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的死
他的確死得很悲慘。
大約是在1969年的秋季。
早上，我被撕裂人心的喊叫聲驚醒。
“有人上吊了！快救人哪！”
我衣衫不整地跑出來，跟著許多聞聲趕來的人向營部後邊一片新蓋的房舍跑去。跑近一看，一個人吊在房框子上，身體靜靜地垂著，頭仰著，臉紙一樣的白，舌頭沒有吐出，眼睛睜著，無神地注視著房後的那一片白樺林。
“快摘下來，堵住嘴別泄了氣，堵住屁眼……”明白人指點著，卻不敢上前。
那時，我很勇敢。我衝上去，抱著他的腿往上舉著，以解脫脖子上的繩子。他的腿很涼，但沒有硬，褲子、鞋、襪子很整潔。又有人爬到房框子上把他放下來。我們把他放平在地上，明白人指揮我們給他做人工呼吸。我上下拉動他的手，壓他的胸腔，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氣，就再也沒有動靜了，慢慢地僵硬起來。營部的醫生又為他打強心針，用氨氣熏他……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他還是死去了。他被草草地安葬在一片白樺林裏。他役有換新衣服，他的棺材很薄很窄，這是連隊的小木匠急急忙忙為他打的。沒有舉行葬禮，也沒有人為他送葬，他的哈爾濱家裏沒有來人，他的女朋友也沒有來。
這一切都因為他犯了“罪”，他正在接受審查，他是“畏罪自殺”的，他的死是比“鴻毛還輕”的。
他也是哈爾濱知青，比我們早兩年來到這片密林深處的荒原，和一百多個知青開荒蓋房，建成了這個“哈爾濱青年農場”（後來收編為兵團的一個營）。他沒有成為“開國元勳”，卻犯了錯誤，他和另外7個知青被定為“八哥們流氓集團”，他們的主要錯誤是聚在一起稱兄道弟，打拳練武，喝酒抽煙。他在其中排為二哥，也不過20歲左右。這幾個人都服人：人長得精神，講義氣，還善於吹笛子。傍晚時分，他們常躺在白樺林的草地上，聽他吹《蘇武牧羊》，吹《滿江紅》，然後大聲地唱歌，唱“春季到來綠滿窗，大姑娘窗前繡鴛鴦”。唱“送君送到大路旁”唱“嗬，到處流浪”，當時這些歌曲都是“黃色歌曲”，這無疑使他們錯上加錯。不過知青們並不恨他們，還有人愛上他們。有一個哈爾濱女孩兒，愛上了吹笛子的二哥。她是這個農場的才女，人長得漂亮，還會寫文章，她發誓要寫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長篇小說，而且寫了十多萬字了，他和她的愛情自然是其中的主要篇章。
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們集團”，總是給他們派很重的活，伐木、挖井、挑水，他們有的是精力，幹得有滋有味，並沒有消沉。然而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把他們逼上了絕路。當時黑河地區開始了以深挖“蘇特”為重點的清查運動。軍分區的一個領導開大會說：“黑河地區有一個加強師的‘蘇修’特務。”於是開始了挖地三尺的運動，連我們這個知青農場也沒有幸免。農場一個姓親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懷疑為對岸派來的情報員，而“八哥們”可能是她發展的小特務―因為他們喝酒說過，“將來有錢了，到對岸去看一看”。這樣一來老親太太被抓了起來，“八哥們”也被隔離審查了。老架太太挺刑不過，用罐頭碎片破腹自殺了。“八哥們”成了重點，不分晝夜地提審，然後就是更重的勞動。然而他們實在說不出自己是怎樣當的特務。愛吹笛子的老二不哭不鬧，也不亂說，隻是默默地挺著忍著。他盼著，她能來看他，然而她沒有來，也許是不敢來，也許人家不讓她來。
他終於盼來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長長的信。信的內容不得而知，也許是勸他認識錯誤，坦白交代；也許是宣布他們愛情的終結……也不知道這信是自己要寫的，還是別人要求她寫的。
看完信之後，他默默地哭了一場。哭完之後，他拿出僅有的十幾塊錢，讓看守他的一個小知青到小商店買了罐頭，然後他請關在一起的小哥們吃了一頓飯。當時他沒吃多少，隻是平靜地望著大家。天黑之後，他整理自己的東西，又換了一身幹淨的衣服後，就躺在自己的鋪位上了。天亮之後，人們發現他沒有了，後來在那間新蓋的房框子裏找到了他。
在度過一個漫漫長夜之後，大約是在黎明時分他離開了這個冷酷的世界。惟一能維係他希望的愛情線也斷了，他沉落了。
他的死幾乎使她喪失了活下去的勇氣。以後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再也沒了消息。
沒人追查他的死因，過不久人們漸漸不再提起他了。那個時候，死個人，就像無邊際的白樺林被人砍去了一棵樹，並沒有人注意。
後來，我所在的營全撤走了，沒有人為他遷墳，即使想遷也找不到了，當時沒留下任何標記。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還記得他的名字，也還依稀記起他女朋友的樣子。不過，我不想說了，怕引起他們的親人的痛苦。
有機會，我要回到那片白樺林中看一看，在林中開滿鮮花的草地上灑一杯酒……
(199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