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僅側重寫了工作隊活動，寫了幾位新參加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思想變化，寫了一些地方民情民俗，生活色彩。寫了周聽的左的行動，挖逃亡地主家祖墳，堅持要把明明是小土地出租者、自由職業者的“活痘神”，定為地主這類稀裏糊塗的事，在當時的曆史情況，是可能發生的，但是分田分財，在農民中引起的反映，沒有怎麼寫，這是中國曆史大變革，雖然不必像專寫土改的小說那樣展開寫，但應抓住一些有本質意義的東西，寫一寫。
互助，合作化，著重寫了三舍複員、還鄉，並帶頭依靠了劉五鬥，高小麻子這般人物，迎著大水災，生產自救，推行互助、合作。白麵郎這幫哥們反映如何，表現怎樣，應寫一寫。三舍英雄還鄉，當了指導員，在老通的計謀指使下，白麵郎利用宗族關係，向三舍登門賠禮道歉，三舍寬懷大度，可以不念舊仇，不報複，但他對這幫混世人物，是熟悉、了解的。還有五六拐，特別是皎妓，劉五鬥，更深知這幫人的底細，何以能不聞不問，和平共處呢？
大躍進中，像範有餘，三舍這樣說違心話、辦違心事的幹部，也有私心，保榮譽，保旗子，本質是好的，他們的心與人民群眾還是相通的，為了保官、升官的幹部，像周聽之流，說假話、空話時，內心毫不痛苦，他們在實際上脫離了人民，感情上背叛人民。趁亂勢，造亂勢，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壞千部，也不是個別的，舍瞳鄉也絕不止一個牛得今、白麵郎、朱月梅之輩，絕不可能置之世外。災難血淋淋的淒慘場景，不正麵寫，很好，但是那些昔日的二流子，當時的新惡霸式的人物，應該揭露其醜惡的嘴臉，可僧的靈魂，劉五鬥機智地利用搜查私分糧食，去搜查那些謊報軍情的幹部的家，很生動。但是，生活中確有搜查，沒收群眾從田裏收起來的少量糧食而自己享受，置群眾於餓死的境地，這樣的壞幹部也不少。一邊，社員饑餓待斃，一邊幹部花天酒地，這情況也有。我的家鄉就不乏其例。有一對白麵郎與朱月梅式的兩口子，從土改吃鬥爭飯，到大躍進抄群眾家，搞死了許多人，群眾恨之人骨，這種人，三年困難時期之後，落實農村政策時，群眾起而攻之，隻因上邊的政策不追究下邊的責任，才活了過去，希望你能在作品中，狠狠地加以鞭靴，以為後人。
五鬥與妓妓夜話，女人議論男性、男女事，太粗了。可以看出，你是為寫人物性格，但是應該含蓄才好。
粗讀一遍，又是斷續看完，看法和意見，不切實際，謬誤一定不少，老朋友了，隨便說可以的。稿子現有水平，相當不錯，但我主張還是先在刊物上發表，多聽各方麵的意見，再推敲推敲，精益求精，而後出書。應該而且完全可能使這部作品達到你四十年來創作的最高峰，成為經世之作，不論你的社會生活閱曆之廣博，根底之雄厚，或就你豐富的創作經驗來說，並不難。信寫得拉雜，太長了，但有些話還沒有說盡。從《風雷》一書處理的經驗中，有一條，咱們需要找個機會對話，對話中你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發，從而也會引起我一些新的想法。
握手！
曉天
1986年3月20日一23日於北京
江曉天致王火、淩起風
之一王火、起鳳同誌：
大作收到了，謝謝！
有機會結識二位，一位是我早已知名的作家，一位還是我的小同鄉，真是難得，非常之高興！
昨天《人民日報》發了蕭輪評《戰爭和人》的文章。《文藝報》等也會接著發的。那天參加會的好幾位都是評論長篇的。
茅盾文學獎是茅公生前捐資定下的。盡管十四大以後，人事會有變動，這件事是不會改變的。每屆評委都換些人的，荒煤、馮牧、朱寨、許覺民，我熟，中年人顧驟熟。當然主要是作品本身應該，但不公正的事有時也會發生，人熟理解，則可避免。
醉翁亭散文節可能搞不成了，外商沒有幾個人來，我和老伴過了國慶還是回去看看。《楓葉荻花秋瑟瑟》，帶上拜讀，月底返京再寫信。
您們今後來京，務請光臨寒舍，水酒、粗飯，聊天也是一樂。
謹祝
闔家節日快樂！
江曉天
（1992年）9月24日
之一王火、起鳳：
你們好！
我和李茹回安徽老家去了近一個月，定城住了七天，滁州待了半個多月。地、縣領導非常熱情，親友們更不用說了。好幾位老戰友家都未及登門。從早到晚來看望的人不斷。回老家上上祖墳，早去晚回，隻吃了頓中飯。《楓葉荻花秋瑟瑟》，帶去了，實在顧不上拜讀。臨走前，看《文藝報》用整版登了蔡葵、鄧友梅和王火的文章，這是十幾年來未見過的。蔡文，評析得比較周全，不錯。前天又看荒煤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章，評價也較高，還提出了大作對青年一代認識社會、曆史的重要意義，甚好。我一定盡快拜讀完，一定要說話的。當然，重複的不能再說了，還得再把三部通讀一遍，仔細回味、琢磨琢磨。這就需要一定時間。好在作為一部多卷小說剛出齊，中央報刊評論聲勢夠大了，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這一個月，雖然走的地方不多，但活動頻率很高，休息少，很疲勞。在滁州發現尿血，前後八天不斷。一回到北京就去醫院檢查，經過驗尿、B超等多項檢查，不是腫瘤引起的，因前列腺肥大，加疲勞，引發尿道炎所致。現已正常。這月下旬又要去合肥參加陳登科創作四十五周年研討會。老朋友了，不能不去，還得準備說半個小時的話。其他活動不參加，月底至遲十二月初返回。
有件事，急於告知起鳳。在定城，縣誌編寫組同誌們來看我，說起家鄉還有位女秀才淩起鳳。他們說正在打聽你在什麼地方。縣誌人物傳要收進令尊的小傳，而他們無法與台灣取得聯係。務請起鳳為令尊寫一生平小傳，寄給定遠縣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郵編：233201。家鄉近十年發展變化很大，定城舊貌已不見了，柏油馬路，新樓林立，到處是新建築工地，十四層現代化賓館，明年就可使用。西鄉幾個鎮，全換了二層樓房，柏油路加寬。東鄉集鹽礦，已投產，品位很高，地下一萬多米處抽上鹽鹵水，進人自動化流程，出來就是雪白的精鹽。城南石膏礦也較大，從吳家好到永寧集，發現石油，已與中原油田合作，開始勘探。北京到深圳的國道高速公路，從西鄉朱家灣西邊通過，已勘探設計完，明年動工。崇山集發現兩漢石刻，已搜集20多塊，看來此處原是個石刻作坊，因為都是從地麵上發現的，長的一塊近兩米長，寬一尺半。農民用它砌豬槽。鳳陽山發現大溶洞、中九華遺址。農村也變化大，磚瓦房不少，家家戶戶吃機井水，環境衛生大大改善。從定城到朱家灣，沿途未見一個幹活的農民穿帶補釘衣裳的。糧食吃不完，大米飯喂豬。農民最惱火的是，糧價降低，稻穀0.18元一斤，而且賣不掉。農藥、化肥、柴油漲價，而糧卻從原定的牌價0.26元一斤降了8分錢，無可奈何，隻有罵娘。秋後，拋荒田的不少，這是很危險的。起鳳早點和他們聯係，早點回去看看，故鄉變了，人也多了，但熱情好客的鄉風絲毫未變。
昨天下午剛剛做完B超，診斷無事，今天就趕忙給你們寫信。拉拉雜雜三頁紙，還覺得有許多關於故鄉新事要報告起鳳。
緊緊地握手！
曉天
（1992年）11月7日
之三王火兄、起鳳：
你們好！
和荒煤一起去海南走了一趟，剛回來。馬識途在《成都晚報》上的談話收到了。劉德彬確是《紅岩》作者之一。1962年初出書不署他的名字就是不對的，即使他1959年被錯誤處分留察兩年，也是人民內部矛盾，況且1961年就撤銷處分了。
關於《戰爭和人》文章，寫了兩大段卡住了，因為給朋友寫信隨便，整理成文，就得有章法。火兄信中談的十女性，確可以專文談論，但童霜威畢竟是大作所塑造的巨大藝術典型，無法避而不談。我有個習慣，寫文章前，不看別人已發表的文章，這就逼自己反複思索，把握準，從而也不可能與別人的近似或雷同。因此，寧肯多放放、多想想。同時，聯係下發表的地方，湖南《理論與創作》一直贈送，隻給他們寫過一篇。地方刊物多有個圈圈，以本省為主。不管怎樣，我一定寫出來，等得獎後再發也可以。
北京春天氣溫回升緩慢，暖氣還在燒，室內外溫度差別大，易感冒，故很少出門。可人來人往，雜事不少。四月擬去濟南，省武警門診部有個中醫能治小腸廟氣。終日戴副瘡帶實在難受，天一熱，更是行坐不便，煩人得很。
成都氣溫雖比北京高些，聽說陰雨多，望你們多保重！
人大後，機構、人事會變動，物價漲，貨幣貶，這是人們關心的兩大熱點。文藝，看來已不放在日程上，掃“黃”越掃越多。但我相信，正宗的文學終歸是有生命力的。
遲遲回信，乞諒有！
握手！
曉天
1993年3月22日
之四王火兄、起鳳：
你們好！五月中旬從濟南回來，才看到來信及所附材料。粗略瀏覽一下 （謝）永旺的文章，徹底改變了我原來的構想。以童家父子的為主、尋著你“寫出一個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時代的開始”主題意旨、和從廣泛的視覺、寫戰爭和人、寫人物深層次、複雜的性格的藝術追求，用評述的寫法，談個人賞析之所感。曆時十多天，終於成篇。剛住筆，就給你們寫這封遲遲奉複的信。
在濟南請一位祖傳中醫治療，服了三十付湯藥，有點效，但並不能根治，看來早晚逃不過一刀之苦。從氣象預報看，近日北京比成都氣溫還高，隻是幹爽些。明天開始，我就閉門度夏了，還有三四部友人的專篇待作評，等到秋涼後再說了。
火兄多年積累、身體健康欠佳，起鳳瘦弱，望加意珍重。
我雖越來越幹瘦，但“精神不死”，尚好。李茹不久前查出心髒病，常服藥，亦無大事。一並向你們祝福。
緊緊地握手。
曉天
（1993年）5月31日
江曉天致李希華希華：
長篇小說將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書是件值得祝賀的喜事。這是你花了十幾年時間，付出辛勞最多的一部創作。出於對家鄉人民的光榮革命鬥爭的曆史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堅韌不拔而完成的。讓後人永不忘記，他們先輩們為翻身解放而付出那麼重大的犧牲。我以為，應作為定遠曆史的一個重要時期、一部形象的記錄而永存！
長期不動毛筆了，寫了幾個，由你挑選。
聽說縣誌印出了，請與有關領導說說能否寄我一部。北京是無法買到的。
江叔
1996年11月
江曉天致管樺管樺兄：
遵命拜讀了趙聯先生大作。如實地把我一些粗淺的看法和建議，全說了。確確實實隻能供作者參考而已。
電話中曾說過，《辛俊地》一章，我可以直接把個人的意見寫到稿子上。後一想，這裏有個通篇文體統一的問題，所以，單寫了兩張紙，供作者參考。有用的就吸收，別的拋棄。我感到通篇的結構，需要調整一下，使文章氣勢更順些，邏輯、層次更鮮明些、集中些。這更是僅供參考。從現有基礎看，作者完全有能力改寫得更好。
老朋友了，請原諒。字跡潦草，又寫得小，我懶惰是個原因，不願多攤大稿紙，爬格子，也確是有些累，趕時間是另一個原因，已經六七天了，不能再拖。這樣，就給您和作者加重負擔，看著多勞神了。
如果您認為有必要，作者又樂意，改後的稿子，我願再拜讀。
問候您和李婉。多保重。
緊緊地握手。
題目改為：“管樺創作散論”，似乎更貼切、明白些。
曉天
1997年6月10日晨
說幾點僅供作者參考的意見和建議
通讀《管樺論》全文之後，未及深思，更談不上重讀作品和查閱有關資料，僅依我過去所知的情況和一些不係統的零散想法，結合拜讀論文的直感，說說個人的想法。
論者，對作者和作品，是花了不少功夫熟悉了解的，文章也寫得比較實在。不過，顯得平、散，氣勢缺乏較強邏輯力量，結構上需要作調整。開篇，應以專章諸論，概括性闡述作者其人及從事文學創作的曆程。既要重點談管樺從成名，到成熟，至大器晚成的巨著《小英雄雨來》、《辛俊地》、《將軍河》。也要全麵關照管樺在小說藝術上，從短篇、中篇到多卷長篇；還要談談他的詩歌（歌詞）、散文和兒童文學創作方麵的成就，乃至他的畫和書法。概括性很強地從生活到藝術論述一下，他的人生曆程與時代風雲，祖國和人民的命運血肉般連結一起，他所描寫的不止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而是被自己感悟出了的感情化了的生活、社會風貌和人物命運。亦即毛主席所說的“化”了，真正與人民“打成一片”了，與人物愛憎、喜怒、哀樂相通了，筆端流出的是真情。真實可信，以情感人。這恐怕是管樺一大特色。藝術上探索求新，他不受條條框框的束縛，隻追求更深切地充分表達出自己感悟理解把握準了的生活人物。即以更貼切的藝術形式，力求達到“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作家的獨特個性與作品獨特風格是密切相關的。管樺，對自己理解的東西，即使一時不被理解，甚至受到錯誤批評、打擊，也從不動搖，堅持真理以甚之。辛俊地的遭遇，表現了這種品格。他對自己經曆過的，感覺到了比較熟悉的生活，並不急於匆忙去寫，而是經不斷地反複、不斷地思考、直到被深刻理解了，把握準了，才動筆。尤其是長篇小說（如 《將軍河》）。語言特色，也要概略談幾句。後邊，作專章分析、論述。作品的地域特色、民族化、雅俗共賞，其語言是極重要的，絕不是個表達形式問題，也是內容的重要基因。我們常說，細節獨特和對話的個性化對塑造人物形象十分重要，恐怕道理就在此。
建議考慮以作品分析為主，分短、中、長篇三章展開。短的以《小英雄雨來》、《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以及其他三篇和兒童文學作品。散文，則主要放在語言那章談。短篇的結構、剪裁、容量不同於中篇，也有別於長篇，從某種意義上講，難度不小。中國當代作家中長、中、短都能寫的不少，但從短篇開始，進而中篇，終寫長篇巨著，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不多。這些年一些青年作者，動輒就寫長篇，但其生活準備，藝術駕馭的能力，都很欠缺。所以，一年幾百部，數量驚人，精品難見。因此，加強這一點，有現實意義。
中篇一章，《辛俊地》已把我的意見和看法說了（見另紙）。
長篇《將軍河》充分展開論述。《將軍河》不同於其他同類題材長篇，突出的一點，是作者在50年代後再寫這段曆史，跳出事件、人物的或悲、或哀的命運，得另辟一條照應古今的通聯之道：奴性與獨立性，即不畏強敵，奮起抗爭。不畏上，不唯本本，隻唯實（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文字抓住了，很好。作家用這一獨特的新視角，寫抗日戰爭老題材，在思想內容上更有新意、有深度，且各式人物的個性色彩更鮮明，既有穩重的曆史感，又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這章的分段論述，不要節節開頭都引用名人名言，那樣容易使人對照人號，框人合套。當然，不是說不可引用，但主要應用作者自己的語言來表達。作家本人創作時的藝術追求，也不宜頻繁引錄對照，應力求簡要，少而精。
個性色彩化的藝術典型人物，可以單列一章論述，最好不要光說女性。應取各式各樣的人物，結構作家筆下的一幅多彩畫卷，不然很難引起讀者興味，滿足審美享受。
另用一章，專談作家的文字語言問題。
最後，需要有一段概括性強、簡明扼要的結束語，首尾呼應。
誤語難免，僅供作參考。
可以考慮把題目改為：管樺創作散論。關於《辛俊地》
《辛俊地》是管樺近半個世紀創作曆程中，一部“裏程碑”性的作品。50年代初期，對蕭也牧的《我們夫妻之間》、碧野的《我們力量是無敵的》、白刃的《戰鬥到明天》等的一場批判所謂“小資產階級情調”之後，寫英雄必完美無缺，寫愛情則成了“禁區”。教條主義、庸俗社會學、“左”的思潮開始盛行。管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敢於逆潮流，堅持從生活出發，創作出這部獨具特色、結構完整、人物性格鮮明的精美佳作。1957年初春，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這部中篇小說得以及時順利地問世。先是在大型文學刊物《收獲》上發表，接著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書，並立即受到各方麵讀者的歡迎，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不久，風雲驟變，全國範圍，尤其是知識文化界，掀起了一場“反右派”運動，“左”的思潮進一步升級。1958年6月開始，《文藝報》等報刊相繼開始圍繞《辛俊地》是不是一部好作品、如何看待辛俊地的英雄作為、作者以什麼樣的思想感情刻畫主人公等為題的討論。名為“討論”，實是 “批判”。雖有不同意見，但主要是批評、否定《辛俊地》是好作品，認為辛俊地不是英雄，隻是個人英雄主義、遊擊作風，而且思想感情不健康，尤其是與地主（富農）的女兒桂香的愛情。爭鳴的另一方，少數，雖然不同意全盤否定，但肯定的意見並未能就小說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的獨到之處，以及蘊含著的審美和認識價值，作深刻而充分的論述。所慶幸的是，當時沒有把《辛俊地》打成毒草。今天回過頭來看，那場“討論”雖然是造成《辛俊地》被打入冷宮，不能再版，但應當承認，還是對活躍文壇民主氣氛，有一定意義的。盡管是短暫的。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又被“四人幫”重新提出來，打成“毒草”，徹底禁錮了12年之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之後，這枝獨秀的鮮花才得以重放光彩。除單行本重新印作外，還被選人《中國新文學大係》的《中篇小說（1949-1982） 》卷。
回顧《辛俊地》近30年的遭遇，就可以從一個側麵看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一段曲折曆程，更可以看出作者探索求新堅持真理的可貴品格，從中總結可資借鑒的藝術創作經驗和正確開展健康的文藝批評的經驗。這都有益於更好地貫徹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進一步繁榮社會主義文學。
小說的藝術生命在於其成功地塑造典型人物，藝術的真善美是統一的，它的前提或叫基本是一個“真”字。違背生活真實、矯情、浮華、虛假，是不可能感染人，引起共鳴的，或許它可能博取一時的轟動效應，但絕不可能有持久的藝術生命。《辛俊地》這部作品幾十年的沉浮，有力地證明了這條真理。
任何藝術典型人物，隻能是“這一個”，而不能按教條模式製作類型化。創作如此，批評也應這樣，更不能用階級劃分的簡單辦法，隨意貼“政治標簽”。很明顯，管樺無意把辛俊地寫成想象中“高大全”式的完美英雄，那樣的“英雄”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我們的理論不能形而上學不符合唯物辯證法。
作者筆下的辛俊地是個貧苦出身的青年農民。他和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樣，熱愛自己的祖國和家鄉，對侵占自己國土，屠殺鄉親父老的日寇，滿腔仇恨，怒火中燒。不同的是，他拿起槍來，膽大不怕死，很勇敢，從與敵人戰鬥中學會打槍，練就高超的射擊技能；再一點，就是青年人共有的特點，好強。這樣，就在那次伏擊敵人的戰鬥中，當這位基幹民兵見到日寇指揮官騎著大洋馬走進步槍射程之內（這是想不到的大獵物），使他驟然興奮，生怕失去難得良機。於是，他把參戰前上級再三強調的紀律，丟到腦後去了，不顧一切地扣動扳機，給這場伏擊戰造成損失。受到批評之後，他也很後悔。隻要稍作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便可明了作者絕無片麵頌揚辛俊地這種行為，更無將其譽為“英雄”之意。隻是刻畫生活中實實在在有過的人物，是一種概括典型化罷了。辛俊地和桂香的愛情，無論從習俗、社會風情，從普通人性乃至從政治上，都是合情合理沒錯誤的。應該說，作品所寫的他（辛俊地）對愛情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作為一個大齡青年，盡管張二嫂不止一次地勾引、挑逗，他也隻是一般用叔嫂間的打打鬧鬧，逗樂取笑而已，並無越軌行為。因為張二嫂是有夫之婦，丈夫又是偽軍，桂香呢，是富農父親被管製而嫁不出的大閨女，喜愛他，勾引他，不拒絕是人之常情。桂香家庭是地富，但當時對富農、乃至地主，為了反對民族敵人，我們的政策上政治上還是爭取團結對象，經濟上也是減租減息，允許收租、雇工。貧農與地主女兒相愛，不違法，但正式結婚不可能。拐帶外逃，脫離革命，發生性關係，雖然在舊傳統道德上不允許，但畢竟算得上是一種追求愛情自由的人性表現。既不宜作為反封建歌頌，也不能視為道德敗壞批判。今天看來，作者當時還是受了傳統道德的一定約束，對辛俊地與桂香的通奸行為，作了沉重責難。讓桂香父親把他下地收麥的時間、地點，向敵人告密，招致殺身之禍。
《辛俊地》提供的一條至今仍很有現實意義的經驗，就是鼓勵創新，就是要鼓勵作者像管樺40年前那樣，堅持從生活出發，著力於刻畫獨具特色、血肉豐滿、嶄新的典型形象。批評，要從作品出發，實事求是地多作具體分析，切忌簡單化，絕不能從藝術教條上以主觀框框模式硬套，尤其是政治上綱。
藝術分析，現已寫了的，可以作邏輯上調整。附：管樺（《 ,J、序》
江曉天是抗戰時期新四軍的老同誌。原全國文聯書記處書記，兼思想理論研究室主任。數屆茅盾文學獎的評委，我國著名評論家。195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我的中篇小說《辛俊地》時，正是他擔任文學編輯室主任。《辛俊地》出版後，當時《文藝報》上曾連續刊載兩種完全相反的意見，一種是肯定這個作品，一種是否定這個作品。當時說《辛俊地》是好作品的竟有人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辛俊地》一書被選人《中國新文藝大係》。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現又被上海的出版社選人係列叢書。最近，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組織趙聯教授撰寫《管樺論》，評論中、長篇和短篇。作者寄給我一份原稿。我請江曉天同誌看過後，他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對評論文章非常熱情真誠地提出修改意見。其中談到《辛俊地》的這段，可獨立成文，恰巧《人民政協報》約稿，我便把它摘抄下來，供讀者和專家們參考。
管樺
江曉天致劉湛秋湛秋：
一口氣拜讀了您的大作《錯了的伊甸園》，這是部寫得很有才情的小說。桑林與俄羅斯少女娜佳間短暫而永不磨滅的生死戀情，很動人。娜佳為桑林而作的歌曲《冬天的白樺林》，是一首優美的抒情詩，又具有她他間戀情曲折的象征意義。從她教桑林學吉他，二人練習合奏，到四十年後她作為美國鋼琴家來華舉辦音樂會的最後一次演奏，桑林迷惘聽完，悄悄離去，突發心髒病死去，貫串全書，在情節結構處理上簡練、獨特，使整個小說藝術上更增強詩意之美。小說對頗具俄羅斯特色的北國冰城城市建築、人物風情的描述，很真實。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人物性格也很真實。主人公桑林若不學俄語，不熟悉俄羅斯音樂、繪畫和文學，也就不可能與娜佳相識相愛；這位十七八歲的大學生，也就不可能偶然失足，與娜佳的養母、徐娘半老的比羅娜太太發生那一次遺恨終身的性關係，也不可能與多年追求他而不被接受的小宋有短暫的結合。生活的複雜性往往與偶然性交錯發生，性行為的發生，無愛情的婚姻，既有人的生理本性使然，也有陰差陽錯的偶合。真實，是藝術的生命，對語言藝術的文學，更是如此。小說，對故事發生的幾十年間，社會生活曆史背景，如五十年代大學生貧困、窮不誌短，學而有成的精神，反右派運動等，均圍繞刻畫人物性格的塑造作了要而不繁的描述。語言，生動形象，簡練明快，如行雲流水一般。而今，不少小說語言雜蕪，水分大，篇幅冗長，讀而乏味，也是我看你的小說很有興味的一個原因。剛讀完，提筆寫下這些膚淺的感受，謝謝你贈書給我。
握手！
江曉天
1998年3月27日
江曉天致王文忠文忠：
信悉。你的鄉情厚誼感人！我既不是自謙，也非不識抬舉。一生隻是平平淡淡地度過來，盡力工作，即使蒙冤遇難的十八年，對黨的事業耿耿忠心亦一以貫之，能為人民苦難說幾句真情實話，而無怨無悔。堪以自慰，並告慰餓死和幸存的父老鄉親等，唯此而已。定遠的人文曆史，民風習俗，存積甚豐厚，值得掘而書之，為後人繼承、弘揚作張本。你對故鄉情深、又有相當的學識，文筆暢達，年富力強，正當時，故在前信中提出建議。
我以為，不必隻著眼於曆史名人，包括朱元璋、李善長、戚繼光。他們在史書典籍當中均有記述。要寫，不妨從傳說、軼事中，選取一些與定遠的人文風情有關而又具現實意義的傳說故事加以引伸。如民間流傳甚廣的朱元璋與麻糊湯的故事，戚繼光蒙誣被懲處後，後人不得不更姓埋名的故事（據說永康鎮姓張的就是戚的後代），至於表現當代的人物，更不宜依“官注”取人。一九九二年還鄉，在定城住了幾天，粗粗翻了翻正在編纂的縣誌稿。提了兩點意見：一、誌史，應正視事實，比如1960年大饑荒，餓死了那麼多人，人相食的現象不少，隻用“非正常死亡”帶過，不行，連全縣人口多少，經過三年災害後幸存多少，都避而不提，怎麼供後人以史為鑒，讓人間大悲劇不再重演；二是，盡力多搜集、記錄一些表現當代重大曆史時期，一些為民族大義而獻身的普通人民群眾的可彪炳史冊的光輝事跡。讓被塵封的曆史得現其光彩。當然，他們不會也不能作主采納的。若以隨筆等散文形式寫，不從揭露角度下筆，而從見聞、隨感角度切人，多抒情敘事，少作議論，則不妨試試。就像回家的路這樣，一篇一篇地寫。一九九二年在滁州聽老戰友沈鵬飛說了這麼個故事：一位解放戰爭時期堅持鳳陽山鬥爭的老英雄，至今仍住在深山破屋，家裏窮得連桌凳都沒有，溫飽難以為計。使人不禁想到如今的官場貪腐之風，何等可怕可惡！你回家的路中的幾 “怕”所列種種都可以縱橫展開來寫寫。從抗日反頑、解放戰爭中反清剿、敵後遊擊戰爭，解放後的土改合作化，反右派，特別是公社化；刮五風、反右傾、十年“文革”，鄉親們各種人生遭遇，存留下許多可歌可頌、可悲可歎的故事，都可以采集、記錄、構思醞釀，寫散文，也可以寫成小說，短、中、長篇均可。總之，我的意思是：你即使退休後，仍大有可為，用自己的才學，為故土、鄉親們半個世紀的人生命運，留下形象的曆史，供後人作一麵鏡子，吸取思想道德上的醇厚營養，作為鞭策、激勵自己的精神力量。
今年花了半年時間，總算把牙的問題解決了：十幾顆殘破牙拔了，鑲了假牙。幸虧，我人瘦，血壓不高，不然醫生是不敢拔的。一過了七十五歲，精力、記憶衰退加速，許多事無力為，也不願為了。為了活得生存質量好些，適當的健身鍛煉，還得天天堅持。
京城連日霧、雪，拉拉雜雜給你寫了這麼長的信，所言不切實際、
謬誤難免，權作鄉友間胡聊而已。
新春快樂！
江曉天
2003年1月9日
江曉天與荒煤的談話
遊摘自日記）
1995年12月13日下午2時50分，到北京醫院北樓314病房看望荒煤。我進門，他正在伏案寫東西，問他：“老人家，你養病怎麼還趕寫文章，人冬了，心髒病發作頻繁，可要注意嗬！”他緊握著我的手，笑笑說：“沒辦法，明年是茅公誕辰100周年，研究會要我寫篇發言，我是應該發發言的。”簡單向我介紹了一下他的病情，基本上穩定，就是打隔現象還沒有完全消失。又關切地問：“下著雪，你是怎麼來的？”聽我說是要了車，他才安心，讓我在寫字台頭邊沙發上坐下，自己坐在彈簧椅上，促膝聊天。他從案頭抽出份茅公當年為電影《早春二月》事給夏衍的信複印件。因天陰光線暗，我沒戴老花眼鏡，看不清。於是，就從事情的起因，1964年文化整風談起，談到電影《早春二月》，他說：“有一件事，我至今弄不清楚：電影樣片出來後，茅公看了，周揚也看了，都同意個別地方稍作修改，就可以放映。茅公還給夏衍寫了這封信（他拿起信的複印件抖了抖）。很快，周揚又通知說不要改了。接著就公開批判起來了，並向文化部派來了工作組，周揚組長，林默涵、劉白羽副組長。劉白羽找我談話，說是周揚讓他找我的，要我揭發夏衍，我當然不答應。他又說，不然（指不揭發），人家認為你們是鐵板一塊。周揚為什麼突然改變，自然是有原因的，什麼原因搞不清。”我說：“‘文革’後，你常和周揚見麵，尤其是1979年四次文代會後，周揚任文聯主席，黨組書記，又把你要來任黨組常務副書記，為什麼不當麵向他問問清楚？”荒煤苦笑笑，沒有說話。我說，1984年一次在周揚家聊天，我倒是問過他：1964年文化部所謂整風時，大批夏公、荒煤，說他們是“夏陳路線”。“四條漢子”中三條（陽翰笙、田漢）挨批，你和夏公是幾十年老朋友，和荒煤也熟，而且延安魯藝共事幾年，很了解，為什麼整得那麼厲害，上那麼高的綱？周揚說：毛主席第二個批示下達（即1964年6月27日對中宣部上送的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整風情況報告上的批語：“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一次叫我們去彙報情況，散會時，毛主席叫我留下，對我說了句分量很重的話：“周揚呀，你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一聽，把我嚇壞了！荒煤聽了，笑笑，說：“《中華文摘》（新華文摘？——本書編者）上有篇談郭（沫若）老與毛主席的文章，你可以找來看看，我覺得分析得有道理，毛主席很器重郭老，郭老對毛主席非常敬重，所以，主席說什麼，他都聽……”我插了一句：“怪不得像郭老這樣大學問家，竟寫出 《李白與杜甫》那樣的書。”荒煤接著說：“我看周揚也是像郭老，不會是為了保官。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我說：“是的。周揚‘文革’後意識到這一點，徹底反思總結了‘左’的曆史經驗教訓，1979年5月發表了《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1982年開始親自主持《文藝工作十條》起草。複出後，他多次講話、（寫）文章對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理論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起了重大推動作用。可是，他就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發表個人見解，卻受到批判。如果說，周揚的悲劇與郭老有不同的話，在後一方麵。”荒煤不停地點頭，突然問道： “我的散文集《冬去春來》送給你了沒有？”我說：“收到了。”又問：“最後一篇《為迎接新世紀而呐喊——我與中國二十世紀》，你看了嗎？”我說：“還沒有看完”。他叮囑我特別要看看最後關於知識分子一節中所談的三點意見。
我回到家一口氣讀了荒煤這篇近三萬字的長文，很受教育，對這位投身革命文藝運動半個多世紀、曆經坎坷，始終不渝地對黨的文藝事業懷著赤誠之心的老前輩，更加崇敬！
1995年12月13日
江曉天生平大事年表
1926年3月14日江曉天（本名靳家保）出生於安徽省定遠縣朱家灣下靳村一個農民家庭。
1933年——1938年斷斷續續讀過五年私塾和小學。
1938年家鄉淪陷，父親靳九如被日寇槍殺。
1938年——1940年輟學在家，邊幹農活，邊自學。
1940年——1941年初考人淮南第十一臨中，在初中一年級下做插班生，讀至初中二年級。
1941年3月參加革命，初被分配在根據地做小學教員。1942年正式人伍，在新四軍二師六旅津浦路西戰地服務團打遊擊。主要從事“皖南事變”後遭國民黨破壞的地方政權和武裝的恢複重建工作。
1943年參加整風運動。
1946年4月加人中國共產黨。國共內戰開始後，隨軍突圍北撤到山東膠東及臨沂地區。曾參加土改工作團，擔任過華中建設大學教育幹事。
1947年至1948年在山東戰場參加周村、濰縣戰役。
1948年濰縣解放後任《新濰坊報》要聞版編輯、教育局督學。
1948年9月參加濟南戰役，隨軍接管城市。分工接管國民黨三青團山東省團部及所屬報社。
青年團濟南市委建立後，任團市委宣傳部長，並負責創建《青年文化》報，任總編輯。該報發行至全國十七個省市及香港地區。是全國解放前夕第一張麵向新區城市青年的報紙。
1950年調任《山東青年》報副總編輯。同年調任青年團青島市委宣傳部長、中共青島市委宣傳委員會委員。
1951年4月調共青團中央出版委員會，任青年讀物科科長。參與創建青年出版社。
1951年香港求實出版社結集其在青年報刊上發表的專欄文章，出版思想評論集《青年思想修養漫話》。
1952年作為青年出版社公方代表，與開明書店商談合並事宜。兩社合並成立中國青年出版社，任文學編輯室主任。
1958年參加中國作協組織的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小組。
1960年被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充當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代言人”，受到撤消黨內外職務，行政級別降三級，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因編輯出版《李自成》、《風雷》，被當作黑線人物審查批鬥。
1969年4月下放河南A川團中央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1972年調回北京，參與中國青年出版社複業籌備工作。
1975年9月，致信姚雪垠，建議抓住鄧小平複出，文藝界形勢稍有鬆動的時機，通過可靠“渠道”，避開“四人幫”，上書毛主席，打開文藝界萬馬齊暗的局麵，爭取《李自成》早日順利出版。
1975年11月，因不讚同出版社領導班子提出的“學上海”，搞違反文學創作規律的所謂“三結合”，及對老作家的作品進行“退、轉、讓”等作法，被迫離開由謝靜宜直接管轄控製的中青社，到外文局《中國文學》工作。
1975年11月17日接老友、文物出版社副社長丁磐石電話，告知：王冶秋（文物局長）在會上談文物保護問題時提到，有位寫曆史小說的老作家給毛主席寫信，主席指示要給他提供方便條件，讓他寫完……丁估計此人是姚雪垠。江立即將信息通報中共武漢市委宣傳部、姚雪垠及中青社。
1975年11月18日 中青社得知張春橋已將《李自成》第二卷批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決定立即請回江曉天，親赴武漢斡旋，務必從姚雪垠手中索回書稿。
1975年11月21日 回北京，立即口授中青社同誌給團中央籌備組及黨中央寫申請複業及繼續出版《李自成》第二卷的報告。三天後，中央批準中青社複業。
1975年12月——1977年7月，借調回中青社，幫助姚雪垠完成《李自成》第二卷修改定稿工作。
在中青社文學編輯室工作二十多年間，參與組織、審讀、編輯出版的圖書近千種。其中在文學界評價較高，社會影響較大的當代文學名著有：《紅旗譜》（梁斌著）、《紅 日》 （吳強著）、《紅岩》（羅廣斌、楊益言著）、《創業史》（柳青著）、《李自成》一、二卷（姚雪垠著）、《風雷》（陳登科著）、《白洋澱紀事》（孫犁著）、《我們播種愛情》（徐懷中著）、《草原峰火》（烏蘭巴幹著）、《烈火金鋼》（劉流著）等。對青年教育影響較大的優秀文學翻譯作品有：《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丹娘》、《奧斯特洛夫斯基傳》、《普通一兵——馬特洛索夫》、《海鷗》、《牛蛇》、《茹爾賓一家》、《凡爾納科幻小說係列》等。優秀青年人物傳記有：《劉胡蘭小傳》、《董存瑞》、《誌願軍英雄傳選本》等。優秀革命回憶錄有：《紅旗飄飄》叢刊、《革命烈士詩抄》、《在烈火中永生》等。
1977年調文化部政策研究室。
1977年——1981年任文化部政研室、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領導小組成員。
1978年經文化部黨組批準，徹底平反蒙冤十八年的曆史錯案。
1982年經黨中央書記處任命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
1982年——1989年擔任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兼文藝理論研究室主任，並分管文聯係統的報刊、出版工作。
中國文聯第一任新聞發言人。
其間，於1982年至1984年受作協黨組委托籌建作家出版社，兼任總編輯。
1989年退出文聯領導崗位。
1994年正式辦理離休。
粉碎“四人幫”後，在賀敬之、馮牧等同誌直接領導下，帶領理論研究室一支以中青年為主的理論隊伍，組織並撰寫了一批有影響的重要理論文章，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全國性報刊上發表，對當時文藝戰線上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起了很大推動作用。
主持研究室出版內部刊物《文藝思想動態》、《文藝界通訊》、《六十年文藝大事記》 （1919一一1979），文藝評論集《文學藝術概評》 （1981-1985每年一冊。）
利用工作之餘，撰寫一批文學評論文章，結集出版《文林察辨》、《江曉天近作選》等。
參與編輯多部大型文學叢書：《中國新文藝大係》總編委。《中國新文藝大係·中篇小說卷》主編。《新時期中篇小說名作選》編委。《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係》（中國小說卷）編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文學名著文庫》 （1949——
1999年）中篇小說卷副主編。
擔任過茅盾文學獎第三、四屆評委、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第一至三屆評委、全國優秀文學編輯評獎委員會委員。
2008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