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協理還有一項經常的工作，是領我們下連隊參加勞動，什麼春種、夏鋤、秋收了。大家都願意去，主要是夥食好。每次基本都是肉包子，老楊說了，都吃包子，連菜帶飯都有了。他特意囑咐炊事班要多放肉，大家幹活挺累的。其實跟著老楊幹活真不怎麼累，他當兵前可能在農村當過打頭的，很會安排活兒，邊幹活邊說些帶有顏色的笑話，一會就到地頭了。到了地頭，往草地上一躺，聽老楊講長篇風情故事，他小眼睛一眨，葷的素的一套一套魄講得那些衛生所和小學校的女知青臉都背到旁邊去，可耳朵都沒閑著，還偷著吃吃地笑。一講到關鍵時刻，他就喊開飯，吃包子了。他說，這叫精神物質同時享受。
楊協理員也幹過使我們不高興的事。那一陣子，珍寶島已經打響，我們營離黑龍江很近，也進人一級戰備。一天深夜，突然一聲巨響把我們驚醒。楊協理員傳達上級命令：“蘇修”部隊就要過江，營部全體迅速向山裏轉移！這下子營部亂了套，黃棉襖還有些經驗，幾分鍾打好了行李；黑棉襖都有家有業，孩子老婆哭天喊地，舍不得扔下壇壇罐罐。我和小呂在魏幹事的指揮下，燒毀了所有的手稿和報刊資料，然後又把家裏昨天剛寄來的準備長期享用的紅腸全部消滅。（紅腸吃了無所謂，手稿的燒毀可能使未來的文學館少了幾件珍貴的文物。）在天亮之前，我們背著打字機和印刷機，與拖家帶口的營部將士及其親眷一起撤出駐地，當時我們的心情就像當年毛主席撤出延安似的。中午時分，我們進人一片白樺林，棉衣棉褲全被雪水和汗水濕透，一個個筋疲力盡，饑腸轆轆，正拿出臉盆準備化雪作飯，楊協理員鄭重地宣布：這次學習勝利結束！操！我和小呂真想把這盆雪水澆到他的臉上。
後來我們知道，這次行動是老楊策劃的，隻有教導員和營長知道。連我們幾個最好的哥們他都沒告訴。老楊解釋說，這是軍事秘密，不能外傳。我們罰他請我們喝了一次酒才算了事。別看老楊是個黃棉襖，和我們這些知青都是小哥們。白天，他對我們進行再教育，晚上，到了我們的大宿舍基本接受我們的再教育。他願意聽我們天南海北的扯淡，我們傳看的手抄本，他也搶著看。他常說，我這輩子最窩囊的是書念的太少，將來我有了兒子，非讓他念大學不可。有一天，他看我在《黑龍江青年報》上發了一篇批判凱洛夫教育學的文章，就問凱洛夫是幹啥的？我說，是蘇聯著名的教育家。他說，我有了兒子就叫他媽的楊洛夫！
楊協理員有個毛病，好發火。一發火就打老婆。他老婆小張在營部小商店工作，長得不錯，人也熱情，來了什麼好吃的，總是先告訴我們。老楊經常和她吵架，說不兒句，老楊就動手，也不真打，主要是摔東西，什麼響摔什麼，比如暖水瓶、茶杯之類。一聽到他們家有動靜，我們便奮不顧身地跑去。一見我們來了，老楊表現得更英勇。經過一番了解，老楊打小張的原因是埋怨她不生兒子。後來戰火終於熄滅了，因為小張在生了兩個女兒之後，真給老楊生了一個兒子。從此之後老楊經常喜形於色地抱著楊洛夫給我們看，好像讓我們觀賞剛出土的珍貴文物。
在我調走的時候，小洛夫剛會爬。老楊正張羅要找一個上海知青，給他兒子教英語。我說是不是太早了。他說，不早，不早。
以後就和老楊失去了聯係，漸漸地也把他忘了。有一個星期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第一句就是：“我是老楊，一會兒給你送酒去！”哪個老楊，我一時想不起來。“我是楊協理！”啊，是老楊！不一會兒他領著人爬上六樓真給我送來兩箱啤酒。老楊見老了，頭發有些稀疏，嗓子更嘶啞了。他已調到一個農場當頭頭，場裏有個啤酒廠，生產一種新啤酒正想打進哈爾濱市場。我說，我在報上給你宣傳一下吧！他說不用，你嚐嚐就行。我問起小張，還有他的兩個女兒和楊洛夫。他說，小張早退休了，兩個女兒都在上大學，洛夫正讀高中，學習也不錯。我說，你真行嗬。他笑著說，還不是接受你再教育的結果！說著，他急急忙忙地走了，以後有一段時間逢年過節總有人給我送啤酒。
又是兩三年過去了。一天半夜，我突然接到一個國際長途電話，竟是老楊打來的。他說，女兒女婿在莫斯科辦了個公司，他去探親，也留下了，幹脆退休了，專幹倒賣服裝的活了。我說他不懂俄語行嗎？他說，拿件皮甲克在街頭一站就行，有時一天掙500美元。他還告訴我，洛夫也考上大學了，就在哈爾濱。
第二年，我的兒子也去了莫斯科自費留學。有一天他打來電話說，一個姓楊的伯伯去看他，說是我的北大荒戰友，還給我扔下200美元。兒子的學校在郊區，很偏僻，他跑了許多趟才找到。我很感動，也到哈爾濱的那所大學找到了楊洛夫，請他到家吃了頓飯，給了些零花錢，並讓他節假日一定到家來玩。但是那孩子靦腆很少來。
今年春節剛過，老楊來了我家，穿了一件破皮夾克，提了一個紙袋子，裏麵裝著牙具和一瓶劣質的礦泉水。他說，莫斯科的買賣不好做了，護照也到期了，他早回來了。說著他掏出一捆錢，往桌上一放：“這是5000塊錢，我和你嫂子隻求你一件事，洛夫今年大學畢業了，你一定想辦法安排在哈爾濱，花多少錢都行，這些錢不夠，我回去再寄。”我說，正常的國家大學生分配，不用花錢。他說，你是個書呆子，不知道，現在幹什麼都得花錢。方方麵麵不打點根本不行。我說，你先把錢拿回去，我一定盡最大的努力。他說，我認識的知青你就是官最大了，你要幫不上忙，洛夫就沒有希望了。說著，他竟流下眼淚。我留他在家吃飯，他隻喝了半杯啤酒，吃了幾口菜就走了，說是找他兒子去，他坐了一宿硬板火車，很疲憊的樣子。
安排一個大學畢業生比我想象的要難得多。我打了許多電話，求了許多人，並一再說明事情辦成了，學生家長必有重謝，可還是被人員超編、企業不景氣、專業不對口等等理由拒絕了。看來我這個虛官，真要讓老楊失望了。我突然想起我們一起下鄉的老孟正當廠長，是個有職有權的官，看看他有沒有辦法。我打了電話，老孟的記憶力真不錯，快30年了，他還想起了楊協理。他說，都是北大荒的荒友，我一定想辦法。你讓他明天領著兒子來吧！
第二天，老楊打來電話，說老孟非常熱情，破例接收洛夫，一切手續，廠裏派人跑，不要他的一分錢。還是你們這些老知青有感情，說著他在電話裏哭了起來。然後他又問我老孟家的地址：“我得到家看看他的孩子，要不回去之後，你大嫂要埋怨我了。咱們怎能那麼沒人性！”我說免了吧，他新搬的家我也不知道。他說，那不行！你要不知道，我自己找。這麼大個哈爾濱你上那找去，我說，要不你就找小王吧，就是咱們宣傳隊那個唱歌的小王，他家離老孟家不遠。他讓洛夫記下來小王家的地址。然後又說，我還要再到你家看看。我說你千萬不要來，我明天就外出，再說我兒子，你在莫斯科已經見過了！
老楊到底找到老孟家沒有，楊洛夫分配到哈爾濱沒有？
我再沒聽到消息。
(1995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