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的左派作家組織是希臘作家協會，該組織成立於1934年，在希臘的大中城市也設有分會，全國會員約700人。希臘著名作家、歐洲文學獎獲得者薩馬拉基斯曾是該會會員。該會現任主席塔基斯·阿紮莫斯是希臘著名作家。該會副主席科斯塔斯·瓦萊塔斯是一位作家兼翻譯家，他曾翻譯過毛澤東詩詞和中國其他作家的作品。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風波時，瓦萊塔斯先生任希臘廣播電視部對外廣播部主任。他對中國使館的朋友說，當時他經常安排播發有關中國的消息，但從未說過一句中國的壞話。他曾多次表示，希臘作家協會希望與中國作家協會發展友好關係，進行互訪，以及翻譯出版中國當代著名小說和詩歌。遺憾的是接待我們的希臘作家聯合會無意安排我們與左派見麵。
大概希臘作家聯盟算作中間派。該組織成立於1930年，在各地也建有分會，全國會員約300人，現任主席尼科斯·斯塔然諾普洛斯，是希臘著名作家和評論家。他稱，他領導的這個組織是純文學組織，不帶任何政治傾向。他表示，該組織希望與我國作家建立和發展雙邊合作關係。我們也無緣和該組織的朋友見麵。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希臘作家也按自然法則行事。共同的傾向和誌趣使他們走到一起，這才是真正的民主自願原則。在我們和希臘朋友接觸的日子裏，我們親身感受到了他們之間那種親人如朋友的親密友好關係。利用接待我們的機會，他們相聚，一見麵就表現出一種久別重逢的親昵，又是握手，又是擁抱，又是親吻，然後就是說也說不完的話題。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是滔滔不絕喋喋不休。都說北京人善侃，我看希臘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幾次為中國作家開的酒會，其實成了希臘作家的侃會，因為語言不通我和寧夏的詩人吳淮生，隻能坐在角落裏，當觀察員。這時富麗堂皇的大客廳裏人聲鼎沸，其場麵和中國文革中的大辯論相似。希臘人確實善於雄辯，無怪乎出了柏拉圖、亞裏斯多德這樣的大思想家、大哲學家。據說，古希臘的雅典城邦，專門辟一塊清靜的樹林，供柏拉圖的弟子們爭論。中國使館的同誌說，現在希臘的上層各派政黨之間，政府和議會之間，每天都在爭論、吵架，結果經濟發展不起來，成了歐洲的窮國，真是“清談誤國”！希臘的作家不以為然，維特薩克錫斯對我們說，世界上最聰明的是希臘人和中國人，我們用腦子幹事情，而日本人是用手幹事情。無論怎麼說，希臘作家之間的親密友好關係是令我們羨慕的。至於他們各個作家團體之間的關係，我們就不大清楚了。看樣子，好像井水不犯河水。
作為作家團體，大概誰也免不了為經費的事操心。我問起他們的經費，他們說主要三個來源，一是政府補貼，不定期也不定量，主要看政府賞，政府看哪個協會更利於自己，適當時候給你一點錢，因為政府日子也吃緊。所以給的數量也很有限。二是會員會費，當然不像我們每人每年5元錢，而且多數人不交。他們很自覺，而且數量也很可觀。三是文學基金會，希臘有許多文學和其它藝術的基金會，都是有聲望的資本家，如在船王之類資助建立的，用於支持各團體和作家的藝術創作。希臘作聯的那位大使副主席，就是希臘有名的突納西斯基金會的副主席。盡管他們的經費來源有多種渠道，他們的日子卻過得相當節省，節省得讓我們吃驚！5月6日，我們中國作家一行五人到希臘作聯作客，出席他們的既是歡迎又是歡送的酒會。希臘作聯就在一條小街的一座普通大樓裏辦公，有間辦公室，一間是秘書的，一間是主席的，還有一個大會議室，牆上掛著本會著名作家的照片，周圍的書櫃裏陳列著本會作家的作品，一派沙龍氣氛，總麵積不到200平方米。做為一個國家級的作家織，是夠簡樸的。平時辦公室裏隻有一名秘書和一名勤雜工，有事電話，召之即來，領導成員和工作人員都是兼職。管財政的司庫胡子克裏斯多斯是一位房地產商，負責接待的公關小姐、楚楚動人的瑪露是一位律師，管常務的秘書長約蘭達是電視台的編輯，他連一台公車也沒有，誰為作聯辦事，都開自己的車。
那天，希臘作聯舉行的酒會氣氛相當熱烈。開始前雅典電視台對我們五個人進行了采訪，我們每個人都回答了希臘朋友關心問題。酒會正式開始後，我們代表團向希臘作聯贈送黑龍江省著名青年畫家程鐵男先生一幅題為“鏡泊秋色”的國畫。希臘朋友十分珍惜，讓我們五個人都在國畫上簽上白己的名字。徐遲同誌還應希臘朋友之邀，為他們寫了許多條幅，如“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他還特為瑪露小姐寫了一幅“窈窕淑女，君子好述”。他邊寫，邊用英語為大家解釋，引來不斷笑聲。盡管氣氛相當熱烈，可膳食相當簡單。長條桌上擺著各種水果和小點，色彩斑斕，可絕沒有我們通常的“硬菜”和“大件”。散後，我們回到奧林匹克飯店，又到餐廳每人要了一盤意大利麵條，盡管這樣，我們仍然讚成他們的簡樸。
希臘作家沒有爭論要不要“國家養”。我在回答雅典電視台記者的提問時說：“我供職的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有7印多名會員中有十幾位專業作家，其他都是業餘作家。”他們驚奇地間，什麼是專業作家。因為在希臘是沒有“專業”和“業餘”這個概念的。從事文學創作不是他們惟一的職業，他們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或是實業家、教授、新聞工作者，或是律師、工人、農民。他們靠第一職：業解決生計，業餘時間從事創作；或者手頭有了錢暫時辭去職業，集中幾年寫作，寫作結束後，再恢複職業。盡管希臘是個閑適的國家，可作家們並不輕鬆，但是由於熱愛，他們也樂在其中。據我觀察，希臘作家的生活大概是中等水平。他們開的車子，包括大使詩人和議員萊斯迪斯都是簡易的旅行車，而不是什麼高級轎車。他們穿著也不華麗，遠不如中國的個體戶之類的“大款”。請我們吃飯，也多是自助餐。
在荷馬的故鄉，在這個曾給世界文明帶來輝煌的希臘，作家出書難的問題，照樣存在。我瀏覽了一下雅典的街頭書報攤，赤裸裸的色情刊物和時事類的報紙占統治地位，嚴肅的文學作品，隻在幾家大書店裏才有。希臘作家也在抱怨出書難，他們創作的作品，基本是自費出版。因為希臘人口少，書刊市場有限，一本書印一千冊就是相當多了，一般他們都印幾百冊，用來贈送朋友，不過裝幀印刷都很精美，都像我們的名著豪華本。接待我們的每一位希臘作家都向我們贈送了他們的作品集，這使我們幾位，包括徐遲先生，都有些汗顏―我們回贈的那幾本小冊子，幾乎像衣衫檻樓的棄兒。
希臘作家十分羨慕中國作家的地位和待遇。我們說，這一切都在改革，也許不久將來，就和你們一樣了。我一時說不清，究竟哪種方式更有利於文學事業的發展。在希臘的日子，我們總是在古跡中徜徉，在尋找舊夢，為已失去的燦爛而感歎不已。當今的希臘，真沒有多少文明讓我們頂禮膜拜。不知，他們是進步了，還是落後了。今天的荷馬，你在哪裏？
有位學者這樣論述，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思想統治，都將文、史特別是哲學，放到至尊的地位，哲學家、詩人，特別是闡述統治階級政治理論的幕賓，名望極高，堂而皇之地出人宮庭，社會地位和待遇相當之高，而直接參與生產實踐的人，如天文學家、數學家、科學家、則被看成是匠人，打人社會底層。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發達，科學技術做為第一生產力，越來越受到重視，因為它明顯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帶來高額利潤，這樣科學家、技術專家、管理專家的地位自然上升，而哲學家、詩人、作家的地位自然有所下降了。這一切，在希臘的曆史進展中已得到證實。
但是，我想，做為一個完整的社會，物質文明是應該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精神產品的“遠效應”也不可忽視。做為精神文明生產者的作家，至尊至貴倒不一定，給予一定的地位和待遇，有利於他們更投人地為人類提供第一流作品，這是完全應該的。誰能說，我們的時代就不需要荷馬、曹雪芹了？
(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