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畢業那年，賀有陣子沒來學校，有關她的議論使青春期的騷動愈喧囂了，像火苗舔噬一張寫有秘密的紙——“懷孕”，這詞語突兀，與不潔關聯，我們不明就裏但裝著心領神會。從那後，賀再沒出現過，她消失了，我甚至在半邊街也再沒碰到過她。
有個傍晚，從父母家出來，院裏一個男人在和發動電摩的兒子說話。男人聲音耳熟，不用抬頭，我也知道他是對樓鄰居，一位聲音很易辯認的攝影愛好者。他兒子是我初中同學，名字中有“飛”字。這位多年未見的男同學若不是他父親充當了時間證人，即使對麵相逢，我也認不出了吧。
當年的他瘦窄沉默，穿緊巴巴的褲子，像條拉長的影子。他母親也是個瘦弱女人。我對他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放學後，他身姿敏捷地跳出教室靠走廊的窗子，和一個男生開戰，那男生冒犯了班上一位女同學，也就是那名爽朗伶俐的學習委員“政”。他暗戀她。
一個是活潑優生，一個是內向差生，青春的暗戀根本沒有章法。
放學後他常晚走，等她，偶爾她也同他搭幾句話，出於她爽朗性情。她知道他的喜歡，卻並不因此做作和禁忌。她是個很陽光與懂得自我魅力的女孩，同時她有相當自律的一部分，她的成績就是這自律的體現。
更多時候，他坐在位置上，瘦削，額發遮住點眼睛，不過不防礙他牢牢追隨她身影。她偶請假沒來，鈴聲一響他即刻挎起書包便走，這教室一秒也待不得似的。
如今那名慘綠少年被歲月發酵成電摩上的平常中年客。他和父親說著話，不停轉動把手，隨時想要發動車的樣子。
當年，常有夥與他一般的少年騎著單車，立在他樓下，一腳點地，另隻手抄在褲兜，用方言喚他的名字，長長短短，高高低低，與夏天蟬聲近似的平仄。他的名字被那群少年人喚了多少遍？真有幾個仲夏那麼長！等他下樓的時間，他們一圈圈在院裏兜著，吹著口哨。院中廣玉蘭怒放，碗大的釉質花朵映襯天上流雲。他的名字一遍遍回蕩，落在我麵前課本又彈出窗外。這群吊兒郎當的少年，他們騎車去哪？他們怎能這樣自在，骨頭像散了架般！這可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考前生涯，他們這樣閑鶴逍遙，把單車騎得哐哐當當。
是誰說過，“混”是多奢侈豪爽的舉動呀！流星穿過氣層一般，火柴劃過磷紙一般，瞬間的璀璨和永遠的黯淡。
學習委員政後來考上一所北方知名大學，那裏是更與她匹配的舞台。再然後，我無意在網上看到她消息，她現在已是深圳一家較大規模的裝飾設計公司老總。
在她青春劇中曾跑過小龍套的飛以及瘦高個的賀，她會不會記得?
他發動電摩，開出了院子。還有什麼比這甫一照麵更令人感到逝者如斯？轉眼少年已中年，像是有些雨並不使人察覺，但車燈照亮一刹，讓人赫然一驚，原來雨落得這樣密集！
在那些少年一聲聲喚著飛的時期，對樓一個女孩正麵臨高考，有陣我父親在樓頂養了隻公雞，親戚送的，打算擇空殺。這隻勤勉公雞清早即在樓頂高吭，想抓緊最後的時間歌唱，它的啼聲惹怒了對樓女孩，有次她從窗口投丟玻璃瓶以示憤怒，玻璃砸碎在院裏的聲音很驚心，透露著她的極度緊張與脆弱：那時的高考是獨木橋，是硝煙彌漫的陣地，如果不能活著衝過，隻有倒下賴活。
她在窗口聲嘶力竭，丟擲瓶罐的樣子讓不少鄰居訝異：這個叫丹妮的文氣女孩，怎麼忽生潑悍之舉？瓶子萬一砸到人怎麼辦？
父親飛快把雞殺了，怕她會把電視機摔出四樓窗口。
那時覺得她不可理喻，後來明白，她的心理已緊張到一觸即發，她最後的衝刺容不得一點幹擾，一聲雞啼在她耳畔很可能放大成一聲驚雷。
她現在早定居美國舊金山，是幾個混血孩子的媽媽。
還得說說同院的一個男孩，他有張白淨靦腆的臉，這個從外地轉學來的家中最小的兒子，常穿件白襯衫的少年，在我記憶中，與“少年維特”形象重疊著，他的眉目間有難以描述的湛藍偏灰的東西：那正是我理想中對我富於召喚的氣息。
我們同過一年學，常一塊吃著早點上學，突然有一天，我們間變得有些別扭和躲閃。我們尚不知身體裏有些東西正不可阻撓地生長起來，導致了這種變化，我們隻覺彼此間突然有種說不出的尷尬，我們不再一道上學。
有回操場上，在《運動員進行曲》的鏗鏘早操聲中，我用餘光找尋他身影——一腎上腺素正揮發出它在一生中最初也最悸動的力量！我的餘光沒捕捉到他，我漫不經心而又小心翼翼地扭過了點頭，朝右側鄰班的隊列中望去，這一望，我的目光與他的正好撞上，精確的0.01秒的碰撞！猝不及防，結結實實！像一根針尖與一根麥芒的相撞，刹那起一陣輕微戰栗，一陣莫名窘迫，同時又是莫名感動。我們飛快掉開目光，若無其事，在昂揚的進行曲中故作鎮靜，身旁同學嘻鬧，我不知道他此時感受，對我，這操場，這世界，都隻是那一秒碰撞的強震後留下的。
後來看到威廉·斯塔福德的詩，“風很輕，但是我顫抖了兩次”，仿佛是那一刹寫照。
那一眼電光石火（或者，是我單方麵的電與火？）的對視，在我忘記他名字後（隻記得他獨特的姓）依然穿越時光存留下來，未來也不可能抹除。
或者我們那時根本不懂什麼是愛情，可，愛情難道就是更艱深的一種道行或智識？往往在你以為什麼都懂得了時，體驗到的卻已麵目全非。
愛情，它必是身體深處的一陣驚蟄，是萬物初辟的“初”字。就像很喜歡的納博科夫的作品《瑪麗》，他的第一部俄語長篇小說，1925年春（他彼時26歲，多麼不可思議！）寫於柏林。那裏麵就有“初”體驗，混亂而令人顫栗的驚蟄!
半邊街像任何一條街道，邋塌，潦草，但它又有所不同，因為毗臨某師大，“畫室”成了半邊街的特殊地標。令人聯想文藝複興時代的工作室，那時繪畫像磨鏡片或修補皮鞋一樣隻是門手藝。農民的兒子從田野走向畫室，鐵匠的兒子從爐火邊走向畫室，他們中有不少從學徒成為了巨匠，比如喬托、米蓋朗基羅等等。
半邊街的畫室散布街巷，成點氣候的在臨街二樓租一大間。在此學畫的多是來自地市縣鄉村，擬報考師大美術係的年輕人，顏料和畫筆成為他們通向省城的介質——他們中，是否也會有未來的大師誕生？
曾經的美術專業使我對這些畫室倍感親切。那些身沾油彩的年輕人，他們讓我遺憾自己畢業後因為對文學的愛好而放棄了繪畫的深造，看著他們，我甚至起過衝動找間畫室重新“潛伏”。
畢業那幾年，我的同學W（班上畫技最好的男生）也在半邊街與朋友租房做了畫室，他們不招學徒，他們給深圳的老板生產行畫，牆上夾著打上格子的名畫印刷品，他們依據格子拷貝大師，把名畫以流水線方式引進更多家庭的客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