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兒，小榮已是滿臉淚水了。“那以後的日子你們娘幾個是怎麼過來的？”我難以想象他們的日子會是什麼樣子。她用手抹去臉上的淚水，淡淡地笑了笑：
“我也說不清那些日子是怎麼過來的。當時我隻有每月37元的工資，要還老陳生病欠下的債，還要撫養3個孩子，真是難得沒法說，可是我們總算1過來了。1985年我又和隊裏開康拜因的老王結婚了。我們倆是苦命相連，他原來的愛人是個知青因車禍死了，扔下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別人撮合說，你也太苦了！老王人好，幫你一把， 日子也會好過一些。這回我成了5個孩子的母親，有老王和我共同支撐，我們日子過得雖然還是很苦很累，但總算像個家的樣兒。現在這5個孩子都長大了，老陳的大兒子，我一直供他讀到中專畢業，現在我們附近的六隊當副隊長，是個很有能力的小夥子。老陳的女兒長大後，讓她生母接走了。老王的大女兒按政策回城工作了，常回來看我們。我的小兒子和老王的小女兒都在場部讀高中，他倆正好在一個班，像親兄妹一樣互相關心幫助。”
“你現在還當老師嗎？”我問小榮。她說：“我早就不當了。生產隊的學校都撤銷了，都集中到分場去辦，有學曆、有職稱的老師都調到了分場。我啥也沒有，隻能留在隊裏。別人說，你應該到上麵找一找，當了這麼多年的老師怎麼一下子變成農工了！我說，算了，在哪都一樣幹活吃飯。再說，我還有個婆婆是精神病，還要我照顧，我哪兒也不想去了。我現在的活兒是看麥場，你沒看到我曬得這麼黑嗎？這都是老頭幹的活，隊裏也算照顧我了。場裏有好幾年沒給我們開工資了，一共欠我們4萬多元，補發後，我又從哈爾濱的家裏借了一萬多元，用這5萬多元錢，我們從隊裏買了一台康拜因。老王用這台機器在麥收和秋收時給別人家幹活。我們家的日子不比別人家差。”
從她舒展眉心的笑容中看出她的幾分滿足。“難道你不後悔嗎？下鄉，還有婚姻？＂她想了想說：“也沒什麼悔的，下鄉是我自願的。別人返城的時候，是我不想走的。這些年也沒白幹。別的不說，就說我教過的學生吧，有的考進了北京，還有的在農場都當了隊長，培養了這麼多有用的人才，我也算實現了自己的價值。我嫁過兩個男人，我真愛他們，他們也給了我愛。我為他們撫養了孩子，孩子們也愛我。作為一個女人，我也就知足了。”
“你不再想返城了嗎？”我又問她。她說：“我已把兒子的戶口辦回去了。我這輩子交給北大荒了。有兒子這條根留在城市，他能有所作為，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再說我也適應這裏的生活了，每次回家一看滿街的車，擁擠的人，我就鬧心，住不了幾天就想趕快回來。”
在分手的時候，我們達成了這樣的“協議”：
“我可不可以把你的經曆寫成文章告訴別人？”
“最好別寫！”
“如果我一定要寫呢？”
“那就別寫我的名字！”
“為什麼？”“我怕我城裏的親人看了心裏難受我和她握了握手，登上了吉普車。她站在路口向我們招手，眼看我們一點點地消逝在綠色海洋的深處。我回頭望著她，她卻越來越高大越來越清晰，那黑黑的麵容，那深深的皺紋
(1995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