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暴力
１
博爾赫斯如果和吳宇森合作會怎樣？讀博氏作品時突然有此聯想。1986年夏天，博氏在日內瓦去世時，吳宇森正屆四十不惑，在徐克幫助下拍了《英難本色》，三年後他拍了最重要的代表作《喋血雙雄》，在暴力中發散出極致浪漫，確立了他“騎士主角”的影像理想。
他與博爾赫斯，一個在電影世界中創造了“不良群體”的最灑脫影像，一個則把拉美流氓及打手形象推向“酷”的登峰造極，看看博氏筆下的南美打手吧：
“在寥廓天幕的襯托下，兩個身著黑色衣服、腳登高跟鞋的打手在跳一個性命攸關的舞，也就是一對一的拚刀子的舞蹈，直到夾在耳後的石竹花掉落下來，因為刀子捅進其中一個人的身體，把他擺平，從而結束了沒有音樂伴奏的舞蹈。另一個人愛莫能助，戴好帽子，把晚年的時光用來講述那場堂堂正正的決鬥。這就是我們南美打手的全部詳盡的曆史。紐約打手的曆史要蕪雜卑鄙得多。”
這一段可視作毆鬥中的經典，讓人忍不住讚歎“真他媽的帥啊！”
博氏將一場打鬥賦予了美學意義，使之具有電影畫麵的藝術效果。他塑造了一批黑幫頭目、賭場打手、惡棍，口氣冷靜地像隻是複述從夏夜老祖父那聽來的故事。故事隱含對那些出手狠準的男人們的欣賞，他們朝夕不保，赴死如歸。他曾寫過一個男人伊斯曼，“他訂有酬勞價目表，撕下一隻耳朵１５美元，打斷一條腿１９美元……”在有次毆鬥中他打翻三個對方，自己挨了兩個槍子。
“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堵住槍眼，像喝醉酒似的搖搖晃晃自己走到醫院。他發著高燒，在生死線上掙紮了好幾星期，但守口如瓶，沒有舉報任何人。”他後來報名參加了一個步兵團，表現突出。
最後，伊斯曼身中五彈，死於紐約的一條繁華街道。
不得不說，這是個有魅力的家夥，敢於正視淋漓鮮血的真正勇士，同時不乏情趣——他曾說，紐約波威裏街小劇院裏的舞蹈比歐洲戰爭更帶勁兒。從他身上能看出，博氏對這一群體異乎尋常的敘述熱情。在博氏特有的冷靜冼煉的語言中，人物愈發充滿張力，他們是群漂亮的亡命之徒。
博氏對這群體的敘述熱情與有“香港槍戰片之父”之稱的吳宇森暗通曲款。吳宇森喜歡好萊塢的黑幫片、西部片，70年代末，他曾受聘電影工作室做製片助理，這期間美國新生代導演薩姆和斯坦利給了他很多靈感，他們作品中的暴力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因此有了吳宇森後來的“英雄係列”電影。
吳最崇拜的導演是法國暴力導演皮埃爾·邁爾維勒，此人作品在暴力中透著濃鬱人情味——博氏的小說亦然，它看似一柄短刀般鋥亮清冷，人物身上卻充滿講述者感情，即使是群氓無賴，博氏依然賦予了個體溫度，似乎附著群氓之上的暴力隻是一種命運的迫不得已。
“人物往往暗中遵守一種恬淡寡歡的為人處世的倫理原則，他們寧願死去，也不願有損自己正直和誠實品質。”就像那個守口如瓶，不舉報任何人的伊斯曼，博爾赫斯將這一群“暴徒”納入磊落之中，使他們具有了無名英雄般的品質。
博爾赫斯對暴力敘事的迷戀，大概與他津津樂道的的外祖父蘇亞雷斯上校有關，作為一個聲名顯赫的軍人後代，博爾赫斯自慚形穢。他的傳記作者莫內加爾說：“世界被撕成碎片，而他卻完好無損，痛苦而無能，他起而反抗這個世界的痛苦，從假想的戰爭經曆中，從那赤裸裸的、充滿獸性的殘殺中，他找到了表達自己絕望情感的隱喻。”
當粉絲們迷戀於博氏的“時間玄學迷宮”時，也許會忽略他在紙上建造的英雄夢——在閃著匕首寒光的紙頁間，博爾赫斯尾隨主人公完成著一場場暗殺與決鬥。
２
我看吳宇森的第一部電影是《縱橫四海》，片中塑造了三位有型又有情的盜畫飛賊，仨人被黑社會頭子收養，長大後成了幫他賺錢的藝術品大盜。發哥等幾人在片中瀟灑表演展示了“盜亦有道”，讓觀眾全然忘記他們幹的乃是不入流之事，隻覺他們身手漂亮，有情有意。
多少年後，仍記得發哥一副浪蕩子的模樣說，“你們都知道我的性格，我喜歡西逛逛，東逛逛，我喜歡流浪，其實愛一個人並不是要跟她一輩子的……我喜歡風，難道你讓風停下來？我喜歡雲，難道你讓雲罩著我？我喜歡海，難道我去跳海？……”——看的人感動得想跳海。
這哪裏是雞鳴狗盜之流呢，吳宇森是把他們當偶像塑造的，他在片中結合英難主義與浪漫呈現的“港式暴力美學”令槍戰片耳目一新：槍林彈雨中，衣袂飄舞，白鴿振翅，暴力的火焰中誕生玫瑰！
英國形式主義美學家克萊夫?貝爾評價吳宇森，“他給全世界觀眾提供了一種審視暴力的全新視角：東方美學視角，第一次使暴力成為了一種‘有意味的形式’”。
暴力被“美學”包覆，其現實性被虛化，打鬥殺戮消解為無特定意義的遊戲，成為特定儀式化的審美要素——血腥味勾上了酸甜口的芡，適合我這類對暴力耐受度為輕量級的。
2011年的台灣片《艋舺》我甚至沒看完。年齡越長，口味日淡，簡直想像不出以前最愛的電影類型竟會是恐怖片。許多個夜晚，我獨自看了不少恐怖片，包括雨夜的日本恐怖片，陰糝詭異到極致，讓人沉迷的正是對自我心理的挑戰與磨折。記不得哪年戒的恐怖片，一戒就再不能看了，像體內從此流失了某種賴以支持的激素。暴力片也一樣，稍殘酷些的畫麵都看不了，一嗅見血腥味，立即轉台或快進。
有回和女友看《被解放的薑戈》，看了小半截，受不住，我說我找個韓劇去緩緩勁。女友揶揄說，你還真脆弱。她基本看完了昆汀·塔倫蒂諾的所有電影，這位錄像帶租賃店小弟出身的美國後現代導演的濃厚暴力情結很對她胃口。《殺死比爾》《金剛不壞》《被解放的薑戈》……，相較吳宇森的“東方美學”，昆汀的暴力是裹上了一層“政治正確”的芡。比如女性複仇，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中對納粹的大開殺戒，或是解救奴隸販子，“正義”光環中的暴力在膠片中發出可怕慘嚎，名正嚴順地血流成河。
女友說得沒錯，我是脆弱，且隨年紀漸長，對暴力愈發不耐受。就連在小說寫作中，我也很少讓某位主人公死去——曾經有位老師上寫作課時教導雲，不死人的小說不是好小說，這死還得非正常死亡，惟此才能帶來小說高潮。他舉了幾例，主人公死法各異，全都死於非命。按這位老師的小說理論，我寫的是沒高潮的“性冷淡”小說。
我承認，不輕易讓主人公死，一是因為我一直不信奉過份戲劇化的小說邏輯，即使它能帶來張力或高潮。當然，也可能是我不具備令人物在文本中既戲劇化又合乎自然地非正常死亡的能力，像有些大師們那樣。二來，對那些殘酷細節，尤其是生理性，具有解剖感的殘酷，我避之不及。我寧願敘述另一種殘酷：以平淡方式呈現的命運的無常與不仁，而不是肉身血糊裏拉的創口。
有陣子我甚至討厭那些熱衷描寫暴力細節的作家（導演），覺得他們打著滿足讀者（觀眾）“重口味”的旗號，實則為滿足自我對暴力的欲念。他們對暴力狂熱的再現，猶如他們本人重新犯了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