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一階段，覺得自己未免偏激。暴力呈不呈現，它都充滿於世間。肉眼可見的，不可見的，各種暴力從不止息。像駝鳥一般把腦袋紮進溫柔沙漠，就可以裝著“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麼？不，倒是有勇氣表現出暴力也許有助人們更認請它的侵害性。呈現本身不是問題，呈現的動機決定“暴力”是停滯在花樣翻新的感官剌激，還是上升為“美學”。那麼，我應當訓練自己嗎，訓練自己直視那些惡，直視深不可探的原罪黑洞，直視遊蕩著陰影與獸類化身的暗處，以此作為“成熟”與“強大”的進階。
迄今我也沒準備好。
３
讀到則消息，台灣黑社會四海幫前幫主蔡冠倫去世，葬禮隆重，來了一千五百名黑幫分子送行，結尾提了句，“蔡的兒子於2007年迎娶著名導演侯孝賢的女兒”——這輕描淡寫的一句卻讓人倏忽一驚。黑社會老大與名導演聯姻，也太像一出電影了吧？
再搜資料，一則舊報道，“著名導演侯孝賢的愛女侯蘊華將於26日嫁給四海幫前幫主蔡冠倫的兒子蔡君飛，屆時將席開百桌，影劇圈與各大幫派人物都會出席……”新聞還介紹30歲的侯蘊華時任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的經理，蔡君飛比她大六歲，美國南加大會計係畢業後於迪士尼公司任職。兩人三年前經朋友介紹認識，彼此都知道對方父親是個大人物，但無礙感情發展。
對侯孝賢的影迷來說，那日婚宴當是比電影更精彩。台北盛世王朝大飯店，會場布置成新娘最喜歡的金色係，席開120桌，三分之二的來賓皆為台灣幫派人士，主要幫派的幫主及大哥到場祝賀，另有警方把守，錄像機全程搜證，欲伺機逮捕有案在身人員。
常常，我們覺得電影比人生傳奇，實際，人生永遠比電影更傳奇。
而且誰能想到以“詩性電影”著稱的侯孝賢竟也有一段“打架打成流氓頭領的日子”呢。12歲父親去世，“家裏的家具都是最便宜的，帶著隨時可以離開、扔掉的味道，充滿疑慮和不安”，母親的頸項有條很長的疤，應該是個自殺印記，侯孝賢從未問起。
賭癮來時，他把家裏廁所的銅片拆去賣，朱天文說起對他最初印象：“我覺得他根本就是個小鬼呀，很草莽氣，就是從城隍廟裏混出來的！”
改變據說在瞬間，一位電影學院教授在課堂說的版本是，“有次他在橋下蹲著，風從頭頂吹過，忽然有種情緒萌發，不想像從前那樣過了”，另有資料說他接到兵役通知單時很高興，有一種強烈的跟之前生活斷裂的感覺。就這樣，他從小混混邁向了“詩性導演”。
他的昔日玩伴有很多後來加入幫派，因毒品或槍殺去世。候的電影《風櫃來的人》講的就是這一群體，平靜悠閑的漁村，主人公阿清和同伴們成天無所事事，他們看白戲、賭博、逞勇鬥狠。終於有一次，他們鬧事被警方懲戒，於是結伴離開風櫃——這個澎湖列島中的一個小島，來到了繁華的高雄，他們對這城市感到陌生，焦慮和恐懼……
拍電影《悲情城市》的衝動來自一曲台語歌《港都夜雨》音樂裏的薩克斯，候孝賢聽後很有感觸，“我想把台灣歌那種江湖氣、豔情、浪漫，帶點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滿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來。”
在回憶中，他說到，“我還是會想起以前在城隍廟，我覺得那才是男人……我懷念那個有力量的世界，像狗一樣，彼此之間咬，準確、粗暴又直接。”
命運播弄，候孝賢索性做了黑幫公子的嶽父。他的親家蔡冠倫在兒子婚後漸淡出幫內事務，做生意“漂白”，但70歲生日當天，因涉嫌組織犯罪，再度遭警方逮捕。
候孝賢會不會有一天以親家為原型拍一部電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四海幫曾是台灣最具規模的外省掛幫派，後被竹聯幫取代，成為第二大外省掛幫派。這其中的波譎雲詭，蒼黃翻複，若候導來拍，有可能成為另一部《美國往事》嗎？
4
傍晚，家門前街道，一年輕男人邊走邊衝手機嚷嚷，倆女人在旁苦苦相勸。男子盛怒喊叫著讓電話那頭的對方速來馳援。說著，他嘩一下從緊窄西服內袋裏摸出柄長刀。一把貨真價實，閃動血腥的凶器。男子揣著這柄刀暴怒疾走，緊跟他的白發老嫗快哭出來了，“別去了！媽求你了，我給你跪下行吧！”
“誰攔我都沒用！”男子叫嚷著，暴力正對這他構成瘋狂的誘惑，魔鬼附體，複仇熾欲此刻對他勝過親人哀求，勝過自家性命。那柄泛著冷光的刀，他急於把它落實到一個對象身上，痛快的，孤注一擲的，非暴力不能解決的恨。
他手中的刀最終會落在一具軀體嗎？晚報類似事件層出不窮，比如為一點口角之爭，火鍋店服務員竟向顧客傾瀉滾水。
戾氣遍布的社會是可怕的，逞強鬥狠，到處是一觸即發的硝引。《諸病源候論》卷十寫：“人感怪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這原本是醫學範疇的一種病如今已成心理症候，具有了廣泛傳染性。
戾氣使人偏激，易怒，失卻理智。戾氣慫恿下，世間亂象頻生，滋生各種暴力，語言的，肢體的。它們在現實中的呈現如此醜陋，絲毫沒有藝術作品中“暴力美學”的影蹤。
有人說，在社會轉型期，因為利益重新分配過程中所產成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弱勢群體很容易產生一種權益被剝奪的感覺——美國社會學家斯托弗在1949年提出一個詞叫“相對剝奪”，經發展成為一種關於群體行為的理論。它指當人們將自己的處境與某種標準或參照物相比較而發現自己處於劣勢時所產生的受剝奪感，這種感覺會帶來憤怒、鬱結與危險戾氣。
戾氣又豈止出現在弱勢群體中？“強勢群體”中同樣彌漫戾氣，那由“財富決定論”作為支持的傲慢。
那麼，不弱不強的普通人中就沒有戾氣，或說暴力嗎？野夫先生曾說一事，他在禁中時，母親來信說，他不到六歲的女兒性格有點乖戾，她會用一壺開水慢慢倒進小魚缸，看那些魚絕望掙紮又無路可逃，最後被燙死。母親對此充滿憂慮。野夫說到“殘忍教育”，說到童年，鎮上人集體鞭打中年小偷，直至他的腿紫腫，又變成白蘿卜般的透明，死亡的寒光自中年小偷的眼中現出——他隻是無錢為女兒買布的一個鄉下農民！
這樣的時刻，以“道德優越”名義的暴力狂歡，實際隻是人性本能喪失的放縱，作為“人”應當有的一點惻隱，喪失在小鎮殘忍的鞭笞聲中。
沈從文在《清鄉所見》中寫，“當場集時，常可以看到兩個鄉下人因仇決鬥，用同一分量同一形色的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為止。我看過這種決鬥兩次，他們方法似乎比我那地方所有的決鬥還公平。”如此暴烈血腥的畫麵，輕淡一句“比所有決鬥還公平”帶過，這是沈先生的“重口味”還是他作為小說家的定力？
許是因為“婦人之仁”，我對暴力始終缺乏定力，無法見怪不怪：人與人之間的廝鬥，若幹前年在北海深夜聽到未辦暫住證的民工被巡防踢打聲，對樓孩子在父親打罵中發出的無助哭叫，夫妻間的摔砸吼叫聲……這些人世的刺耳錐心之音，我始終無法屏閉。即便再活幾十年，大概也無法做到充耳不聞，一如我痛恨“不打不成材”這類鼓勵暴力的俗語。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暴力使人類顯得更醜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