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的老上級
何連長
何連長個子很矮，噪門很高，一口山東話，臉色和土地的顏色很接近。
我剛下鄉那陣子，在他手下當兵團戰士，其實就是農工。每天跟著他在小興安嶺的山溝裏開荒種地。兵團的幹部分兩夥，一夥是穿黃棉襖的，都是部隊的轉業官兵；一夥是穿黑棉襖的，老農場來的。何連長是穿黑棉襖的，原來是山東的盲流，跑到黑龍江邊的農場當拖拉機手，後來當上車長、機務副隊長，調到我們這個新建的連隊，就成連長了。
那些黃棉襖天天早上領著知青“天天讀”。何連長說，我識字還沒有你們多，你們自己看吧！天剛一放亮，他就扛著一把撅頭上山了，在樺樹林子邊上開點小片荒。每天出工前，別的連隊黃棉襖都喊“立正”、“稍息”，然後“戰前動員”，從國外講到國內。可他總是那句話：“沒啥說的，下地幹活吧！”說著他在前麵領著我們就往地裏走。人家黃棉襖都留在家開會，那時的會很多。何連長不愛開會，也不會開會。其實我們這些知青非常喜歡開會，能靠在行李上一半清醒一半睡地聽別人念報紙，和現在住星級賓館的感受一樣。因為很少開會，我們對何連長多有微詞。
何連長幹活是把好手。地裏的活沒有他不會幹的。別看他個子小，力氣大得很，二百多斤的麻袋往肩上一扔，嘈嘈地就上跳板。他最拿手的還是機務上的活。不管是拖拉機還是康拜因，不管是國產的還是進口的，一旦趴了窩，他一捅咕，肯定突突地跑。連東北農學院畢業的郭技術員都服他，還正式向他拜了師。那年麥收時節，連著天天下雨，什麼樣的康拜因下了地，都陷進了泥裏。上級發出“小鐮刀打敗機械化”的口號，我們每天泥裏割麥，累得晚上爬不上炕。何連長和郭技術員他們一研究，給康拜因穿上了“木鞋”，結果在泥地裏照樣跑著收麥。機械化代替了小鐮刀，我們從苦難中得救了，連裏的小麥也獲得了豐收，而有的地方的小麥爛在地裏發了芽。但是何連長沒有受到表揚，因為他的做法不符合上級的精神頭兒。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何連長真正出人頭地是因為開會。那時上級布置要對知識青年進行憶苦思甜教育，連裏要請人作憶苦思甜報告。我們是個新建連隊，全連隻有一個老職工，是個姓親的老頭，他的老伴是個“二毛子”，已被定為“蘇特”嫌疑，關了“牛棚”，當然不能讓他們家憶苦思甜了。再就是何連長歲數最大了，又是貧農出身，他不憶苦誰憶苦。可他不願意講，說當時歲數小，已記不起什麼事了。“黃棉襖”的指導員說：“老何，講不講可是立場問題呀！”何連長隻好服從了組織的安排。講稿是我們這幫連隊秀才的“作品”，“藍本”是高玉寶的《半夜雞叫》，隻不過地主的名字周扒皮變了李扒皮。經過我們的輔導，何連長基本可以把講稿背下來了，雖然有些結結巴巴，但更顯得真實。開憶苦會的那一天，連隊的大食堂隻點了一盞小煤油燈，我們先唱《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和憶苦歌，何連長還沒等講，大家已是哭聲一片了。營裏給我們連送家信和報紙的汽車已經半個月沒到了，大家都有些想家了。平時誰一哭就被批為“小資情調”，現在有了合法大哭的時候，誰也不肯坐失良機，女生一帶頭，男生也不甘落後。到何連長痛說家史的時候，全連已是號淘大哭了。接著又吃憶苦飯，基本原料是從豬舍整來的，又摻了一些野菜，真是難以下咽，大家哭聲更高。最後全連哭個一塌糊塗。指導員說，這是我們連開得最成功的一次會議。會後我給報社寫了一篇稿子：《何大爺痛說家史動人心，眾戰士鐵心務農愛邊疆》。何連長這下子出了名，遠近的各連隊都來請他作報告。我也因寫了這篇小稿成了脫產幹部―每天可以不下地幹活，躲在連部寫稿。不過常有知青揭我的老底―憶苦思甜的“何大爺”40歲，他的“老伴”30歲。
後來，何連長還是出事了。上級又要求割“資本主義尾巴”，何連長的小片荒被指導員發現了，還有何大娘的雞窩……指導員親自指揮，用拖拉機把正長著青菜的小片荒毀了，把何家的雞窩也拆了，把正在下蛋的母雞都掐死，挖個坑埋了。那一天全連有好些人都掉淚了。其實連長的小片荒是連隊食堂的小菜園。那時我們知青中流傳著一首民謠：“從北安到趙光，那個連隊不喝湯，早上喝湯迎朝陽，晚上喝湯對月亮。”可是我們連隊喝的湯裏卻有比肉還金貴的青菜葉，那是何連長的小片荒生產的。吃何連長家屬做的荷包蛋，是我們連病號的最高待遇。那雞窩真是連著全連戰士的心啊！因為這件事，何連長被罷了官，下放到機務上幹雜活。幹什麼活他都不在乎，他還是不願意參加“天天讀”，人家天天讀，他去擦拖拉機。指導員說，這個老何算是不可救藥了。晚上他常躲在機務庫裏和郭技術員喝酒，下酒菜，是從山裏采回的木耳蘸大醬。我還去蹭過幾回。
指導員讓我寫一篇稿―個苦大仇深的老貧農是怎樣變成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我寫了，不知為什麼報社沒登。指導員說我立場沒轉變，又讓我下地幹活了。
日子過得真快，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還時常想起我的第一個上級。去年故地重遊，我又回到了我下鄉的地方。令人傷感的是我們曾灑下無數汗水的連隊已經不複存在了，我們開墾的土地上又長了拳頭粗的樹叢―也許這些土地就不該開墾。我打聽何連長，有人說，早就退休了，在場部開了一個小旅店。
我又找到了場部，借著昏暗的路燈我一家家的打聽，終於在十字街的一棟新磚房裏找到了他。何連長真是何大爺了，頭發全白了，滿臉的皺紋，使他的眉目也變得抹糊了。小店很冷清，沒有一個客人。他正坐在小桌旁喝酒，有些醉眼朦朧。我把在場部商店買的四瓶酒往他麵前一放，他楞楞地瞅著，怎麼也想不起來我了。還是他的老伴認出了我。“聽說你當了大官了，還想著我。”何連長緊緊拉住了我的手。我說，不是什麼大官，還幹寫稿子的活。他把我按在椅子上，一定讓我喝酒。他望著我，嘴唇顫抖著，用手擦著混濁的淚。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後來他說：“你不笑話我吧？我開這個小店也是為了養家糊口。現在場裏勞保工資都不能及時開，我又不能拖累孩子。”我說，這有什麼，市長離休還辦公司呢！
第二天，他頂著雨到招待所來送我，給我帶來兩包木耳。他說這是他自己上山采的，不是人工栽培的，人工栽培的沒有味，不好吃。看著場裏領導張羅著要宴請我，他馬上走了。我定定地看著他雨幕中的背景，快70歲的人了，背還沒有馱，大概是因為他個子小吧。
回到哈爾濱第二天，我用何連長給的木耳為全家做了一大盤木耳炒肉。
兒子吃了一口說：“沒有什麼特殊好吃的味。”
我楞怔了半天，不知說什麼好。
魏幹事
因為寫了幾篇小稿，被調到了營裏當通訊報道員，我的新上級是魏幹事。
魏幹事叫魏東（可能是後改的名），也是哈爾濱知青，在郊區的一所中學初中還沒畢業就下鄉了。據說，她在學校裏是個小頭頭，在運動中表現得相當勇敢，曾指揮過一定規模的“戰鬥”。到兵團後也在何連長手下當農工，因為她小時候幹過農活，比那些五穀不分，見了毛毛蟲嚇得直哭的女孩子強多了，所以很快她就當上了女生排排長。後來因工作出色又調到營裏。她總是一身軍裝，臉上掛著英武之氣。在他手下工作了一年多，基本沒見她笑過。她長得不醜，可是沒有一點少女的嫵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