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0年參加中國作家協會，曉天老師是我的人會介紹人。然而，十幾年之後，2003年年底，我繼退出湖南作家協會不久，即毅然退出中國作家協會。我對曉天老師深感愧歉，辜負了他熱忱介紹我人會的拳拳之意。然而，江曉天老師卻豁然大度，並未介意。他在2004年年初寫給我的信中說：“從《文學報》和其他幾家報紙得知你退會的消息，這表現了你的正直剛烈和為人品格。如今文壇幾乎成了‘名利場’，不再是作家和藝術家的學術團體了，不能不讓人感到悲哀和無奈。”他對我上述行動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和體諒，這使我倍感欣慰，他信中流露的深重憂患意識和待人以寬的長者情懷，使我對他更增加了一層體驗，更增加了一份敬重。曉天老師是我真正的良師益友，惜乎天不假年，他已魂歸天國，但他對新中國文藝事業的出色貢獻，他做人的風範將永存人間，光照千秋！作為後輩，我們將會記住他的名字。
寫於2009年暮春4月瀟湘之夜
遲到的哀悼
熊召政
知道曉天老師去世的消息，是今年的暮春，他已走了半年了。由於我平時既不看報，又從不主動與文壇聯絡，故消息閉塞。不過，這一回我倒是深深地自責了。先生離去，我竟未能親到靈前致祭，以至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哀傷。
我與曉天老師相識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的一次文藝座談會上。我的恩師駱文同誌介紹我與他認識，一聽說他是《紅旗譜》、《紅日》、《紅岩》、《創業史》、《李自成》等長篇小說的責任編輯，頓時肅然起敬。這些小說影響了包括我在內的一代人，它們都是我少年時代的最好讀物，正因為讀了它們，我的文學夢才開始萌動。可以說，上麵這些小說，每一部都是新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名著。一個人能夠編輯這麼多的名著，或者說，一個小說編輯能夠與這麼多的經典作家結為好友，真個是“萬千寵愛集一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曉天老師與駱文是至交，我有幸幾次陪駱文赴曉天老師的家宴，李茹阿姨的菜做得很好。席間，曉天老師憑著三杯兩杯的濃酒，縱論文壇，點評時事，似乎有說不完的話。接觸多了，我才發現，曉天老師雖然幹瘦如一支蠟燭，但內心激情澎湃，且待人真摯友善。我這才明白，正是他的性格與人品，使他獲得了那麼多大作家的信任。
曉天老師稱我為小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與他交往漸稀。這原因是因為我曾有一段時間告別了文壇。自1993年開始，我一麵經商，一麵研究明史，為創作長篇曆史小說《張居正》作準備。那段時間，為了適應全新的生活，我惟其離文壇不遠，到動筆寫作《張居正》的時候，幾乎摒棄了一切應酬。所以，很多朋友若幹年後見到我，都會問一句：“你怎麼突然失蹤了？”
1999年，《張居正》的第一卷《木蘭歌》問世。我帶著新書來到北京，第一個拜訪的便是曉天老師。向他說明了我這十幾年的經曆後，他不但沒有責怪我，反而激賞我作了正確的選擇，特別是看到我的新書後，他一下子提起了精神氣兒，說：“你們湖北有寫曆史小說的傳統，姚雪垠的《李自成》，是曆史小說的經典。”我說：“姚老的寫作對我啟示很大。”他說：“姚老是學者型作家，經曆又豐富，又舍得下工夫。你
江曉天、駱文、王淑耘、黃碧野在第四次文代會期間合影學習他，是正路。”不久，曉天老師讀完《木蘭歌》，他給我打電話說：“我一口氣讀完你的這本書，感覺你出手不凡。”
曉天老師的鼓勵使我信心大增。大約是2000年春天，《文藝報》為《張居正 木蘭歌》召開了一次研討會。曉天老師在會上作了一個題為《一部匠心獨運的曆史小說》的發言。結尾，他作了如下概述：
召政的這部小說，在當代曆史小說創作上，有這麼幾點可以說是獨到的創新：一、打破以時間推進為主線的敘事方法，選擇各種矛盾最為尖銳，交織在一起的聚集點切人，縱橫展開。《木蘭歌》從隆慶六年初春到盛夏幾個月時間內，一代王朝更迭，展開來寫朱元璋開國以來二百年間的史製沿革；二、對豐富多樣的曆史知識典故，不用靜止的回敘或穿插解說的手法，而是有機地化人表現人物性格的情節、細節描寫之中，從而避免枯燥、單調、乏味，寫得鮮活、流暢；三、不把下部的伏筆和懸念留在結尾，而是放到中間各章節中，這樣更耐人尋味，又使全書的結構更加獨立完整。
作為久負盛名的編輯家，曉天老師的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張居正》這部書首先引起京城一些文學評論家的關注，曉天老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近幾年，因為我進行第二部小說的創作準備，很少到京城，亦效仿當年創作 《張居正》時的生活狀態，少與文壇接觸。與曉天老師的交往，秉承一貫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宗旨，平時少通音信，卻不知其間卻隔了一個大限。現在回想起來，甚為愧疚。補寫這篇短文，算是遲到的哀悼吧。
2009年7月16日匆草
星辰與花朵
劉玉民
有人說，每一顆星辰的下方都盛開著一片鮮花。我覺得，曉天老師就是這樣一顆星辰，“三紅一創”（即《紅岩》、《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是一叢光彩耀目的鮮花，《騷動之秋》也是那鮮花叢中的一朵。
我與曉天老師相識於1990年11月召開的《騷動之秋》研討會上。那次是在全國政協禮堂，到會的都是首都文學界的知名人士。因為邀請名單和請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開會那天又遇上交通堵塞，在我到達會場時，與會的人差不多都到齊了。那時我誠惶誠恐，趕緊上前與各位前輩大家握手致歉。這樣我認識了馬烽、張鍥、張炯、李希凡、屠岸、李準、鄭伯農、曾鎮南、顧壤、蔡葵……也認識了曉天老師。那時曉天老師從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和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不久，與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保持著聯係。他熱情爽朗，一點架子也沒有，加之年輕時在山東工作過，幾句交談之後便讓我覺出了親切和溫暖。
那次會上曉天老師有一個發言，講得十分中肯精到，會後山東一家報紙有意發表，我便給他寫去一封信征求意見，沒想幾天後便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詳細地闡述了他對《騷動之秋》的看法和見解。
玉民同誌：
十三日來信敬悉。大作，我是一天一個晚上一口氣讀完的，十分高興！會上說的，全是讀後直感，未加條理，當然更沒有展開。若任遠和你認為，尚可整理和發一下，我無意見，隻希望在行文上加以理順。我的中心意思是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嶄新的典型——農民企業家嶽鵬程。這些年寫改革題材的作品不少，寫城市的、國營工業改革的有喬廠長、花園街五號等等；寫農村的報告文學居多，長篇也有些，如這次茅盾文學獎初選推薦的《蒼生》、《平凡的世界》，主要是寫土地承包，也寫了所謂的農民企業家，巧得很，兩書寫的都是磚窯廠，但都比較單薄。寫像嶽鵬程這樣真正稱得上企業家的少見。天津附近的大鄭莊，未見有取材於此的長篇小說．所以，用嶄新的這個詞是確切的。說它是典型，嶽鵬程這個人物既是“這一個”，又有相當代表性和時代特色．最近聽說大邱莊的那個總經理、書記比嶽鵬程還要嶽鵬程，個人年薪四萬元，養兩條狠狗，中央黨校省部級學員班去參觀，他都拿架子遲遲不見，對幹部、工人粗暴，懲罰比嶽鵬程還厲害得多等等．馬烽說的那位山西農民企業家又是一例。稱去鵬程是嶄新的藝術典型，並不言過其實。嶽鵬程是中國八十年代經濟改革大潮中湧現出的，他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這一時代大潮、“騷動之秋”的曆史特點．任何一個曆史大變革中的弄潮兒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革命戰爭、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都是如此，出頭鳥隻是敢於站出衝殺、衝闖，打破舊的秋序、傳統、框框，他們的功績往往隻在於此，而缺點、毛病，甚至於罪過也同時發生．一等高潮過去，“騷動”平靜之後，就明顯看得出來了．這一次的改革具有更深刻的曆史性，搞商品經濟。這在長期處於小生產、資本主義經濟未經充分發達的中國社會，尤其是對農民來說是亙古未有的。整個經濟改革，如何做到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至今仍是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國營企業，原材料、產品的銷售等全由國家計劃供應調撥，尚無競爭能力，至今仍不敢實行破產法，平均主義的分配實際上很難真正打破。從某種意義上說，大鍋飯、鐵飯碗並未徹底解決。對一個社隊企業來說，要取得原材料，打開市場，隻有靠錢——行賄拉關係，投機偷稅。為求生存發展，它要高度集中權力，以求生產銷售運轉迅速。恩格斯有篇《論權威》，說的是近代大工業生產要高度集中指揮、權威之重要。你可翻翻。所以我覺得，不能把嶽鵬程的一些獎懲、作為，通通視為封建的個人專斷、獨裁．要分析。我以為他對石衡保父子懲治倒有點封建專製的色彩，其中宗族之見就明顯。嶽鵬程對黨政官員包括女記者一些作為看來是不正派的，但是這種權與錢的交易當今社會是很普遍的，從集體企業來說非如此不能生存。官大一級壓死人，當官的對老百姓“一言九鼎”，大官一句話又推翻小官的決定； 當官的為保鳥紗難免要趕“潮流”，樹典型、保典型，多年如此。嶽鵬程倒賣鋼材，偷稅漏稅，違法，公檢機關要拘捕、懲治，市委書記幾句話，沒事了。這情節很生動，很深刻。所以，我說了一句，小說同時也揭示了政治改革的問題，亦即民主與法治的問題。小說三代人的情節設置和處理，我認為是好的，肖雲嫂的五十多麵獎旗、八百元遺產，嶽銳父子之間的衝突，寫得簡潔，也有特色。他們之間的衝突，不止是兩代人，也是兩個曆史時期的社會驟變撞擊爆發的火花，表現雖多在傳統、道德方麵，但更深的是社會經濟方麵的原因。馬、恩說過，一個社會觀念的變化，都根源於社會生產、交換方麵的原因。贏官，是作者理想的一種寄托，究竟農村社隊企業怎麼進一步完善發展，生活中沒有出現，你也不能憑空想出來。這個人物不可能寫得完整．嶽鵬程和嶽銳辯論的那段話：你們搞了幾十年，農民還是不得飽暖，我搞幾年，群眾富起來了。三代人的中心是嶽鵬程，通過他與嶽銳的辯論，說明改革勢在必行，盡管問題不少，但成績顯著；他與兒子贏官比，又說明社隊企業的改革急需進一步完善。你把嶽鵬程這個人物和盤托出來，活生生地刻畫出來了，對他的曆史的是非功過，有態度，但不作簡單的概括評價，讓世人去思索、評估，更發人深思。所以，我說對這個主要人物“朦朧”一點，更是作品成功、深刻、有力之筆。小說，描繪多方麵的，富有地方、生活特色的社會環境、民性、習俗，發言中已說了。關於語言問題，我認為也是不錯的，對話語言個性化，狀物、抒情言語也妥切。整體風格，簡潔、明快、生動、準確、不花梢、不鋪陳，不拖泥帶水。有同誌說這部作品寫得很有氣勢，當然也包括甚至於主要是語言方麵。文學是語言藝術嘛。我讚成王笠耘的意見，不要連續二部、三部寫下去．嶽鵬程這個典型已經完成了，讓他住進醫院結得捉好．他不可一下改弦易輒，也不能繼續走下去。他對秋玲的關係，看得出你意在表現一種新觀念。“飽暖思淫欲”、“英雄愛美人”，這是中國傳統說法，現代人觀，所謂性愛，或幹脆就是性，我以為，嶽對秋玲就是性關係． 因此，他不必為此而有什麼良心、道德上自責。如有的話，是他發現秋玲是兒子的戀人之後，倒可以。我說過如結尾不讓秋玲與賀子磊結婚，雙雙離開，或許更耐人尋味些。這意見希望不要整上了。
長期以來，我總是認為，長篇小說難免要與生活保持一定距離，因為作家對生活的觀察思考，需要一個過程；而生活本身，現象與本質有差異，需要個沉澱過程，才能看得清晰。《騷動之秋》打破了我思想上這個框框．說明你對生活的觀察之銳敏、把握之深，而且滿懷激情，迅速地寫出來。實不易。
這些日子埋頭看長篇，大作無暇再拜讀，原擬再看後，深思一番的。接信邊寫邊想，零亂拉雜地談了許多，權作朋友間閑聊亂說而已。任遠、張部長，請代致候！
握手！
江曉天
九零、十一、十七
一位年近七旬、受人尊敬的文壇前輩，在收到一個無名小輩的去信後立即寫來這樣一封長信，實在令人感歎不已。讀過信，我和時任濟南市文聯副主席、曉天老師的老同事任遠同誌，都覺得信中所談比研討會上的發言更集中也更有意義，因此幹脆把信冠以《江曉天致劉玉民》的標題交給了那家報社。文章發表後果然引起了不少同誌的關注和好評。
曉天老師對我和《騷動之秋》嗬護有加，卻從來坦蕩磊落。北京研討會上一江曉天在突尼斯迎太基遺址位文藝界前輩出於對作品的喜愛，說過《騷動之秋》具有流傳於後世的“潛質”和很有可能會流傳於後世的話。曉天老師在一次私下交談中特別提醒我說，“這種話最好不要往心裏去，一部作品能不能流傳於後世要由時間去證明，並不是看現在的人怎麼說。”後來，當《騷動之秋》遭遇非議時曉天老師據理力爭，表現出令人敬佩的膽識和勇氣，而當《騷動之秋》榮獲茅盾文學獎後，他又語重心長，再三告誡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與生活的密切聯係，爭取寫出更好的作品來。
曉天老師以他卓越的才識和燭照千秋的精神，為中國文壇留下了不少佳話。對我和《騷動之秋》的關懷和嗬護隻是其中一例。我唯願他與天上的星辰一樣，光照永遠。
一篇評論的交往
——懷念江曉天老師
苗長水
1989年8月，《小說選刊》選載了我的一個中篇小說《非凡的大姨》。不久，我看到《光明日報》上登出一篇評論《此是無聲勝有聲——讀＜非凡的大姨）》，作者江曉天。此時，作為一名正在追逐著各種文學新潮流的青年人，我對江曉天老師的名字頗為陌生，隻是好像隱隱約約有所耳聞。
江曉天老師這篇評論沒有任何深奧生僻的理論語彙，直率而真摯地寫道： “吸引我一口氣讀完部隊青年作家苗長水這部中篇小說的，首先是它所寫的是解放戰爭中，一支青年婦女支前民工隊的故事，而且開掘生活的角度選取和表現手法，都有新意。這類題材的作品，近兩年很少見了。也許出於我曾在山東戰場生活過的經曆有關而產生的偏愛，小說中寫到的一些生活場景，乃至用一些概括性語言的敘事，都引起我對往事的回憶。因此這篇小說讀來倍感親切，很真實。”
江曉天老師在這篇評論中，從他非常熟悉的曆史背景而進人閱讀評價： "1947年是我山東戰場最艱難的一年，而5月中旬的孟良Im戰役，比1月的萊蕪戰役打得更緊張激烈。戰役正式開打的前夜，解放軍一支準備最後攻下孟良固主峰蘆山頭的部隊，被一道齊腰深的河水擋了道。在這‘十萬火急’的時刻，以李蘭芳為首的60多個沂蒙山區農家婦女，迅速組織起來，急中生智，用自己的肩膀扛著17扇門板連接成橋，讓這一個營的主攻部隊及時順利地通過。突擊部隊走了，隻在擔任前哨聯絡的副營長頭腦中記下了這支婦女民工領隊李蘭芳的名字，軍情緊急，他耽心自己萬一在戰鬥中犧牲了而忘記這個值得記住的名字，就隨手從衣袋中摸出一支粉筆，把這名字一路寫在路邊的石頭上……
“小說的主幹寫的是一支武裝起來的青年婦女民工挑伏隊，隨軍支前，行程萬裏，曆經多次重大戰役，並不見戰火硝煙、刀光劍影，連槍炮聲也少聞，而著力於通過獨特的、生活化的細節，表現人物的精神風貌，深人人物的心靈，描繪人物情感活動……-
“小說不落俗套地表現了這些青年婦女們，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人民翻身解放，奉獻出自己美好的青春年華。有一處細節描寫，意味深長：當她們隨軍行進到長江北邊的巢縣，近年內第一次有機會洗澡時，由於長時間挑擔換肩， ‘每個人的膀子上都生出了一道怎麼擦也擦不掉的黑印子，硬繭。’有的說： ‘這下可醜死了，看不清楚的還隻當是長了個羅鍋子腰。’有的說：‘摸摸像驢皮！’‘像驢皮也沒事，反正你男人一輩子也摸不到這個地處來。’……說笑中流露出姑娘們為自己形體美的損害而耽心，但‘她們都懂得這是光榮，沒有什麼了不起。’林月美不是已經找了漂亮小夥子，範從軍也和一位青年軍人在戀愛嗎？是嗬，她們也從解放戰爭獲得自身的解放，已經或將會實現追求美好愛情的希望。一時失望了的李蘭芳，不久也回到家鄉，於孟良固山上植樹造林、美化戰爭破壞了的山河、造福子孫的勞動中，（小說的這部分筆墨過於鋪展，嫌得冗長）得到美滿的愛情。”
可看出江曉天老師對我這部中篇小說特別是其中一些真實的細節的溢於言表的喜愛，他的評價也非常準確。他高度讚揚說：“作者在多角度描述這個動人的故事中，力戒直白，力求含蓄，力避套式，別開生麵，刻意創新。我以為，此是無聲勝有聲，是這中篇小說藝術上的一大特色。”
很快，是我父親苗得雨告訴我，江曉天老師可是了不起的大家，既是一位老革命幹部，也是一位文藝界資深的編輯兼評論家。他在戰爭時期和解放以後在山東的新聞和文藝戰線擔任過領導工作，和我父親很熟悉。後調北京，在團中央、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文聯書記處擔任過領導職務，《紅日》、 《紅岩》、《紅旗譜》、《創業史》等名作都是經他之手編輯出版，許多建國初期以及改革開放以後江曉天在長江筆會留影《1986）的文學大家，也都經過江曉天老師的幫助扶持，而為人們所知。而且他也是中國作協老領導馮牧同誌情感篤厚的摯友，改革開放之初還和馮牧同誌結伴來過山東。
後來，我通過《小說選刊》主編李國文老師，打聽到江曉天老師的地址，給他寫了一封信，對他表示感謝。江曉天老師很快給我回了信，在信中說，當時是有幾家報社的同誌約他寫點新作品評論，他在雜誌上讀到我那篇小說，感到不錯，就寫了這篇文章。在這篇評論發表後，遇到李國文老師，才告訴他，苗長水就是苗得雨的兒子。他對我的小說創作給予了極大鼓勵和指點，也對評論中談及的缺點和不足談了看法，比如有些過於“玄妙”的描寫。我想，他對於革命曆史題材小說創作是有深刻見解的，他的評論以及他寫給我的信，都能讓我感受體現出一種素樸直率的大家風格，有什麼話都講得很直接，簡單而切中要害。後來我和江老師有過多次通信，但總覺得不太好多打擾他。
1996年，我參加中國作協代表大會時，有一天，與會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社長、評論家韓端亭對我說：“江曉天問你來了沒有？”於是他抽空帶我在賓館休息廳拜訪了江老師。過去在我的心目中，與“江曉天”這個名字相聯係的這位幫助過許多作家的文壇老前輩，應該是一種氣宇軒昂的“大家氣派”。見到他時，才發現他是一位“清風瘦骨”的弱小老者，個子不高，眉毛很濃，安徽口音很濃。休息廳裏與他談話的人很多，許多文學界老前輩們在向他詢問馮牧老師生病住院和去世前後的一些情況。所以他跟我的交談也不多。除了向他身邊幾位文學界的領導和老作家們介紹我，再就是問了一些我的近況和創作情況，作了不少鼓勵，並且問候了我父親的情況。
後來，我與江曉天老師也沒有通過信。去年10月，在報紙上和網絡文章中，得到江曉天老師去世的消息。他的夫人李茹阿姨告訴我：江曉天老師去世前要求一切後事都要從簡、低調。我想，這與他一生的人格和事業準則相關吧。他一生在工作中幫助過許多年輕作家或老作家，我隻是他幫助和扶持過的年輕人中的一個，但卻永遠會銘記住我的文學道路中，曾有江曉天這樣一位評論家，和他為我寫的那篇真情評論。 懷念江曉天同誌
高勇
曉天同誌是著名的編輯家、文學評論家，他主持和參與編輯出版了《紅旗譜》、《紅日》、 《紅岩》、《創業史》、《草原烽火》、《風雷》、《李自成》等一大批文學力作，並負責及參與編纂 《新中國文藝大係》及多部新中國作家作品集，擔任數屆全國茅盾文學獎、中篇小說獎評委，為新中國文學出版事業作出傑出貢獻。2008年10月7日（重陽節）在北京病逝，享年82歲。 文苑江公譽八方，共和國裏翰林郎． 長年揮動生花筆，樂為他人嫁衣裝。劫餘相聚老君堂（1），文化園中雪上霜．責令貓兒深打洞，奇聞千古說荒唐（2） . 二豎纏身久臥床，重陽未度赴仙鄉。 漢風魏骨標當代，明月一輪垂世長。
四 噩訊傳來痛斷腸，寒扉頓掩暗神傷。 萬千往事心頭湧，遙向青天莫一筋。
原載詩刊《晚霞》2009年第一期
濃密的長壽眉
——懷念曉天老大哥
劉先平
大約是1982年，夏天一個炎熱的傍晚，與時任新華社文藝記者的徐民和同誌，相約一道去拜望老鄉江曉天同誌。我和徐民和是老鄉，兩村相距隻有四裏來路；當然，我們還有著相知的深厚友誼。曉天同誌是定遠縣的，與我們肥東縣緊緊相連。
其實，並非完全因為是老鄉，就我說來，心底有著另一種衝動與渴望。但當時，我並不十分明白……
我第一次見到曉天同誌是1974年，那年我和編輯部的兩位領導出差去北京，其中一位與曉天同誌很熟悉。那時，對於雜誌、出版社的編輯來說，比之於常人是個更為鬱悶的時期，步步如履薄冰，不知何時突然被批。我揣測領導此行大約也就是想出去走走、透透空氣。我們在中國青年出版社接待室，見到了文學編輯室的曉天同誌，“文革”前，他主持文學編輯室的工作。他儒雅，尤其是濃黑、茂密的長壽眉下，睿智的雙目閃著炯炯的光彩，充滿陽光，透出一股親切、仁愛，是那樣富有感染力。即使是在談論動亂中遭遇異常不公平的對待時，仍然是常常露出一絲笑容，我很驚奇他的從容、大度……回程的路上，我的兩位領導也笑容滿麵——他在言談中，播撒了希望、光明。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著名的編輯晚年江曉天家，轟動一時的“三紅”——《紅日》、《紅旗譜》、《紅岩》，就是他的文學編輯室的傑作。“三紅”曾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當然，《李自成》的成功，更是文學編輯室的業績。文學史中流傳著很多獨具慧眼的編輯發現偉大作家、作品的故事在心裏展開……更增添了對曉天同誌的敬仰……
到達他在三裏屯的住所，李茹大姐熱情地為我們泡了茶。她美麗、親切。曉天同誌仍然那樣清瘦。沒有任何的客套話，濃眉下的目光將仁和布滿了客廳。我感到好像是到了久別重逢的老友家中，隨意、安逸。那時，他已在中國文聯書記處工作，談的當然都是文學，但隻是他和民和在談，我甚至想到民和是不是有采訪任務。那正是新時期文學繁榮的初始，各種思潮湧動的年代，話題當然很多。靜靜地在一旁傾聽中，才知道一些重要的文章是在他主持或參與下寫出的。心裏多了一層感念，他還是位評論家。
李茹大姐熱情地留我們吃了晚飯。臨行時，我將已出版的長篇小說《雲海探奇》、《吻吻鹿鳴》送給了曉天同誌。
以後，我們的交往多了，但大都是我和民和一道去，不知不覺中，我們見麵或電話中都稱他為老大哥。他的睿智，是我們的老師，他的風範是我們的兄長，我們在他的亦師亦友的情誼中得到了很多。
大約是兩年後，在北京參加會議結束後我去看他。剛坐下，他就說：你的作品我斷斷續續算是基本看完了，沒想到你寫的竟然是人與自然的主題。真的沒想到。你開創了這樣一個文學的新天地，太出我的意料。大自然是文學的永恒主題，人類對於自然是應該感恩還是無情地攫取？人類要不要保護自然？你告訴我們保護自然不就是保護自己嗎？這個主題太重要了，可我們長久以來沒有注意到這類文學，應該檢查；但你這種耐得住寂寞的精神，更可寶貴。一個作家，千萬不要追求轟動效應，一部作品的成功與否，是要靠時間來檢驗的。唐代的詩歌是那樣的繁榮，但現在留傳下來，至今還有著強大的審美價值的不就那麼多嗎？我們現在對自然保護的認識還在淺層次上，你的作品的價值，將會隨著人們對人與自然認識的加深，而愈加顯示出其價值。小老弟，可能你自己還不清楚，你正在做著一種開創性的工作……別隻寫長篇小說，要使這種文學豐富，一個流派的形成還應該進行各種各樣的摸索。我相信你能做到，因為你長期在大自然中跋涉，生活是創作的源泉，有大自然母親作為豐厚的基礎，你一定可以寫出多彩的作品……還是要強調，生活是創作的源泉……
他一口氣說了一長串的話，直聽得我心潮澎湃，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是的，我明白了常去拜訪老大哥在心底的衝動和渴望是什麼了……
那時，我的描寫在野生動物世界探險的四部長篇小說，有的已經出版，有的已經完成了初稿，正對大自然文學有著一些新的思考，很像是在崎嶇的山道上、密林中行走，我渴望著尋覓到新的方向，渴望著老師的指點。是曉天老大哥堅定了我在大自然文學中的另一種探索。他在看到我的大自然探險紀實短篇結集的 《山野尋趣》後的興奮，給了我極大的激勵。
他對我說的話，很多都結集在《耐得住寂寞，經得住時間檢驗》一文中。那是1996年，他在中國作家協會與中國青年出版社聯合召開的“劉先平大自然探險長篇係列作品研討會”上的講話稿。“我以為，一個作家成名前，特別是成名後，耐得住寂寞、甘於寂寞都是有利於自己的創作和提高的，一部作品的優劣長短，需要經過讀者和時間的檢驗。”“劉先平大自然探險長篇係列”先後出版，至今已有近二十年時間了，經過時間的檢驗，證明它越來越受到廣大青少年讀者的歡迎，越來越引起教育工作者和社會各界的重視，遠比‘炒’出來的一時轟動效應更為成功。一部真正的精品佳作，都具持久的藝術生命力。但在社會上引起重視，往往需要一個被認識過程。近些年來，我國和全世界對保護生態環境直接關係人類生存的意義越來越重視，就是一個認識過程。我想先平本人最初寫作動機並不是出於‘超前意識’，而是經過從喜愛大自然、野生動物，喜愛探險活動，從實踐中逐步提高對保護大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要意義的認識。”摘錄的這些話，閃耀著他的評論家的光彩和智慧。
他對後生的諄諄告誡，永留在我心裏。
新世紀之後，他的健康狀態一直沒有好轉，比之前些年更為清瘦，李大姐曾戲謔地說，在陽光下，可以看到他的五髒六腑，但他談鋒不減，長壽濃眉雖已染霜，雙目仍然如炬，總是給人仁和、溫暖、希望。
我多次請老大哥、老大姐來安徽住住，但卻一直未能如願。有次突然來了，是參加陳登科同誌作品研討會的。他說要到我家吃點家常便飯，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聚會。
他喜歡孩子，我的兩個兒子君木、君早隨我去看過他之後，我每次去看他，他總是一見麵就問他們的情況。
曉天老大哥對書法很有造詣，他說是在新四軍中辦報練出來的。平平常常一句話，使我悟出他的淵博的知識、深厚的藝術修養來源於血雨腥風的戰爭、在實際工作中孜孜不倦的學習。民和也愛書法，我們都提出過索要書法作品，他總是笑嗬嗬地說，等我練得更好一些吧。我曾送他一卷很有年份的宣紙，希望能得到他的墨寶，但仍未如願。
2000年，我又去看他，他仍是一見麵就問君木、君早的情況。我說君早已有了兒子——我們的第一個孫子。他非常高興，連忙對在另一房間的李大姐說： “先平他們添孫子了！”名字取了嗎？我說叫“天初”。他一連說了幾個好！回到合肥沒兩天，收到了曉天老大哥的信，信中隻有一幅字：“天之初，潤澤萬物”。字體遒勁，渾厚，就像他濃濃的長壽眉。那是他對孩子未來的祝福與殷切的期望，是他一顆純真童心的展示。
2006年11月底，我到北京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大會，當天晚上，仍然是我和民和一同去拜望老大哥。這時他已住得很遠，在望京那邊。他的身體已很虛弱，但濃眉下的雙目中跳動著歡樂的火花，仍然是那樣地播撒著溫暖、仁和，以至於使我們忘記了一切，又傾心交談，直到李大姐在他身邊忙於照顧，我們才又回到了現實中，壓低了聲音，放緩了語速。他卻睿智、從容地微笑著，目光在每人臉上撫來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