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評論部的那些日子永遠值得懷念。當時部裏的老同誌有王述純、楊思迅和劉振林，在我之後又調來了王健男和白衍吉。剛剛粉碎“四人幫”，全黨都麵臨著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巨大任務，這正是評論工作大有用武之地的時機。王述純領導我們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當時一篇篇指導全市揭批查和撥亂反正的社論、評論員文章都是由我們通宵達旦寫出的。那時，大樓裏評論部的燈光總是最後一個熄滅。這燈光照亮了這個城市許多讀者的心。特別值得回憶的是我們創辦的“大家談”專欄，可能是全國報界最早的一個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欄目，通過這個陣地我們團結了一大批作者，發表了許多群眾想說說不出又不敢說的心裏話。當時“大家談”的許多作者現在成了省市和一些部門的負責人。也許“大家談”的許多文章現在看來已經平淡無奇了，可在那時這些文章的發出，是需要膽識和氣魄的，甚至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有時為了一篇文章的一個題目，我們要討論到深夜。經常參加我們討論的還有江村同誌，他不愧是一個有遠見有膽略的思想者，當時他就提出讓我們大為吃驚的思想：呂國還要發展商品經濟！江村的辦報思想對我、對《哈爾濱日報》都產生了長久的影響，他值得我們這些後來人永遠的敬重。
如果說北大荒是我的大學，那麼《哈爾濱日報》、評論部就是我的研究生院。在這裏我學到了作文也學到了做人。王述純的敏感遠思、總覽全局，楊思迅的勤勉嚴謹，劉振林的刻苦精細，都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他們當然是我的老師。特別是報社老一代報人的敬業精神，把黨的新聞事業當作自己第一生命，為了報業的發展鞠躬盡粹、嘔心瀝血的精神重新鑄造了我，使我逐漸成了一個真正的光榮的報人。盡管我在兵團時已當過6年的記者，但是真正寫出點像樣的東西還是在哈爾濱日報社。在編輯“大家談”時我寫過一篇題為“從陳獨秀的兩個兒子想到的”和另一篇題為“脫衣舞和電子計算機”的文章，後來這兩篇文章被《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轉載了，其實這兩篇文章凝聚了評論部全體同誌的心血。記得大概是1979年冬天，哈爾濱公共交通困難，司乘人員和乘客關係緊張，根據評論部大家的討論，我執筆寫了一篇“假如你也是乘客”的文章，在全市讀者中產生強烈反響。我至今已發表了幾百萬字的作品，但仍很看重這篇千字文。每每讀起她不禁心潮起伏。
鄒本業同誌主政以後，又讓我到記者部當機動記者，有意要鍛煉我，我如魚得水般有了任意馳騁的天地。這之後，我發現了李嘉亮，寫成了通訊“他從美國回來了”，又和蔣巍合作寫成報告文學“從大洋的此岸到彼岸”，這篇作品榮獲全國第二屆優秀報告文學獎；後來我又發現了王樹本，寫成了通訊“一個能打開局麵的黨委書記”，這篇作品獲我省第一篇全國好新聞一等獎；再後來，我又發現了陳秀雲，寫成了那篇“她在叢中笑”，獲全國第三屆優秀報告文學獎。1990年，在我離開報社的那年春天，我又采訪了當時的伊春市委書記楊光洪，寫成了報告文學“大森林的回聲”，又獲全國第五屆優秀報告文學獎。去年12月我獲得“當代文學獎”的那篇報告文學“解凍”，也是在哈爾濱日報社時寫的。可以說，我是在哈爾濱日報工作時確立了自己的文學地位的。聳立江畔的那座哈爾濱日報大樓真是一塊福地，誰想成為作家，成為有點影響的作家，到那裏去接受靈感吧！
《哈爾濱日報》永遠是燦爛的星河。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這裏產生了一個個的新聞明星，他們用自己的筆書寫著這個城市的曆史。也許是宋承彥、談進善、戴步青、陳景騰、李一征最早擂響了這個城市經濟改革的鼓點，而莊進修、蔣巍、王健男、趙連城、曲春芳、程穎剛、胡夢龍不斷推出這個時代的出類拔萃之輩，而王耀林、呂曉琦、陳誌堅、徐民旭、周蓮香經常寫出使這個城市振聾發嘖的新聞，站在他們背後精心為他們紡織嫁衣的是一代名編輯陳桂深、王同經、王清勝、孫惠林、李激揚、葉貴祥、楊吉力……請原諒我不可能寫下這無邊的銀河上的每個星座。我時常在想，為什麼哈爾濱日報能推出這麼多的新聞名人？大概是因為這裏形成了廣攬人才，各顯其能，各得其所的環境。在這裏不管你資曆如何，學曆如何，門第如何，隻要你有本事，寫出好稿子，一般都能得到施展。記得趙連城到報社的第二天，就在報上發了個頭版頭條。大概是因為報社的許多領導都出身寒微，靠艱辛奮鬥，走進報社大門的，他們更看重實踐中成長起來的人才。大概是報社的大樓建在了龍脈上……一個人才濟濟的報社，才能辦出一張張一流的報紙。《哈爾濱日報》的人才湧流現象是值得研究的。
每當從報社門前走過，我的心頭總湧過一陣激動。那鏗鏘的印報聲是我最喜歡的交響樂。《哈爾濱日報》是我須臾不能離開的親人。在久別這個城市而又走進個城市時候，我最先想見到的不是妻兒父母，而是一張《哈爾濱日報》。在一堆報紙中隻要看到《哈爾濱日報》的一角，即使不看它的報頭我也能認出它來。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地下中文書庫參觀時，我曾費心尋找的是我家鄉綏化縣的縣誌和《哈爾濱日報》。我畢竟為這張報紙獻出了我十多年最好的年華。《哈爾濱日報》永遠是我精神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