後來者以信心和鼓舞！曉天老師，您人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您的精神和事業將長存人間。
永遠難忘的記憶
許特生
與江曉天老師相識於六十年代，那時我還年輕，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冒昧地帶著一部長篇小說的草稿，闖人了大名鼎鼎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大門，一位編輯引我見了江老師。他慈善的麵容，親切的談笑，立刻消除了我惶惶不安的心情。說實在的，那時真有些妄自尊大，還不懂小說的創作規律，尤其對長篇小說龐大而複雜的結構毫無所知，隻是羅列了一大堆素材。盡管這是一部雜亂無章十分幼稚的稿子，但他以長者的關愛，仍然仔細閱讀這部粗拙之作，除指出稿子從主題思想、結構、語言及人物刻畫存在的諸多缺陷之外，並中肯地指出，你的寫作基礎還比較差，不可貪大求快，長篇巨作你無法駕馭，應先練筆，從散文和短篇小說寫起，隨著閱曆的豐富及藝術技巧的提高，才可嚐試寫長篇。這些至關重要的指點，使我在創作上少走一些彎路。
七十年代我在北京改稿，那時江老師住在賓館，起草文代會的報告，盡管十分忙碌，當我多次去拜訪他時，仍然十分熱情地接待我，和藹可親地侃侃而談，介紹國內文藝界的情況及文學創作的方向等等，使我受益匪淺。不久，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修改長篇小說《帕裏黛與帕裏夏》，湖南的《芙蓉》雜誌編輯來北京組稿，他又熱情地介紹我與這位編輯同誌見麵，努力把我的作品推出去。
在江老師的耐心指導下，創作總算有了些進展，他介紹我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尤其令我最感動的是，那時他年歲已高，而且身體也不怎麼好，我寄去的兩部長篇小說的初稿都仔細閱讀了，並在稿紙上寫下了許多批注，連某些細節都一一提及，真是細致人微。他一再提出，要注意典型環境的真實性，要寫出邊疆特色，切忌語言過分華麗，以明快精煉為好。
曾經有一個時期，小說界流行“三無”（無主題、無情節、無人物），江老師又提醒我，不要“跟風”、“求時髦”，應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著重反映當代生活，堅持寫自己熟悉的東西，寫出自己的風格及特色。他還希望我有自己的生活基地，要經常深人基層，與群眾保持密切的聯係。他這些諄諄的教導對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影響，盡管在八十年代，我有去北京工作的機會，因不願放棄自己的生活基地，依然留在新疆（已在邊疆生活五十多年了）。
九十年代初，我出版了長篇小說《家庭之謎》，此時，他早已在中國文聯工作，在百忙之中不僅仔細地閱讀了這本書，還不辭辛勞寫了一長篇評論文章（發表在《文藝報》），對這部拙作作了精辟分析，並坦誠指出其中的不足，我頗受教益。
江曉天是貫穿我創作生涯唯一的待人坦誠、平易近人的尊師，他以一個長者對小輩的關懷，對一個邊疆作者的扶植及愛護的種種情景，至今還曆曆在目，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深處。
瀟湘夜雨憶曉天
餘開偉
暮春四月瀟湘之夜，依然是雨聲浙瀝，涼風簌簌，寒意襲人。我靜靜地獨自坐在書桌前，在溫柔的燈光下重新翻閱前些年曉天老師贈送的《江曉天近作選》，想到故人仙逝，永別人間，不禁悲思如湧，感慨萬千，往事曆曆映在眼前。
記得與曉天老師相識相交始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來彼此從未中斷聯係，常有書信往來。那時我還是一個三十出頭的青年，在新疆一個藝術團體從事專業寫作。受新疆作家許特生的委托，乘到北京出差之便，專程去看望在中國文聯工作的江曉天老師。在這之前，我已熟知他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即參加革命文化工作，解放後又編輯過《紅日》、《創業史》、《李自成》等在新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名著，是位成績卓著的編輯家和文學評論家。雖然他隻比我大十多歲，我卻把他當做師長由衷尊敬。他對於我這位來自西北邊睡的年輕“不速之客”，極其熱忱，仿佛是接待遠方的老友，天南地北傾心交談，使我倍感溫暖親切。那時，我在全國報刊發表的文章很少，名不見經傳，但曉天老師對我的寫作給予了極大的鼓勵。他語重心長地說：“你在新疆這樣偏遠地區搞文藝評論寫作，受到客觀環境條件的限製，肯定很艱難。但你有你的優勢，你年輕勤奮，若持之以恒，同樣可以大有作為。”這席話情真意切，給予了我真誠的支持和鼓勵，使我終生難忘，拚搏衝刺的勇氣倍增。如果說這些年來我出版了幾部文學評論專著，多少有些成果，這是與曉天老師誠摯的信任和支持分不開的，我內心充溢著感激之情。
八十年代中期，我從新疆調回故鄉長沙，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每次到北京開會或組稿，我都抽暇去虎坊橋看望曉天老師，每次他與夫人李茹老師都如迎嘉賓，熱情招待，使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他倆夫婦的確是誠懇好客的忠厚長者。曉天老師很健談，語速很快，思維敏捷，快人快語，我倆性格似乎很相近，產生了很多共鳴。曉天老師曾經擔任兩屆茅盾文學獎評委，他絕口不提，但談到文藝界一些作家和作品，他卻胸懷坦蕩，語無遮攔，往往一語中的，切中要害，我暗暗驚服他的膽識和魄力。大概是1990年，我進京到他家做客，他興致勃勃地向我詳細談到解放後文藝戰線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曆史是非，對某些當事者掩蓋曲解曆史真相很不以為然，其中牽涉到許多鮮為人知的珍貴史料。我從編輯的職業敏感，覺得應該保留下來這些珍貴的曆史史料傳諸後世，這將是對文化事業的重要貢獻。遂當場約請他作為當事者和曆史見證人將這些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曆寫作一本書稿，我願意擔任責任編輯，爭取在我社出版。曉天老師當時很興奮，會意地點頭應允，但沉思片刻，卻頗有顧慮地長歎一聲說：“謝謝你的建議，我早就想到要把這些曆史真相寫出來，但現在還不是時機，還會有一些阻力，隻能等待一段時期再說……”
的確，當時文藝思想界輿論空間還很有限，曆史是非還糾纏不清。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混淆了曆史真相，要還原曆史本來麵目，還有待時日，我完全理解曉天老師的苦衷。對這次約稿我沒有急迫催促。但以後幾次進京看望曉天老師，詢問此事是否已有眉目，他總是深懷歉意地表示現在還不能動筆。我強烈地感覺到他所擔受的無形壓力，隻好歎息作罷，不再催稿。而今曉天老師已經作古，此事也就付之東流了。我想那些沉埋已久的曆史真相，隨著歲月的流逝和當事人的一個個年事已高或駕鶴西去，將永遠無法公諸於世了，這真是可悲可歎的曆史遺憾！如果曉天老師當年不是那麼顧慮重重，不是那麼猶豫不決，如果他有足夠的勇氣、足夠的魄力、足夠的膽識，完成腹中澄清曆史真相的著作，文化界和思想界將新添一部可靠的信史，而今這一切都無從說起了，這真是一個隱性的悲劇。我無意苛求逝者、苛求前輩，卻為逝者、為前輩生前所擔受的精神壓力而遲遲不能動筆感到不平與不公！我不知道何年何月我們的文化界和思想界能夠更加開明一些，更加寬容一些，更加豁達一些。使像江曉天這樣曆史的親曆者和智者，有著足夠寬鬆的表達空間和安全的現實保障。我深信經過我們共同的努力呼籲和積極爭取，這樣正常的時日一定會到來。
以後這些年，由於與曉天老師保持著通信聯係，互相交流思想心得，我們的友誼與日俱增。彼此之間，不僅談及公務，還保持著亦師亦友的珍貴情誼。記得有一年我去看望他，我倆整整傾談了一個上午，他的夫人李茹老師溫文爾雅，秀麗端莊，也饒有興致地參與了我們的傾心之談。他倆夫婦告訴我，他們有一個愛子和一個愛女，愛女在部隊文工團因公演出途中不幸遭遇車禍，催難犧牲。這給他倆極大的精神打擊。二老在談及這段傷心事時，眼圈發紅，聲音顫抖，十分傷感。我當時感受到，這對慈愛的父母痛失愛女的創傷至今未能平複，心情也十分沉重，隻好勉力勸慰，岔開話題。時間已到中午，我起身告辭。曉天老師和李茹老師執意要留我吃中飯，李茹老師親自下廚，我雖深感打擾而不安，隻好留下就餐。告別時，老倆口送我到樓下，我勸他倆留步。曉天老師卻堅持要把我送過馬路到汽車站，我十分感動，極為不安。目送老人顫巍巍地穿過車流，橫過馬路，又回頭向我揮手告別，我真是悴然心動，溫暖如春。作為一個長者，一位名家，對於一個晚輩，一個普通客人，卻是如此禮貌周全，情深意切，這就是曉天老師忠厚待人的君子之風。事隔多年，曉天當時挽著我的手臂穿過永安路車流如織的馬路送我到汽車站的情景，我仍然記憶猶新，百感交集，恍然若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