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忘不了……江淮 楊小葵 江維佳
您在貧疥的鄉間碎石下艱難地破土而出，您在不懈苦讀、追求、奉獻中一路走來。您在經過的每座擇站都留下讓人矚目的豐碑。您一步一個腳印堅韌、深沉地走過平實卻又不失精彩的人生。您累了，您老了，您走了！但我們每次回家，依然急切地走向您的臥室。輕輕地推開門，不敢冒然進去，害怕打攪您休息。習慣於一切依舊，而今已人去屋空，沒有人再怕打攪了。是啊，我們不應該再打攪您。可我們永遠忘不了您啊！忘不了您長長濃眉下對我們既威嚴又慈祥的眼神，忘不了您對我們做人做事的諄諄教侮，嚴詞告誡，忘不了您和我們聊天時那幽默、春智的風采，忘不了您對人世間表現出的真誠瀟灑和寬容，忘不了您在平實、恬淡中，透出的那份超然，忘不了您伏案耕耘，那孜孜不倦的身影。您身材削瘦，並不偉岸，卻是兒孫心目中高大不朽的巨人！如今，您已靜靜地躺在那滋養過您的土地裏，享受著從未有過的安寧，風兒習習從身邊輕輕拂過鳥兒悠揚、歡快地為您歌唱，啊！願風兒帶去我們永遠剪不斷的思念，願那鳥兒帶去我們平安、奮進的信息。
2009年3月於北京
編輯與作家關係的楷模
——緬懷江曉天先生編輯《李自成》的歲月
姚海天
父親姚雪垠於1999年辭世，9年後他的摯友、《李自成》的主要編輯江曉天先生也駕鶴西去，與父親在“天國”相會。真是歲月無情，令人烯噓。
在我父親那一代友人中，江曉天先生是我最尊敬、感情最親近、交往最多的，他和老伴李茹，我和王琪平時都以叔叔、阿姨相稱，可見其親密關係。其原因，除了他的學識、資曆、人格使我尊敬外，更主要的他是我父親患難與共的摯友，為《李自成》在逆境中出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自成》的伯樂和知音
父親在1957年因為《談打破清規戒律》、《打開窗戶說亮話》等四篇文章和一篇書麵發言被錯劃為“極右派”。經過猛烈批判後，在等待處理期間，父親常常一邊痛哭、一邊偷偷開始寫作《李自成》，在去農場監督勞動前寫出了30萬字的第一卷草稿。在農場艱苦勞動的日子裏，父親仍利用工餘時間筆耕不輟。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武漢。1961年夏完成第一卷初稿，開始寫第二卷。這時候江曉天先生聞信後，即開始和我父親書信來往，並赴武漢約稿，最終使一卷書稿落戶中國青年出版社，江曉天先生即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李自成》的編輯工作之中。為一卷的審讀、外審、修改、定稿、編校、出版付出了三年的心血，保證了在1963年出版。迫於那個年代的情勢，對《李自成》雖然不宣傳不評介，但仍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對於《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經過，父親在上世紀80年代初撰寫的《學習追求五十年》中，用大量篇幅回顧了這段曆史，並且深情地說： “如果有人問我誰是《李自成》的伯樂，我隻能回答是江曉天。他是我在困難時期遇到的第一個知音。”
江曉天先生也在文章中回憶說：“《李自成》一卷稿，從思想內容和藝術質量來說，都是難得的上乘佳作，應該選用出版，否則太可惜了！但是做出這樣的決斷，對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精神感受的壓力是很大的，主要是作者和我這個編輯，當時政治上都處在困難境況之中。”
江曉天先生所說的困難境況，一是指我父親是剛摘掉“右派”帽子，為右派出書是要承擔風險的。二是他本人也身處逆境中。1960年春，他的皖北老家災荒嚴重，餓死了不少人，連他十幾歲的大侄子也因饑餓夭亡。他在給二弟的短信中，說了一句氣話，也是一句實話：“家鄉死了這麼多人，遭此浩劫。”結果信被大隊幹部拆查、誣陷、告發，被出版社黨組織批判半年之後，受到撤去室主任、行政降級、留黨察看兩年的嚴厲處分。而《李自成》寫的是農民起義，他又在農民問題上“犯了錯誤”。雖有領導同意、支持，如果書稿出了問題，必然要和編輯捆綁在一起，後果可想而知。
父親在他回憶錄中寫道：“在上述曆史條件下，江曉天同誌倘若對黨的出版工作和黨的文學事業缺乏強烈的革命責任感，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對《李自成》稿子冷漠對待，拖延處理，以候氣候變化，《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很可能遭到波折，沒有第一卷的及時出版，以後的情況很難想象。”
正如父親所說，如果《李自成》一卷晚出一兩年，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一些曆史題材小說、戲曲無端被說成“借古諷今”，受到批判。接著是文藝整和姚雪垠第五次作家代表大會上和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兒媳王琪風，“文革”風暴驟然降臨，《李自成》的命運真是未卜了。
平時，父親在與我的交談中，也多次談到這一點。言談中充滿了感激之情、友誼之情。這種情況在父親身上是不多見的。
金無足赤，何況書稿。即使一部書稿水平再高，也難免有瑕疵，需要編輯和作家互相切磋，反複打磨，才能精益求精。《李自成》也不例外。我父親對他的書稿雖然比較自信和自負，但對江曉天先生提出的意見多能認真聽取，進行修改。盡管有時候有不同意的，馬上反駁，甚至很不客氣，但最後總能達成共識，使書稿提高一步。對此，江曉天先生在他的回憶文章談到：“我當了多年的編輯，與姚雪垠共事是最愉快的一次，我們之間的友誼，固然是為了共同的社會主義事業，但也是從爭論有時候甚至爭吵中建立起來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文章和同我談話中還談到，江曉天同誌有見識、有水平、有眼光、有魄力，忠誠黨的出版事業，他處理書稿積極、認真、負責，對作家熱情、關心、重情誼，是一位不多見的好編輯。
的確如此，如果說江曉天先生與作家的關係是榜樣、是楷模，是毫不過譽的。
1972年，父親結束了鹹寧五七幹校生活，回到武漢，原想集中精力整理完 《李自成》第二卷，趕寫第三卷，盡量補救“文革”耽誤的時間。但卻受到各方麵的嚴重幹擾，領導上常常送來工農兵寫的長篇小說和劇本要他閱讀，提出意見，而占去很多時間。父親已進入晚年，精力日衰，為此十分苦惱。江曉天先生在和我父親的通信中知道這一情況，而出版社的人仍在信陽演川幹校，複業遙遙無期，也十分焦慮。經過一個多月的反複考慮，他看到毛澤東對電影《創業》、 《海霞》作了開禁的批示，在文藝界引起了強烈反響，使人們看到了文藝界步出寒冬的一線希望。根據這一背景，他寫信建議我父親給毛主席上書，求得他的支持。這是當時較為可行的辦法。當然，這樣做是冒很大的政治風險的。如果此舉觸動了“四人幫”，很可能惹下大禍。我父親很重視江曉天先生的建議，又經過慎重考慮，最後下決心給毛主席寫信。信於1975年10月19日發出，經過宋一平、胡喬木和鄧小平的轉遞，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在正患眼疾、幾乎失明的情況下在胡喬木說明情況的信上用鉛筆作出批示：
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澤東 十一月二日
信從寄出到毛主席作出批示，一共14天。獲悉毛主席批示的消息，江曉天先生即受出版社的委托（他這時已經調離中青社），次日乘飛機，比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韋君宜提前趕到武漢，經曆和人文社“爭搶”稿子戲劇性一幕後，我父親由於和中青社特別是江曉天先生的密切關係和高度信任，仍然把二卷稿子交給了中青社。中青社很快寫出要求複業出版《李自成》的報告，報送團中央籌備組轉交黨中央。不到三天就批複下來：“同意”。文化部出版局也作出決定：《李自成》仍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別的出版社不能出版。因“文革”停止工作整整10年的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恢複出書業務了。這時韋君宜還在武漢做工作，爭取書稿，沒有回京。
由於毛主席的批示，中青社複業了。1975年12月20日我父親從武漢來到北京。從此我父親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命運完全改變了。所以人們說：“一部書救活了一家出版社。”父親對我說：“沒有你江叔叔的建議，我不會想到給毛主席寫信，1975年也不可能來北京，出版社也不可能提前複業，二卷出版要推遲好幾年時間。’
毛主席批示手跡
2002年，江曉天先生在《縱橫》著長文《我是怎樣編輯＜李自成＞的》，詳細回憶了這曆史一幕。他在文中寫道： "1975年，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又采取了一次‘冒險’行動，鼓動姚雪垠給毛主席上書……冒險之處是必然觸怒江青、姚文元、張春橋們，他們憑手中的權力，一追查，很容易弄清來龍去脈，我所在的青年出版社，又是團中央籌備組謝靜宜管轄下，其後果不坐牢也得‘流放’”。可見，當時江曉天先生為提出這一建議承受了多大精神壓力和政治風險。而這全是為了黨的文學事業，為了《李自成》二卷的早日出版。
風浪迭起，父親和江先生再次攜手渡難關
父母親帶著小孫女到北京後，借住幸福一村中青社宿舍，住在三門三樓，江曉天先生家在二門三層，兩家陽台隻有一板之隔，成為緊隔壁的鄰居。“平時，稿件傳遞，小事情商量，就在陽台上打個招呼就行，十分便利。”江曉天先生在文中回憶說。
那時候，物質匾乏，吃、穿、用，買什麼都要票證，沒有票證寸步難行。而父母的戶口在武漢，日常生活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而江先生一家就常常接濟些副食品票證，幫助渡過生活難關。
父親到北京後，花三四個月時間，日以繼夜，修改完第二卷稿子。眼看出書在望，沒料到政治形勢急轉直下，批林批孔，儒法鬥爭，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接踵而來，越鬧越凶。禍不單行，1976年夏又發生唐山大地震，殃及北京城，人心惶惶，黨和國家又處於危機時刻。
這時候，出版社的主要負責人又跟風跑，居然說：“二卷稿子中百分四十幾篇幅是帝王將相，這是重大原則問題。”又是什麼：“毛主席批示是要他把書寫完，並沒有說要出版。”這時候江曉天先生已調離青年出版社，到《中國文學》雜誌社，尚未報到。在我父親的要求下，江曉天先生暫時不走，幫助搞完第二卷的修改定稿工作。但他不再代表出版社，不再是二卷的責任編輯，隻是“幫辦”身份。這也是“文革”年代又一奇特情況。
父親雖斷然拒絕這位負責人的意見，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為了謹慎，無奈之下，江曉天先生又和我父親一道將70餘萬字的二卷稿子從頭反複斟酌一遍，把可能被抓辮子的地方處理得更周密一些，二卷書稿才發排到印刷廠。接著按原來計劃江曉天先生又幫助我父親修訂完第一卷，豐富盧象升形象，增強其悲劇氣氛。這時候江曉天先生才離開出版社。對這段曆史，江曉天先生回憶道：“這年十月，‘四人幫’被一舉粉碎，我正在辦從外文局《中國文學》調到新成立的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手續。便利用這段空閑，協助他寫出了兩萬多字的長篇序言。到1977年7月，他的《李自成》二卷出版了，一卷的修訂本也印出來了，我也到文化部去報到上班了。不久，文化部黨組和機關黨委為我1960年的冤案徹底平反，恢複原級別待遇，老姚的錯劃‘右派’也徹底平反了，特別是鄧小平同誌專門委托中宣部長張平化看望他，並轉達小平同誌的話，說：‘《李自成》第一卷寫得很精彩，第二卷不如第一卷，但也精彩，有獨到之處，也是難得的。’算是為老姚與我的合作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我們近20年幾經政治上的大風大浪，患難與共建立起的友誼更加深厚，終生難忘！”
成就卓著的編輯家
江曉天先生十四五歲就投身革命，為新中國的成立作出了貢獻。1951年又參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創業，到1976年離開，在中青社度過了25個春秋年華。上世紀50年代，是中青社最輝煌的時期。他長期擔任文學編輯室主任，經過他過問、參與和編輯的長篇小說中就有《紅日》、《紅旗譜》、《紅岩》、《創業史》、《烈火金剛》等一批名著。60年代初他又編輯了《風雷》、《李自成》第一卷，之後協助編輯了第二卷。這些文學名著經過曆史檢驗，大都成了經典之作。半個世紀過去了，至今仍一直重印，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今天中青人回顧在名著迭出的五六十年代，無不津津樂道，引以為豪。不少中老年讀者也說，我們是讀中青的書長大的。而這些名著、這些經典無不浸透著江曉天先生和許多老編輯的心血和汗水，辛勞和智慧。
我父親與江曉天先生的交往和合作20年，他們之間的通信有近百封，一次在致江曉天先生的信中說：“許多老作家信任你，這是你的成功，應引為欣慰。出版界中，有這樣情況的並無多人。”
我1979年調人中青社，江曉天先生已經離開3年了，一些老同誌也陸續離去，但他們編書做人的好傳統、好作風深深影響著後來者。
父親去世後，為整理父親遺著，編纂《姚雪垠書係》，出版《茅盾姚雪垠談藝書簡》、節選《崇禎皇帝》，我常去拜訪、請教江曉天先生，每次去我們都相談甚歡，他的不少真知灼見使我受益非淺。在我的要求下，還為《茅盾姚雪垠談藝書簡》寫了精辟的序言。
江曉天先生搬到望京新居後，年事已高，體弱多病，明顯衰老了。我每次去看望他時都祝願他多多保重，早日康複，安度幸福晚年。去年春天，我再次前去看望，沒想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麵。半年後他碎然辭世了，不過走得十分安詳，沒有痛苦，使我在悲痛之中略感一絲寬慰。
今年清明前夕，我和王琪參加了江曉天先生和他“文革”中在海軍因公犧牲的女兒靳虹骨灰的安葬。這是家庭式的安葬，簡單樸素，隻有李茹阿姨、江淮一家、靳虹一位戰友和我們夫妻倆參加。陵園背靠群山，環境幽靜，滿眼綠色，是逝者安息的好地方。墓地周圍栽植了翠綠鬆柏。黑色墓碑上鐫刻著兩行醒目大字：
才氣誌氣正氣豪氣氣溢文壇
編書評書著書愛書書留人間
我認為，這也是對江曉天先生一生的最好評價。
骨灰安葬完畢．我和王琪再次向江曉天先生鞠躬告別：江叔叔安息吧，我們永遠懷念您。
2009年5月
（作者：姚雪垠之子，中國青年出版社編審）
懷念曉天叔叔
蘇多多
2008年10月7日星期二，驚悉曉天叔叔離世，我和妻子立刻趕赴北京，直奔曉天叔叔家。曉天叔叔家裏，鮮花挽聯布滿客廳。客廳正中，懸掛著一幅我最熟悉的曉天叔叔照片。眼望曉天叔叔照片，似乎感覺他就在我們麵前。濃重的眉宇下，堅毅的目光告訴我：“不要打擾我，我在思索……”
在他的目光中，我見到了他的愛和僧，還有幾分憂鬱和沉重，那是因為經曆了太多的人生磨難。我不敢再看他了，淚水遮住了我的眼睛。四十多年的相逢、相識在眼前閃過。幾個月前，在他的病榻旁，絲絲細語地交談，他對我的最後囑托，在耳邊回蕩……-
陳登科的著名小說《風雷》，是“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姚文元一夥在文藝界用以攻擊劉少奇同誌的一顆重磅炸彈。陳登科和作為責任編輯的江曉天成為一對難兄難弟，在長達十年的動亂中受盡磨難。他們表現出的風骨和友情，被文藝界朋友廣為傳頌。
1967年9月25日，星期一，中秋節：
一月風暴席卷全國，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麵內戰時期。造反派們忙於奪權，安1991年4月和陳登科討論修改《三舍本傳）｝徽“三家村”‘反黨集團’主將，我未來的嶽父陳登科乘機逃到北京，躲在我家，已有三個月了。
中秋之夜，陳登科一家六口人，和我家在京的四口人，一起共度中秋。歡宴中，時時愁雲遮月，悲悲喜喜，大有苦中作樂的味道；陳登科要求大人小孩，都必須喝酒，一醉方休。因為誰都不知道，以後是否還能有團聚的日子，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對酒當歌，為歡幾何？
酒席漸散，大家都出去賞月，餐桌上僅剩下陳登科、我未來的嶽母梁壽淦和我。陳登科還是頻頻舉杯，臉上漸顯悲涼之氣，長歎一聲，兩眼直盯著我說：
“多多呀，我是安徽第一個被批鬥、遊街的人，羅列罪名有一百條之多……許多朋友也上台揭發我，為了生存嘛，我理解他們。
唉！……”他歎了口氣，接著說：
“現在是搞運動，我就不信，中國會永遠這麼亂下去，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我清清白白一生，寫了幾百萬字。其中隻有《風雷》可能成為打倒我的口實。如果《風雷》不倒，我也倒不了。別人揭發批判《風雷》都是捕風捉影。《風雷》小說的責任編輯江曉天的態度可是有決定意義的……你想辦法到出版社去見見他。”
幾天後，我約了幾名學校的紅衛兵，到了青年出版社，在造反派辦公室提審了江曉天……
“我們是首都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揪劉戰鬥隊的。陳登科是劉少奇在安徽的文藝黑線人物，已經被徹底打倒。你要和他劃清界線，反戈一擊，立功贖罪，揭發劉少奇是如何授意陳登科寫《風雷》，邵荃麟是如何支持寫《風雷》，鄧拓為什麼給《風雷》題寫書名……我們清楚你的情況，你隻有坦白交待才有出路，否則……”
曉天叔叔站在那裏，整了整身體，揚起眉，目視我們，不卑不亢，緩緩道來：
“陳登科本人的問題，我不可能完全清楚。但是，出版《風雷》小說，我是責任編輯，當然了解情況。你們說劉少奇授意陳登科寫《風雷》，我是一點都不知道，我認為也不可能。請劉少奇秘書姚力文審稿，是我出麵的；陳登科不認識他。姚力文是我在中央黨校的同學。憑著我們老同學關係，姚力文才答應看看；否則，姚力文都不願意看，更別提給劉少奇看了，我們想都不敢想……，…
至於鄧拓題寫書名，更與陳登科沒關係。他請中央美院的朱丹題寫書名，我認為朱丹的字不理想。於是，我托美編室出麵，請鄧拓題寫了書名……”
此時，曉天叔叔的為人，真讓我佩服極了。使我聯想起陳登科的另外一位朋友。
都是陳登科的朋友，天上地下之別。麵對曉天叔叔，他那從容、自信、寧折不彎的氣質，讓我完全折服了。
當得知陳登科已潛來北京時，在被審查批鬥中的他，又冒著風險，到陳登科的藏身之地秘密地去看望他。猶如地下工作者接頭一般。
1976年10月，罪大惡極的“四人幫”被打倒，希望的曙光照亮了天邊。
1977年2月，陳登科又一次來到北京。
陳登科是江蘇漣水人，生於黃河邊，喜歡吃麵食，特別是餃子。但陳登科的性格中有不少江湖豪氣，喜歡大塊吃肉，大口喝酒，特別是有擅味的羊肉，北京測羊肉是陳登科最喜歡吃的佳肴。我們用捌羊肉為陳登科接風洗塵。半斤酒下肚，我問陳登科此次進京有何打算，陳登科說：
“十年不曾到北京了，當年我離開北京時是被通緝的對象，牽連了很多朋友。此次來京，首先我要感謝那些在危難之中幫助過我的朋友……一江曉天真夠朋友，不管壓力多大，始終不改口……”
我納悶地問道：
“你怎麼知道的？”
陳登科哈哈一笑，臉上露出高深莫測的表情，眯起眼睛，笑著對我說：
“這你就不懂了，不管你們怎麼批判揭發，所有的材料都要和我見麵。誰是什麼態度，說了些什麼，我是一清二楚。你別看報紙上洋洋百萬言的批判文章，都是胡說八道。《風雷》的定案材料，還是以江曉天講的為準，不容易啊！我得先去看看他……”
此時，陳登科臉上充滿了喜悅和興奮……
曉天叔叔知道陳登科到京，設家宴為陳登科接風，請姚雪垠作陪。這一天下午，我陪陳登科應約來到曉天叔叔家，中國青年出版社宿舍樓一套不大的三居
謝永旺、江曉天、王亞梅、張鳳珠、李茹、蘇多多攝於黃山室。在曉天叔叔的書房裏，曉天叔叔和陳登科坐在一對小沙發上談話，我坐在寫字台前僅剩的一把椅子上。寫字台上是一疊疊書籍，有《明史》、《清史演義》、《清史稿》、《明季北略》等。每本書上都夾有許多字條，有些書是夾著字條打開放在旁邊，這一定是主人正在閱讀的部分。麵前是厚厚的《李自成》手稿，略略翻閱書稿，每一頁都有另一種筆跡修改過的地方，有些地方還加了注釋。我是眼睛看著稿子，耳朵聽著曉天叔叔和陳登科的談話。沒多一會，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了，開始聚精會神地聽曉天叔叔談他最近辦的事情，曉天叔叔說：
“姚雪垠真不簡單，57年被打成右派，在勞動改造中完成《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後，主席看了，評價挺高，多虧有主席首肯，在文革中才少受不少罪，繼續寫《李自成》第二卷。1973年我去向他約稿，見他根本不具備搞創作的條件，湖北官方還是和他過不去。我給他出主意，給主席上書，很快就有了結果。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借著這股東風，恢複了中青社，《李自成》書稿也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回歸了中青社。為了讓姚雪垠專心寫作，我又想方設法，把他搞回北京，就住在我家隔壁，便於隨時討論問題。一會咱們一起喝幾杯，為老兄接風……”
看著眼前的一疊疊書籍，麵前的厚厚稿子，我深深感到做一個編輯太難了，做一個好編輯就更難了。陳登科的小說寫農村，責任編輯就必須吃透黨的農村政策。姚雪垠寫《李自成》，責任編輯就要熟讀明清曆史。為了使作家作品上水平，責任編輯就必須協助作家再創作。作家都是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責任編輯則要求，編什麼就要熟悉什麼、知道什麼。責任編輯除了幫助作者寫書，還要為作者的生活，衣食住行操心，為作者創造最好的寫作條件。作家的作品打響了，作家出名了，鮮花、稿費，名利雙收。可是，社會上多少人知道、記得責任編輯所付出的智慧和勞動呢？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有多少優秀的文藝作品，莫名其妙就被批判了。作者隻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可是責任編輯，要對自己編輯的所有文稿負責。批判《李自成》小說時，曉天叔叔陪綁。主席有指示，《李自成》是好書，姚雪垠解放了。可是，陳登科的《風雷》成了大毒草，曉天叔叔又得跟著繼續挨整。曉天叔叔編輯了許多中國當代文學名著，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都曾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議，曉天叔叔都必須負責，太不容易了。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在四人幫橫行的日子裏，自己還在挨整，沒有做結論，兒女受株連，沒人管。可是，曉天叔叔繼續為《李自成》二卷的出版忘我拚搏……
在曉天叔叔狹小的書房裏，在昏暗的燈光下，聽曉天叔叔平靜地講述自己去武漢約稿，投宿車馬大店，為改變姚雪垠的境遇，遊說於湖北文聯，與姚雪垠徹夜商討突圍的良策，為恢複中國青年出版社而奔走四方……
在曉天叔叔家的門廳裏，一張不大的餐桌上，是李茹阿姨親自下廚，烹飪的幾樣精美小菜。在燈光下，每一碟菜都顯得晶瑩剔透，色香味俱佳，讓人垂涎欲滴。曉天叔叔首先舉杯，為陳登科、姚雪垠祝酒：
“都是自家人，說兩句心裏話。你們兩位的大作，是我當編輯以來，耗時最長、下功夫最大、付出精力最多的作品，算起來我們交往有二十年了，經曆了文化大革命，我們成為共患難的朋友，我覺得值。好，不多說了，我先敬兩位一杯，幹杯！”
二十年的操勞，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磨難，盡在這一杯酒中了。大恩不言謝，此時，姚雪垠、陳登科都無法用語言表達自己對曉天叔叔的感激之情。
陳登科在《曆史是後人寫的》（《中篇小說選刊》1990年第六期）這篇文章中述說自己寫《風雷》的動機和目的：
“在全國大放衛星畝產千斤、萬斤時，省委派我去臥龍湖監收監打……在整個監收監打的過程中，我自認為工作還是很認真……畝產水稻六千三百斤，這不是奇跡也是奇跡，這不應該大唱讚歌嗎？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時間沒有過半年，便有人當麵責問我，為什麼向省委說了謊話，臥龍湖水稻畝產六千三百餘斤完全是假的……
從此我為了向黨和人民贖罪，又回到淮北去生活，同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真正了解人民，聽人民的呼聲，反映人民的疾苦，構思了《風雷》。《風雷》是我向人民贖罪的產物……”
《風雷》原本就是一部反思1958年大躍進、1959年批判彭德懷、反右傾運動的小說；是痛斥黨內貪官腐敗的小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登科創作了長篇小說《三舍本傳》，這是兩部紀實性上下卷小說。小說描寫1958年的大躍進、浮誇風、農村極左政策，造成了安徽餓死人的悲慘曆史。曉天叔叔雖然早已離開編輯崗位，卻在百忙之中，擠出時間閱讀初稿，寫下洋洋萬言的修改意見。他在《讀＜三舍本傳＞致陳登科》中說：
“四十萬字的篇幅不謂不長，讀來很順，並不覺得長，而是覺得你沒有展開來，放手寫，一些地方還應該寫得更深細一些。”
此時，曉天叔叔已經不是幫助陳登科刪掉鋒芒畢露的內容，而是鼓勵陳登科寫得更深細一些。
1977年秋，萬裏同誌出任安徽省委書記，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恢複了安徽省文聯、安徽省作協。陳登科徹底平反，恢複工作。1978年1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登科關於《風雷》的一封信。《人民日報》為這封信加編者按，指出：
“陳伯達、江青、姚文元一夥，出於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把《風雷》說成是劉少奇‘親自授意炮製出籠的’，叛徒江青還乘機誣陷作者是‘國民黨特務’，對陳登科同誌進行殘酷迫害。”
1978年，曉天叔叔1960年所受的不白之冤得以平反；調離編輯崗位，擔任其它領導職務。但是，陳登科在文化大革命後創作的長篇小說《赤龍與丹鳳》、 《破壁記》、《三舍本傳》等，他都認真閱讀，提出詳盡的書麵意見。
轉眼又是二十年過去了，1998年10月12日，陳登科離世了。在曉天叔叔的指導下，安徽省文藝界的一批新老同誌發起成立了安徽省陳登科文學研究會，曉天叔叔是顧問，是研究會的靈魂人物。2004年，《陳登科文集》八卷本，在曉天叔叔的策劃、指導下出版了……
2008年春節，又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北風凜冽，滴水成冰。我和妻子陳曉陽從深圳來北京。
每次進京，拜訪曉天叔叔，是我們的重要節目。這一次進京，我們還計劃約請曉天叔叔、李茹阿姨和我們一起回深圳。曉天叔叔早有一個夙願，由於在職時工作太忙，根本沒有時間陪伴李茹阿姨。離休後，一定要陪伴李茹阿姨遊覽南國。我們想，這一次，一定能夠成行。因為我們知道，曉天叔叔雖然已經年過A十，但隻是人瘦點，身體無大礙。常言道，有錢難買老來瘦。瘦點對老人是好事，我們覺得曉天叔叔一定會長壽。
2008年1月30日，星期三，上午八時。
我們頂著寒風，興致勃勃地來到曉天叔叔家，沒想到撲了個空。經了解才得知，曉天叔叔和李茹阿姨都在望京醫院住院。
我們急忙趕赴醫院探視，走進病房，我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跳動的心，驟然緊繃起來。病床上的病人，麵帶氧氣罩、雙目微閉。花白濃鬱的雙眉告訴我，這就是曉天叔叔，他怎麼瘦成這個樣子，五官都走形了，我的心，繃得更緊了，輕輕走上前，輕輕喚一聲：
“江叔叔，你好！”
曉天叔叔沒有反應。李茹阿姨提高了嗓音說：
“老江——多多、曉陽來看你了！”
曉天叔叔雙眼微睜，左手取下氧氣罩，緩緩伸出右手，我輕輕握住曉天叔叔的手，坐在床邊。
曉天叔叔慢慢側過臉，對我說話。我俯下身，耳朵盡量離他近些，曉天叔叔細微的嗓音問我：
“多多，家裏人都好嗎？”
“都好，您放心！”
“那就好。”
我心中陣陣酸痛，曉天叔叔怎麼會病成這樣。曉天叔叔提高嗓音繼續說：
“《三舍本傳》第二卷搞得怎麼樣了？”
“正在搞，計劃近期出書，陳登科其它未發表的小說、日記、書信等出版一 張光盤（電子圖書）。”
“我看很好，要抓緊，我的書麵意見你看了嗎？”
“我反複看過了。”
“我的意見供你參考，老登不在了，也不要大動了，《三舍本傳》是陳登科 寫的最成熟的作品，不用怎麼動，就已經很好了，可以把章節調整一下，讀起來就順了，陳登科寫《風雷》時，分章不分節，還是我幫他理順的……”
曉天叔叔談起陳登科的作品，眼睛越來越亮，聲音越來越高，底氣也越來越足。
曉天叔叔越講越動情，我真怕他累著，反複勸他：
“休息吧！江叔叔！”
“不，我不累，陳登科是當代文學史上有特殊地位，了不起的作家，在極左的年代，他敢在《風雷》裏把區委第一書記寫成欺壓百姓的腐敗分子。你知道這要冒多大的風險？1957年反右派時期，給黨支部書記提意見就是右派分子，《北國江南》寫農村黨支部書記有缺點就是大毒草。《風雷》把區委第一書記寫成腐敗分子，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題……-
陳登科在三年困難時期，在淮北生活了三年，耳聞目睹了當時的農村慘狀，這是曆史，是後人必須反思的曆史。在文學作品中還是空白。陳登科用文學的形式記錄了這段曆史。隻有他能夠寫，因為他有真實的生活，這是別的作家所不如的。如果能搞好這部作品，死了的陳登科，會比在世時的陳登科更輝煌……”
握著曉天叔叔骨瘦如柴的手，我實在不想讓他再講下去了，他太累了。他一生挖掘、培育了多少文學名著，幫助和培養了一批有成就的作家。姚雪垠被打成右派，曉天叔叔不顧個人政治安危，斷然編輯出版《李自成》；陳登科已經離世多年，自己已病危在床，還在關注陳登科有價值的遺著。他一生都在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他太累了，他太累了……
2009年，清明時節，我又來到了北京。
2009年4月13日，星期一上午：
北京燕山腳下，小橋流水，桃花盛開，鳥語花香，春意盎然，這裏是曉天叔叔和女兒靳虹的墓地，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鐫刻著碑文。墓穴上，斜放著一束含苞欲放的鬱金香，在黑色大理石的陪襯下，更顯得高潔典雅。如果把靳虹比做鬱金香，太合適不過了。她純潔美麗，光彩奪目，看一眼就永遠不會忘記……
我點燃一支香煙，獻上美酒和一束白菊花，久久佇立在墓前，眼望墓碑和墓碑後的蒼山、白雲、藍天，讓思想和懷念任情奔馳。眼前的墓碑虛幻了，遠處的蒼山、白雲、藍天飄浮起來。我如醉如仙，冉冉升起，似乎感覺自己也進人了天國。曉天叔叔你在哪裏？靳虹，你在哪裏？我心中暗暗低語：
“曉天叔叔，《三舍本傳》第二卷就要出書了；我和曉陽陪伴李茹阿姨喜遊南國……一”
遠處、天邊，曉天叔叔騰雲駕霧，飄向東方，空中隱約傳來曉天叔叔低沉地呼喚：
“靳虹，爸爸對不起你，爸爸對不起你，爸爸一次又一次蒙冤挨整，株連了你，讓你那麼早就離開了爸爸媽媽……”
一片彩雲，霞光閃耀，靳虹身著白紗彩帶，鮮花繚繞，像夢中美麗縹緲的仙子。耳邊響起靳虹悠揚、委婉、悅耳的聲音：
“爸爸，你千萬不要這樣說，你一生光明磊落，編輯出版了那麼多文學名著，我為你而驕傲。爸爸，你太棒了，你是我的好爸爸，你是我的好爸爸……”
2009年6月於深A
（作者：陳登科女婿）
永遠的紀念
蘇建華
三十四年前，在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裏，我認識了江曉天叔叔和李茹阿姨。
1975年1月21日，海軍南海艦隊文工團在完成下部隊慰問演出任務返回駐地途中，發生了嚴重車禍，兩位年輕美麗的生命催難！其中一位，便是江叔叔和李阿姨的愛女，我最要好的朋友——靳虹烈士，那年她21歲。
巨大的悲痛籠罩著南海艦隊文工團。這裏不再有歌聲笑聲。靳虹是我最要好最親近的朋友，失去了她，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和悲傷。那段日子，我的心像浸透水的海綿，被一隻手摸著，陣陣地疼，稍一觸動，淚水便會流淌出來。我第一次意識到，如此年輕的生命，竟然也會這般脆弱……
靳虹是難得的才女，能歌善舞，活撥可愛，還寫得一手好文章，團裏的許多發言稿、材料、理論文章都出自她手。她正直、有主見、有思想，不隨波逐流。作為演員，她對角色不爭不挑，分配什麼演什麼，每次都完成得很出色。
一次，我們一同被艦隊文化部派去偏遠海島執行任務，為南海艦隊業務文藝會演做輔導和組織工作。她不怕累，不怕麻煩，與戰士演員打成一片。輔導大家編排節目，解決困難。她熱情，坦誠，大家都很喜歡她，任務完成得很圓滿。艦隊文化部劉汝舟部長對她十分讚賞。
她酷愛讀書，參軍近五年間，僅圖書館借書卡記載，她就曾讀過數百本圖
在湛江和女兒靳虹戰友合影左起蘇建華、李茹、江曉天．江淮、劉克清書，有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哲學、邏輯學，更多的是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古典詩詞、中外曆史……她還工工整整寫下了十幾本讀書筆記。這一切，全是擠出有限的業餘時間進行的。她很少在晚上十二點鍾睡覺，早上五點多鍾就一個人悄悄地起床了，假日也如此。晚上為不影響別人休息，她把報紙卷成筒子，罩住燈頭看書，或等熄燈後把電燈從窗縫裏拉出去，坐在牆根下讀書。由於她表現優秀，艦隊文化部有關業務部門，決定推薦她作為工農兵學員，去天津南開大學中文係深造。但在那大講階級鬥爭的年月，卻有人籍口“其父有嚴重問題”，被換了下來。這對靳虹是個沉重打擊。但她不自餒，仍艱苦自學不輟。
就在她犧牲前那次下部隊時，她曾高興地對我說，她已經能夠丟掉拐棍（指不靠譯文、注釋）看懂古文了。她的思想境界和學習精神，在文工團的環境中是極少見的。共同的出身、遭遇和誌趣、愛好，使我們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她待我非常好，我雖然大她幾歲，但她比我人伍早，是個“老兵”，生活上常照顧我，倒像個姐姐，吃的用的都要分給我，至今我的箱底還珍藏著她送我的兩件漂亮的小花衫，是文工團女孩子休息時，脫掉軍裝的休閑裝。當時我沒有，她一定要送我的，我非常喜歡。
一次，她買來五隻梨，我們一人吃了兩隻，還剩一隻，她一定要和我分吃，我說不能“分梨（離）”，她硬塞到我嘴裏讓我咬了一口。這口梨呀，讓我後悔了半輩子，現在想起這件事仍痛心不已，從此絕不再與任何人同吃一隻梨。這不是迷信，是永遠的心障啊！
為了參加南海艦隊政治部安排的追悼活動，也為接回女兒的骨灰，江叔叔和李阿姨來到我們中間。那天，一件半舊的藏藍色中山裝裹著江叔叔瘦弱的身軀，同樣清瘦的臉上，一對特別的濃眉和一雙有神的眼睛卻透出睿智、堅韌，令人不禁肅然起敬。
對靳虹的父母我並不陌生，她給我看過照片，並時常和我談起她那非常幸福的家。女兒眼中的父親是一座山，事業的成就、人格的魅力、對她的慈愛，常是我們一起談論的話題。女兒眼中的母親美麗溫柔賢淑，工作家庭裏裏外外一把手。哥哥性格寬厚溫和，對她嗬護有加……我知道她有多麼思念、眷戀這個家。後來戰友們告訴我，在最後時刻，她手裏仍緊緊纂著父母的照片。
見到江叔叔、李阿姨那一刻，想到靳虹終於沒能回到她日夜想念的家，沒能再見到親愛的爸爸、媽媽，我真是百感交集，不禁失聲大哭，戰友們也都流淚了。這時被悲痛壓得連路都走不穩當的江叔叔，卻走過來勸慰我，強忍悲傷鼓勵我們要堅強，要勇敢，要麵對現實……
在眾人麵前，他們從不放任自己的哀傷。戰友們告訴我，到醫院和女兒最後告別時，他們默默地流著淚，輕輕地撫摸著心愛的女兒，看看手腳的指甲是否剪短了，頭發是否梳理好了，衣服是不是平展了……一這麼多年來，這場景我不敢想卻又不由不想，尤其是當我也做了母親之後，這透徹骨髓之痛，更讓我刻骨銘心。
後來。在南海艦隊的追悼會上，江叔叔的崇高風範更是讓全體官兵動容。那天禮堂裏麵站滿了人，許多進不去的人，自發地在外麵圍成一片，有軍官、士兵、職工、家屬，他們都在流淚，萬分痛惜這如花似玉的女孩……江叔叔講話聲音不大。但清晰、堅定，他說：“我們當初送她參軍，來到這邊遠的南海前哨，就是為了她能在部隊這個大熔爐裏鍛煉、成長……既是送她到部隊，我們也應該要做犧牲的思想準備。她犧牲在執行任務途中，我們為她驕傲，為有這樣一個女兒而驕傲……”
在整個事件處理過程中，這對可敬的父母沒有為個人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甚至連部隊按規定發的烈士撫恤金，也全部為女兒繳了黨費。唯一的就是留下話，為那位已被決定開除軍籍並追究刑事責任的肇事者求情，要求對其從輕處罰。說他還年輕，今後的路還很長……這善良寬仁的胸懷，深深地打動了知道這件事的每一位領導、幹部和普通戰士。
事後，我們還聽說，江叔叔回到北京後，經過慎重思考，完全撇開個人恩怨，把在文工團時了解到的，有關幹部作風和管理方麵的問題，給艦隊政治部領導寫了一封建設性的長信。他說，我的女兒犧牲了，文工團的孩子們都如同我的兒女，我要為他們負責，絕不能再讓悲劇重演……這是何等寬廣的胸懷，是對我們多麼殷切細膩的嗬護啊！這種崇高的精神境界，不能不使我們這些年輕人為之感動，並產生由衷的敬佩。
回到北京後，我的父母去家裏看望他們。我父親是老紅軍，知識分子，也熱愛文學、曆史，與江叔叔一見如故，非常相契。他們經常在一起暢議時勢，縱談古今。那時我還在南海的部隊，隻有偶而探家時，聆聽他們的議論。江叔叔知識淵博，思維敏捷，思路清晰，常使我聽得人迷。尤其是談到當時的新書《李自成》，他的一些觀點深刻、獨到，老父親常對江叔叔的才華讚歎不已，我更是受益匪淺。
我和一些要好的戰友們常談論，江叔叔那瘦弱的身體，在痛失愛女後會不會被擊垮。但這些年來，深切地感受到江叔叔很可貴的一個品質，就是寵辱不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種境界絕非一般人可達。
他總是在關心著別人，把別人的事放在心中。不論自己個人有什麼委屈、痛苦，也從不掛在嘴上向別人訴說。
靳虹走後不久，我被調回北京海軍航空兵政治部。這麼多年來，我的事就成了他們的事了。我的工作、家庭、孩子，他們事事關心，一起忙活。就在江叔叔臥床，虛弱得說話都費力氣了，他關心的仍是我的兒子的學習、愛好，身體長得怎樣。說到高興處，發自內心地綻出欣慰的笑容。還問到送走我老父親後，母親身體、精神可好。還談到文工團與靳虹要好的另一位戰友，現定居於德國的著名歌唱家劉克清，他的奮鬥、成功和挫折……就是不提自己的病痛。
一個人的高風亮節是溶化在血液中的，我堅信。我尊敬、崇拜這樣的人。
如今，江叔叔也追隨愛女而去了，這悲痛，似乎延續了三十四年。使我唯一覺得慰藉的是，靳虹終於和父親葬在一起了。想到她可以永遠守在父親身邊，父女倆能夠在天堂親密相聚，內心深處竟湧出一絲溫暖。靳虹啊，你是否終於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