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程的路上，我們說著李大姐對老大哥的悉心照料。那是一種偉大純真的愛。她也是十幾歲就參加革命的老同誌，在中國青年報社做過多年編輯記者， “文革”後任人事處長。在我們相識、交往的二十多年中，從來未見過她高聲粗語，總是像哄孩子一樣勸說著他少抽煙、少喝酒。她曾告訴我們一個故事：老大哥愛酒，但他的健康狀況已不允許沾酒。她隻好將酒藏起來。有天夜裏，她突然聽到一陣惠惠聲，一看，老大哥竟從床底下掏出了酒瓶。他經不住酒神的誘惑……常說“老小老小”，是的，老人越老，越是回到了童年，是溫習童趣、頑皮……還是嚐遍人生酸甜苦辣之後的新生……
老大哥走了，在八十二歲的高齡時走了，應是人瑞。我奇怪並非隻有沉重的悲傷，而是常常感到他濃眉下閃爍的仁和、希望、達觀、溫暖、陽光……
江曉天與《風雷》
王文忠
之一：大劄如金
初識江曉天，在1982年的淮河筆會上，當時他是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我竄掇滁州與會的三位作者，在胎籲淮河大橋上和他合影，互相沒有深談。再識江曉天，是十年以後了，我帶著陳登科給他的信，去北京虎坊路甲15號拜訪他，請他為正在籌備的醉翁亭散文節邀客，自此我們算是熟悉了。當時，他是文學界的領導，我這個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想向他求教，不敢冒昧靠近，是陳登科信中的一句話啟發了我。陳老說，曉天，家鄉的事你沒有不熱心的。衝著這句話，我每遇難題，仗著是他的小同鄉，是他的晚輩，便大著膽子，給他寫信，向他討教。他不厭其煩地有問必答，指點迷津，諄諄善誘。二十多年來，我們僅匆匆見過兩麵，長期交往，靠的是通信，互相都寫了幾十封信。我視他的信是求知立業的指南，比金子還珍貴。
他敬重家鄉父老，在信中告訴我，定遠的人文曆史，民風習俗，存積甚豐厚。半個世紀以來，鄉親們的各種人生遭遇，有許多可歌可頌，可悲可歎的故事，值得掘而書之，為後人弘揚做張本。他關注鄉親們冷暖，在信中常有感歎，老戰友沈鵬飛對他說，一位解放戰爭時期堅持鳳陽山鬥爭的老英雄，至今仍住在深山破屋，家裏窮得連桌凳都沒有，溫飽難以為計。他為此心中很是不安。他惦記著老家的文學事業，在信中對我說，九二年回家，在定城與二三十文學青年見過麵，他們反映兩個問題：一是作品沒處發表，二是信息閉塞。全縣寫詩、散文、小說的青年，有二三百之多。文化局（文聯）辦不起刊物，想用活頁文選形式，不定期印點。五年過去了，未見。很可能是籌不到錢，沒辦成。他心裏總覺著有些放不下。
他對我這個晚輩，更是關懷備至，我將《醉翁亭觀賞》書稿寄給他審讀，請他批評，他立馬揮筆題簽，給我許多鼓勵，同時致函陳登科，對我多有褒獎。1997年，《清流》改名《醉翁亭文學》複刊，由我主持此事，他來信囑咐我，地方刊物，一定要堅持麵向本地區，麵向基層，麵向青年。要根據本地青年人的創作中反映出的實際問題，做些切實具體的輔導工作。他叮囑我，當編輯要熱忱，知識閱曆要廣，語言文字素養也很重要。希望多下工夫，當一個合格的編輯。我將兩期刊物寄給他，他收到後，像老師批改作文似的，邊看邊做記錄，對散文 《故影》、《鄉村的記憶》，小說《用冷飲寫生》和電視文學劇本《沈瓊枝》等所有作品逐篇評點，分析闡述得十分細致透徹，寄來四五千字的長信說，我是個搞編輯的出身，特留意版心、版式、版麵的設計編排，如同一個人的穿戴，配得不適體，．不好看，別扭。配妥當了，就美好，封麵設計，也宜改改，整麵的大幅照片，印刷費用既高，又使讀者看上去脹眼，以簡潔大方、大氣為上。他對刊物介紹老作家繆文渭，極表讚同，來信說，繆文渭我見過，不熟悉，這位老兄執著的敬業精神，令人敬佩，也很值得故鄉年輕文藝工作者寫，你們介紹他太好了。同時在信中提醒我，友道（原行署專員張友道）辦過報，能寫，從政多年，又有豐富的生活閱曆，坐下來寫回憶錄和散文也是一種生活調節，刊物可約他寫些文章。他的信如同一頁頁教材展示在眼前，我手裏好像多了一根拐杖，在扶持我和刊物闊步前行。
2002年，他獲悉我已經退休，深為惋惜，來信說，沒想到你已花甲之年了，正是年富力強，卻要退休。好在不當官，知識學養，人生閱曆是自己的，可以寫寫文章。對後人也是一種財富。一個民族，物質財富固然重要，但人的道德文章更為重要。他接二連三來了許多信，給我鼓勵鞭策，他說，你對故鄉情深，又有相當學識，文筆暢達，年富力強，應當深入下去采訪寫作。今後寫作不必著眼於曆史名人，包括朱元璋、李善長、戚繼光，他們在史書典籍當中，均有記述。要寫，不妨從傳說軼事中，選取一些與定遠風土人情有關，而又具有現實意義之傳說故事，加以引伸。如朱元璋與篇糊湯的故事，戚繼光蒙誣被懲處後，後輩不得不更姓埋名的故事（據說永康鎮姓張的就是戚的後代）等等。讓我盡量多收集記錄一些普通人可彪炳史冊的光輝事跡，讓被封存的曆史得現其光彩。
我有時將所發文章的剪報，隨信寄給他指教，當中有一篇千字短文《回家的路》，主要寫遊子在外思念家鄉，但又怕看到家鄉環境被汙染，農民被坑蒙拐騙，腐敗官員端著酒杯，吃五喝六，欺壓農民……一他對這些腐敗落後現象深惡痛絕，多次囑我，就像《回家的路》那樣一篇一篇地寫。《回家的路》中幾怕，所列種種，都可以縱橫展開來寫。鄉親們各種人生遭遇，都可以采集，記儲、構思醞釀，寫散文、小說，短中篇均可。他鼓勵我，退休之後，用自己的才學，為故土鄉親們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命運，留下形象的曆史，供後人作一麵鏡子，汲取思想道德上的醇厚營養，也是鞭策激勵自己的精神力量。他對我參加中國作協一事，極表關注，多次來信詢問，向有關方麵說明情況。我人會後，即來信說，人會的事終於解決了，雖其本身無多大實際意義，但公平合理的結果，卻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仿佛是他自己的事似的，字裏行間，流露出一種欣慰。
我倆相距千裏，無緣謀麵，但他的飲食起居，疾患治療，社會活動及身體狀態等，從他的來信中我也有些了解。我每有信去，也總要表達我作為後輩的良好的祝願。1999年初，他在信中忽然冒出這樣一段話，故土情深，我已74了，來日無多，很想能回到半個世紀前戰鬥過的地方作一次尋夢遊。我覺得有責任讓他的願望盡快實現，便向原滁縣地區專員張友道求助。張友道慨然應允。不幾天告我，已經聯係好了，他在滁州的活動，由市委接待處安排。到定遠老家，請縣委和宋長漢接待（江曉天的同鄉，曾任淮南市長），屆時我倆陪同。告訴曉天，我們歡迎他回來，期待他回來。未料，他來信說，主要想去天長的銅城和銀塗 （河）集一帶看看，那是我北撤遇險的地方。另一處是壽縣。1940年，我隨十一臨中至壽城，遇日本人進攻，就向南轉移，回家鄉參加了革命。按中央規定，離休後回去看看，有專項費用可報銷。主要是到鄉間活動，老了擠公共汽車精力不行了，找找熟人解決用車問題。萬萬沒想到，友道這麼當回事，花了不少精力，十分感動，務請轉達我的謝意和歉意。長漢，我們是小同鄉，對他也十分感激。他說家裏房子裝修完了，己搬回。秋涼後，積壓多年的‘文債’，要多少還點。這樣我就走不了，讓你空忙了一場，實在抱歉。上述兩個地方，確是他革命征途中的轉折之地，我在他的有關文章中，看過詳盡敘述，那經曆是驚心動魄的。人到老年，回首往事，對那些在一生中起關鍵作用的所在，哪怕是一棵樹，一條田滕，一碧汪水，都是縈繞胸懷，不能忘卻的。我多麼希望他能重返出生人死的地方，重溫那炮火紛飛中的青春歲月，以慰藉那孤老的心靈。可惜的是，他放棄了，空給我留下一片期待、一片遺憾、一片惆悵。
江曉天數十年從事文學編輯工作，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全國叫得響的 “三紅一創”（《紅旗譜》、《紅岩》、《紅日》和《創業史》）都是他一手抓出來，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他被秦牧稱為“編輯中最有學問的人。”但家鄉父老對此卻知之甚少，我覺得有責任寫出來，告訴家鄉人。因此，我想采訪他，寫關於他的文章。他拿起毛筆，鋪開毛邊紙，用蠅頭小楷，又給我寫了一封長信，開宗明義即說，你的鄉情厚意感人，我既不是自謙，也非不識抬舉。一生隻是平平淡淡地度過來，盡力工作，即使蒙冤遇難的十八年，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亦一以貫之。能為人民苦難，說幾句真情實話，而無怨無悔，堪以自慰，並告慰餓死和幸存的父老鄉親，唯此而已。讀到這裏，我想起了他不尋常的遭遇，那是1960年春天，皖東鄉野，饑荒重重，定遠尤為嚴重，哀鴻聲聲，餓9遍地。江曉天獲悉後，一時衝動，在給二弟的信中說了幾句動感情的話，不料這封信被地方幹部偷拆後告發了，於是一頂頂常人戴不動的大帽子壓到了他的頭上。接下來是對他長達半年的批判，使他受到降三級，撤銷中青社文學編輯室主任職務，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下放到河北農村勞動。遭受如此不公正待遇，他下放歸來後，憑著一個編輯的良心，一方麵繼續《李自成》的編輯工作，一方麵挑起了 《風雷》的編輯重擔。
江曉天是個低調的人，從不張揚。他不願意我去采訪他，但我已積累一些材料，那文章大體也能做得出來。在定遠作者的支持下，我幾經考慮，還是把 《淺說江曉天》寫了出來。一萬八千字的文稿，以他協助姚雪垠抓《李自成》為中心，敘述他建議姚雪垠給毛主席寫信，獲得毛主席的支持，使《李自成》順利出版，救活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經過。同時也寫了他在戰爭年月和“文革”期間艱難曲折的經曆。2004年第一期《醉翁亭文學》，作為頭條刊發。我把刊物寄給了他，但很長時間不回一句話。九個月後，他來信說，你發表在 《醉翁亭文學》上的文章，收到刊物就看了。一直沒有給你回信，因為我始終認為自己隻是一個普通的革命者，沒有什麼成就可言。所以，不讓你采訪我，謝辭你的盛情，也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生米已經煮成飯了，文章已經印在紙上了，再說什麼已經與事無補。他筆鋒一轉，和緩地寫了心中的驚異和不安：沒有想到，你從我的《近作選》和其他一些地方，精心選取了一些資料，激情洋溢地寫出了這篇長文，全文分四節剪裁很精道。並指出我在文章敘述中一些不確不當之處，算是勉強認同。
江曉天給我的信很多，這裏說的隻是少數幾封，他對我的深情厚愛，作為前輩的寬厚仁慈，作為師長的苦心嚴厲，作為朋友的真摯坦誠，都在信的字裏行間閃耀。他那顆金子般閃光的心，一直照耀著我前行。為了表達我對他的敬仰和思念，我珍藏著他的來信，並將他那封毛筆行楷寫在毛邊紙上的長信，裝裱後懸掛案前，示作座右銘，“用自己的才學為故土鄉親們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命運，留下形象的曆史。”他的話時時在我的耳邊，激勵我像他那樣認真做人，謙虛謹慎處世；像他那樣嚴以律己，誠懇正派做人。
原載於2008年12月11日《滁州日報》
之二：故土情深
江曉天數十年編輯生涯，費時最多，花精力最大的是姚雪垠的《李自成》一、二卷，而遭災最大的則是陳登科的《風雷》。1958年初夏，陳登科進京出席黨的八大代表會議，江去前門飯店看他，陳說在構思一部長篇小說。三年以後，陳登科的長篇小說《尋父記》完稿，帶到了編輯部。江曉天此時正在忙著看《李自成》一卷的清樣，用業餘時間瀏覽了一遍《尋父記》，覺得這部作品的結構框架，主題基調，需要做較大的調整，想叫陳登科進京談談，改一改再說。但出版社領導看中了這部小說的題材，寫農村階級鬥爭，正符合那時形勢需要，要作為重點書稿來抓，發電報邀陳登科進京。陳登科先住在炒豆胡同團中央招待所，江和他討論了幾天，從大的方麵談了些意見。陳登科要求再談得深些細些，江又和陳搬到西山八大處中國作協招待所，議了10天。“陳登科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農民作家，這主要不是指他出生於農村，而是說他的感情，一直與占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是血肉相通的。”他接受意見很快，修改得也很迅速，10天下來，作品已大有起色，大家都很興奮。臨回城的前一天晚上，出版社決定江曉天擔任這部重點書稿的責任編輯，江堅辭。一方麵《李自成》一卷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另一方麵江因為一封家信惹了禍，一提起農村心裏就不是滋味。領導看出了江曉天的顧慮，安慰他說：“放心幹吧，即使將來出了什麼事，也有領導承擔。”江曉天無可奈何，隻得接下了這副不願挑的擔子。
《尋父記》上馬，陳登科邀請耿龍祥當助手，江曉天和他們一起又到炒豆胡同住了下來，還是像和姚雪垠合作編輯《李自成》那樣，流水作業。陳改出三五章交給江，江讀後提出具體意見，勾勾畫畫，再交給陳進一步修改。最後由江曉天逐章逐節，理理順順，把層次眉目分清楚，到1963年底全部脫稿，發排印刷，打出清樣，征求意見。
《尋父記》定名《風雷》，請鄧拓題寫了書名。江曉天沉思了一段時間，覺得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問題是全黨關注的大問題，自己在北京工作十餘年，農村雖也去過，但不夠深人，缺乏全麵了解。特別是各項農村政策，知之不多，要準確把握，尚有難度，需慎之又慎。《風雷》究竟如何，江曉天認為需向行家請教，需聽權威們的反映。他先將排印稿送安徽省委書記們人手一冊，給原新四軍二師政委，時任國務院農辦主任譚震林送了一份，又和他在中央黨校學習時的同學胡喬木的秘書姚力文聯係，想請胡喬木也看一看。姚力文此時已調任劉少奇同誌農業方麵秘書，姚告訴他中辦有個地區研究組，專門研究農村工作，成員多是長期在農村工作的地委書記。江便送了三份排印稿給研究組，請這些農村工作專家研讀。與此同時，陳登科捎來了安徽省委副書記陸學斌給林默涵和邵荃麟的信，林默涵時任中宣部分管文藝的副部長，邵荃麟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江曉天很高興，覺得能請動他們審看一下，更為妥當了。為此，江到雅寶胡同邵荃麟的住處，和邵荃麟進行了長談，又請姚力文轉述了三位農村工作專家的意見。1964年春節後，江曉天再邀請陳登科進京，綜合各方麵意見，提出了最後修改方案，明確哪裏需要增補，何處情節需要改造等等，與陳登科細致商討，至 “五一”節時，陳登科把稿子修改完畢。江曉天心裏還是不夠踏實，又把人民出版社編印的關於農業合作化高潮的三本書和毛澤東寫的多篇按語通讀了一遍。發現《風雷》所闡述的思想和其中一篇《把資本主義邪氣打下去，讓社會主義正氣升上來》所倡導的主旨完全一致，他這才稍稍鬆了一口氣，放下了懸著的心。
《風雷》出版後，各方麵反映良好。當時正在開展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許多地方的社教工作隊員都人手一冊，把《風雷》作為社教學習材料閱讀。《文藝報》編輯部先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後又在北京東郊農村召開讀者座談會，並組織評介文章，推薦這部著作。然而，恰在其時席卷中國大地的“文革”咫風，在長城內外橫掃了起來，江曉天小心翼翼，嘔心瀝血，精心培育出來的《風雷》，轉眼之間變成了毒草，成了複辟資本主義的黑碑，給他引來了塌天大禍，不僅被打翻在地，而且險些永世不得翻身。
1967年6月，那是個人鬼不分的時日，安徽兩大派赴京挑起了對江曉天的第一場批鬥。接踵而至，便是對江曉天的抄家關押，便是安徽省文聯“革命群眾組織”，安徽省支左解放軍，中央辦公廳造反派等各路人馬，愈來愈凶的對江曉天的批鬥審訊。1968年6月8日，《人民日報》第3版發表文章，題為《徹底砸爛中國赫魯曉夫篡黨複辟的黑碑》，副題是批判陳登科的反動小說《風雷》。把對江曉天的批判鬥爭推向了高潮。這篇萬字長文，署名安學江，是姚文元審定的。500多字的編者按也由姚文元執筆。按語稱“《風雷》這株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在中國赫魯曉夫親自授意下炮製出來的，是中國赫魯曉夫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的一個罪證。”“我們要感謝陳登科等人的勞作，謝謝這些反麵教員，他們使革命人民懂得：階級敵人是如何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的，反革命分子是怎樣耍兩麵派手法的……”整個按語殺氣騰騰，“等人”二字，最為狠毒，不僅把江曉天這個責任編輯“等”進去了，連許多應江邀請看過書稿的同誌也被 “等”進去了，統統成了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劃人了“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行列。《風雷》一案，刹時間成了全國反革命大案，許多人為此遭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無限期的關押審查，以至家破人亡。
江曉天被審訊批鬥折騰了一二年之後，造反派掘地三尺，也未挖出江曉天和陳登科有什麼特殊關係；查祖宗三代，也未查出江曉天和那些應邀審讀書稿的同誌，有什麼反革命牽連。造反派精疲力竭了，江曉天更是被折磨得皮包骨頭，再也榨不出什麼油水了，便打發他夫婦到河南磺川黃湖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家中隻留下幼小的兒女，在京城漂泊。又是整整三年的折騰，整黨時江曉天成了“吐故”對象，長期不準登記，不給過組織生活，這位在烽火硝煙中鍛煉出來的老共產黨員，被拒之於黨的大門之外。其間，江的兒子要參軍，因其父是反革命大案 《風雷》的關鍵人物，理所當然的不能人伍。江的女兒報考海軍、空軍文工團，業務條件雖很優秀，但也因其父與《風雷》小說的關係，而通不過政審。1970年南海艦隊文工團，進京招收演員，看上了江的女兒，準備招收，又被江曉天與《風雷》一案的牽連所阻隔。幸虧文工團的副政委有些不信邪，他不相信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出生人死的江曉天會成為反革命，便從北京趕到黃湖，和江的夫人一起去詢問中青社的軍代表，江曉天到底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在此情況下，軍代表吐露了真情：《風雷》案已經基本查清，江曉天和陳登科等人是一般工作關係。這樣，江的女兒靳紅，才獲準成了南海艦隊文工團的一員。1975年元月，靳虹下海島巡回演出，在返回湛江的途中，忽遭車禍榷難。江曉天因編輯《風雷》長時間挨整，女兒受到株連，付出了她剛滿21歲的年輕生命。江曉天在中央黨校的同學姚力文，因熱情助江，也被裹進了《風雷》冤案，也和江曉天一樣有相似的遭遇。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因讀過《風雷》書稿，發表過肯定的意見，也遭殘酷批鬥。曆經苦難，江曉天回憶這段經曆時說：“為《風雷》受株連遭受迫害的同誌很多，悲劇已成為曆史了，但傷痕尤其是喪失骨肉至親之痛，卻永遠留在心間。”特別令人感動的是，他在最困難的時候，堅持認為“《風雷》是陳登科創作前進道路上的一個大跨越，也是一次可貴的大膽探索和較成功的創新”。 “《風雷》無論從結構的完整性、人物性格的多樣化、個性化，蘊涵社會生活之廣、思想內容的深刻、藝術結晶化程度、審美價值和認識價值，均明顯地超越了他五十年代後期的《移山記》，是陳登科文學創作跨人成熟期的標誌。”
原載於2008年第5期《安徽文藝界》
我和江叔
——懷念著名編輯家評論家江曉天
李希華
三十年前，“四人幫”剛剛被打倒，文藝界百花凋零，極需精神食糧的中國人民如饑似渴地享用著昏睡多年的小說、戲劇、電影……
這時，被壓迫最深的廣大文藝工作者都忙著趕寫控訴“四人幫”罪孽的作品。我卻沒有順應潮流，而是一頭紮進山裏，采訪那些為解放戰爭流血犧牲的英雄們的事跡。隨後，我把獲得的素材寫成一本稿子。那會兒編輯部門剛剛“開張”，對於蜂擁而至的新潮作品接應不暇，像我這樣的稿子當然無人顧及。我正愁得不知道往哪兒送時，機關裏一位老同誌點化說：“你找江曉天嗬，他是編輯”！寫作對我來說，好比“半路出家”，對於文藝界的名流，我一概不知。就連同鄉前輩江曉天的名字，我也是第一次聽說。我開始用心打聽後，不由肅然起敬，江曉天原來是個大編輯！許多大作家都很信任、尊重他。我覺得可望而不可及，像我這樣還沒“人門”的青年怎配找他呢？可我心不死，經過反複思考後，決定先給他寫封信試試。我在信中告訴他：我是家鄉青年文學愛好者，最近以解放戰爭鳳陽山鬥爭曆史寫了一本小說……信件發出去以後，想不到在很短時間裏收到他的來信。他對家鄉的熱土無限熱愛，他在信中寫道“定遠，這塊地處皖東北貧窮落後的小縣，可卻鑄就了她的幾十萬兒女們吃苦耐勞，威武不屈的品格。1939年秋新四軍挺進敵後到這裏，領導人民群眾，很快就在日（寇）、偽 （軍）、頑（國民黨軍）的四麵包圍當中，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據地……鬥爭極為殘酷激烈，無數先烈和革命群眾的熱血灑滿在這塊土地上……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期盼著在文學藝術上得到反映，我在二十多年的編輯工作中，一直當心，但始終未能發現寫這一題材的書稿。”他得知我要寫一部反映“百日清剿”為中心事件的長篇小說，非常高興。鼓勵我“放手寫”，表示“全力相助”。我激動得差點發瘋，很快將書稿整理一遍，寄到北京後我便一直等待佳音。他看了我的稿子以後，進一步肯定了這一重大題材。他說“你的小說所寫的生活，我比較熟，讀來聞到鄉土氣息，倍感親切，也頓增我對故鄉人民、先烈們的一種責任感，將以全力支持你完成。你所耕耘的是我國人民英雄鬥爭生活領域中的一塊處女地，意義重大，要力爭搞好。”他接著分析，“現在，長篇小說出了不少，但受讀者歡迎的很少很少。原因表現是多方麵的。其中之一是讀者情況變化了，文化水平高了，藝術欣賞的要求高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寫打仗，有驚險故事情節，人們還是歡迎的，現在不夠了，讀者要求藝術上更加錘煉、塑造出個性鮮明、血肉豐滿光彩的人物形象來。‘四人幫’十年來，大搞模式化、概念化，把讀者坑苦了，人們厭煩了。”那時改革開放剛開始，江曉天擔任理論研究方麵的領導，工作相當忙，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在外開會，常常是整天進不了辦公室，更不用說坐下來看稿子、思考問題了。“隻能見縫插針，哪天有空可擠半個小時，也擠著看一點。”他看了前五章，就給我寫來洋洋數千字的書信。光那清秀工巧的行書字體便讓我感動（他的每封信都是這樣）！他在這封信中說：“我想這麼辦，隨時把讀後的意見告訴你，為的讓你及時有所考慮，讀點優秀作品，作點借鑒工作。看來還得深人廣泛地補充生活。這是我讀了前五章所深感的問題。從這幾章稿子看，你的文筆還算流暢，但是，你對四八年的整個時代背景不大熟悉，特別當時淮南地區遊擊隊人民群眾的鬥爭生活狀況、曆史，沒有親身經曆，感受不深，具體的了解少，看來主要是搜集了一些故事梗概。兩點加在一起，造成你對當時鬥爭生活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從更廣處看，作深刻的理解，從而對人物的性格，把握不準，刻畫不深。”他幫助我分析了當時國內形勢以及這個地區鬥爭的複雜性殘酷性。他指出，“小說，必須反映出這些本質的東西，必須通過反動人物的內心世界，社會的心理狀態刻畫表現出來。”他語重心長地說“藝術表現形式和手段（技巧方麵），你不熟悉長篇小說的結構，這是年輕人寫長篇難免的……”“寫一部長篇對一個有經驗的老作家，也是不容易的。三五年是常事，而且不一定都成，何況對初學的青年人呢。”原來我把寫長篇小說看得那麼容易！聽他這麼一說，我突然借了，像是掉進無望的深淵。可他又說“定鳳淮人民的鬥爭，應得反映。我們這些參與過鬥爭的人未及做，很感不安。你來做，很好。我正是懷著這樣的心情來發言。”我琢磨著這話時，心中又燃起一線希望，征得他的同意，我決定去北京當麵請教。
1979年3月，我的家鄉已經春意盎然，可北京這兒還是一片冰天雪地。我在東四的一個胡同裏找到他的辦公之處，向傳達室的老頭通報了自己的姓名和來意。那老頭親切地喊了一句“曉天！”隨後，一位風度翩翩的學者向門前走來。他，五十出頭年紀，身穿藏青色的毛呢中山裝，顯得特別精神。他像一眼看穿了我，操著濃濃的鄉音問：“你是希華吧？”“江叔”，我隨口喊道，即刻感覺到他是位可敬可愛的善良老人。我們三言兩語，彼此溝通感情。也是從這開始，我一直喊他“江叔”，他也一直呼我“希華”，我們便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江叔擔任中國文聯領導工作，很忙很累，我在北京期間，他隻能利用休息時間約我到他家中談話。他起初沒有提及稿子，而是花費半天的工夫教我長篇小說的作法。他說“文學主要刻畫人物，在藝術上追求第一位的不是編造故事。文學也不是敘述事件，事件隻是環境背景。在特定的背景裏不同人物的個性。人物個性靠獨特的細節表現，這就是行動……”等等。我聽後感到新鮮，如同幹枯禾苗遇上及時雨。可他把我的初稿否定後，我又覺得那麼沮喪。他看出我的心思，又給我講述許多作家成長的故事，使我明白一部作品總是千錘百煉才能取得成功。他的諄諄教導讓我受到極大啟發。於是我在北京住下，用半個月的工夫擬好提綱。江叔又約我去他家，手把手地幫助討論並建議我再深人采訪。再認真讀些名著，比如蘇聯描寫戰爭的作品《鐵流》、《夏伯陽》等。我回到家鄉以後，因為急於求成，又匆匆寫了一個稿子。江叔仔細翻閱後說：“欲速則不達。”他提了許多意見，叫我認真修改，他在後來給我的信中說“你出於對革命先烈和家鄉父老的深情，對曆史的強烈責任感，有股‘初生之犢’的勁頭，精神可佳。但你畢竟很年輕，對所寫的生活、時代不熟悉，沒有多少創作實踐經驗，而長篇小說的藝術結構處理，難度又大，勸你先放一放，可把其中一些較好的章節，加以豐富，改作中篇小說，或革命鬥爭故事也好。”於是這本書稿一擱就是二十年！在這段日子裏，反複閱讀江叔寫來的每一封信，不斷回憶在北京江叔的每一句話語，深感自己“內功”不足，於是，我拚命讀書，有些求知若渴。
1991年春天，我進到中央戲劇學院學習。如果說這是最高學府的課堂，那麼江叔的家便是我在北京的第二學校。在上學期間，每當沒有課程或者星期天，我就跑到江叔那兒去，他的熱情讓我像回到自己家裏一樣。每一次談話的中心，都是圍繞文學創作。他像關心自己的孩子那樣關心我的每一點進步。我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他滿懷深情地寫了兩千多字的序言。他興奮地說，“讀李希華的這部可謂係列中篇小說集的過程中，倍感親切的鄉音，總是不斷在我耳邊響起。一幅幅獨具定遠西鄉民俗風情特色的畫麵，把我帶回了丘陵起伏的故鄉，一個個生動的故事和各式各樣的人物，向我訴說了半個世紀以來，夢回魂係著的鄉親父老們曆經滄桑的人生命運，無法自禁地在我內心情感中湧動起陣陣波瀾。”他為每一篇作品評介以後，欣喜地寫道，“希華十幾年以來，一直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不為名利，不趕時髦新潮，隻求能表現家鄉人民群眾的心聲……他開始‘人門’了，藝術殿堂之門”。
以後的日子裏，江叔再沒有問起原先那篇戰爭題材的稿子。雖然放在那裏將近二十年，可我的心一直被它牽著，一直不能平靜，時不時捧出來看幾行。黨的六中全會召開，文學藝術的春天到來。我的心頭又萌發新芽，把沉睡多年的稿子重新拾起，夜以繼日地進行加工修改後，出版社認為基礎很好，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決定出版發行。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江叔，他來信寫道，“是件值得祝賀的喜事，這是你花了十多年時間，付出辛勞最多的一部創作。出於對家鄉人民光榮革命鬥爭的曆史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堅韌不拔而完成的，讓後人永不忘記，他們的先輩們為翻身解放而付出那麼重大的犧牲。我以為，應作為定遠曆史的一個重要時期，一部形象的記錄而永存！”他親筆題寫《前夜》書名。我能看得出，江叔並沒有忘記這部書稿，也在一直惦念著。後來我把樣書寄給江叔，他高興極了。認為這稿“把結構理順了，大背景寫清楚了。書也印得不錯，封麵設計、版式、印刷、裝訂都挺好。”“你鍥而不舍、甘願‘磨’是成功所在，藝無止境。一個作家的追求是無止境的，一步一個腳印走下去，就會一部勝於一部的。”一晃三十年過去了，我老想再寫一部長篇小說，以報答江叔為我付出的心血。2002年冬天，我去北京，江叔雖然身體欠佳，但精神還好。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江叔點點頭說：“我等著看你的新作”。我和江叔已有七個年頭沒有相見了。2008年冬天，我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初稿，是在地震災區四川成都完成的。我想盡快請江叔一閱，不料他秋天就走了。聽到這個噩耗，不亞於“5.12”地震對我心靈的俄害！我淚流滿麵，千遍萬遍呼喊“江叔”，可再也沒有回音了。
原載《滁州日報》2009年5月7日
為你驕傲
——憶江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