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我教育、自我優化而成的第二天性是一個內化過程，而非一下子‘道德改造’的結果。”
“暴力”可能或多或少地潛伏於人的天性中，惟有自我克製、主動向善這些可習得的第二天性才能遏製心魔的產生。
就在我目睹樓下年輕人持刀疾走的這個傍晚，進家門，一檔曆史節目正播放“俄羅斯莫斯科劇院人質危機”。一位看守人質的車臣黑寡婦平靜地說，“我們求死的願望比你們求生的願望強烈得多！”她的臉隻露出眼睛，在這清秀眼眸中藏著多深的有關戰爭、悲慟、人類極端意識的深淵？她如此平靜地置身於激烈對峙中，暴力對她此時已不再是暴力，是親情最虔誠執意的呼喊。
一個原本柔軟的女子瞬間成為暴徒，這當中發生了什麼？當一個人比求生更強烈地求死，世界對她到底做了什麼？她又即將對世界做什麼？同步毀滅的瘋狂主宰一切，其他的東西，公理律令及人倫道德全都消失，隻有毀滅的欲念占據暴力者的心髒。
窗外，持刀男子消失在街道，但他肯定還在複仇路上。此刻，一條市井街道與屏幕裏遙遠的莫斯科劇院正同步上演著暴力，平時那些藝術賦給暴力的“美學”光環瞬間消退——吳宇森曾說：“所謂的動作，所謂的暴力，對於我來說是舞蹈，是動態的美感”。不，此刻沒有舞蹈，也沒有動態的美感，白鴿不會自頭頂飛過，玫瑰更不會自鮮血中綻放，隻有暴力本身危險裸露著，像膠皮剝落的高壓線。
未竟之路
出色電影通常有兩種類型，一種引領你展望不能實現的夢想，另種複刻你熟稔不過的具象生活，《革命之路》是後一種，萊昂納多?迪卡普裏奧與凱特?溫絲萊特分飾男女主人公，他們從1997年的《泰坦尼克號》中脫胎換骨，尤其溫絲萊特，她的臉有了中年痕跡，非常適合電影中的角色April，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努力想開始新生活但未遂的29歲女人。在她身上反應的不僅僅是“中年危機”，更是不止歇的“人生危機”。
好吧，說說這個發生在1955年美國康州的故事（你也可說它發生在2012年的美國、英國或中國），一處名叫革命路的新興郊外住宅區，住著自視與鄰居不一樣的惠勒夫婦。
妻子April曾為劇團演員（才能不算突出），厭倦平庸生活，一心要遷居巴黎，過一種充滿希望和激情的生活。她以為丈夫弗蘭克能講一口流利法語，事實上，那不過是他有一回喝多後的吹牛。弗蘭克也曾雄心勃勃，但在“你能想像到的最無趣的工作”中養成慣性，雖然他意識到辦公室裏“緩慢的、幹燥的折磨就像腦子裏的惡性腫瘤”。
他同意和妻子一塊去巴黎開始新生活，為此有短暫激動，仿佛將要破繭而出，勇敢麵對新生了，但他忽獲晉升——舊日子給出的甜頭占勝了未知新生活的引誘。畢竟，一個是現金，一個是期貨，弗蘭克選擇了現金。
夫妻倆步調出現了參差，雖然他們內心都渴望一種嶄新生活，一種能夠滿足那尚不能被明確命名之激情的生活，但現實卻是兩人陷入爭吵指責的惡性循環——有人說，這才是《泰擔尼克號》的真正續集，“如果傑克當年爬上了救生小船，他和露絲沒準就是這德性！”
還有人說，“泰坦尼克是又沉沒了一次。這次的沉沒不是以一種童話的方式，而是用一種讓人窒息的真實形態帶走了任何的希望。”
當愛情這短命的化學物質從兩人間消失，“在這一刻，他冷冷的眼睛發現，她已經沒什麼可看了：她太老，太高，而且太過熱切。”弗蘭克注視著妻子April，就在此前幾個小時，他和辦公室年輕女同事出軌。
指望搬離一座城市來脫離“生活的圈套”以獲得救贖並不讓人樂觀，如同電影中夫婦住的那條街竟然叫“革命路”，這無疑是個雙關語，革命談何易！借用電影《十月圍城》裏中山先生的台詞：“今天，假如再道何為革命，我會說：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痛苦。這痛苦，就叫作革命！”可痛苦必能換取救贖嗎？革命原本是場冒險，是建立新秩序前的巨大陣痛。以一個家庭為名義的鬧革命若是其中一人革命衝動沒那麼強烈，革命有可能從一致對外轉成內戰，比如弗蘭克和April。
片中鄰家的兒子，一位數學家同時也是精神病者正像個人生的犀利審問者，他不容忍任何粉飾與謊言，麵對他連串的質問與定義，弗蘭克狂怒，April絕望——數學家不留情麵的審判幾乎到了惡毒程度，可他說的都是真話！這個誠實的審問者，隻能呆在精神病院——作為對現實的深刻譏諷。
April發現自己懷孕，她冒著危險自行在家墮胎，喪生。弗蘭克帶著兩孩子搬離了這城市……這一次的搬離是布滿傷慟的逃避。
??? 值得一提的還有一個配角，April女伴的丈夫，有一晚他送April回家時，兩人在車上有了一次交歡，他低聲喊到，“我一直愛你！”——對Apri隻是因為寂寞，而對他也許真的是一聲壓抑許久的愛的呐喊。雖然此前他那麼平靜，和太太做為April夫婦的好友，四人常在一起聊人生。也許他的整個生活中，隻有這一聲是真的，燙的，發自心底。
隻是中產階段或文藝女青年April的人生之夢破滅？如果，讓她和弗蘭克搬到巴黎又會怎樣？生活就此“新”了嗎，還隻是種平行的搬離？
借用作家耶茨的答案：離開，又能如何？生活本來就是這個鳥樣！因此耶茨沒讓他們搬到巴黎，對這個總是在寫都市中“絕大多數人無法逃脫的孤獨”的作家，他不覺得有把事情弄到巴黎再破滅的必要。
巴黎的下一站又在哪裏？April說，我並不是一定要去巴黎，隻是想離開這個讓我窒息的地方，其實，去哪裏都行。
April，這個曾經的舞台劇演員，在小說原著開頭的演出中，她輕聲說著台詞，“有的時候我能感覺到自己渾身上下都在散發著光芒，而這時我隻想到外麵去做一些完全瘋狂的不可想象的事情。”——這不僅是她在表演時的台詞，更是她內心湧出的真實告白。她有可能是包法利夫人，是安娜?卡列妮娜，是中國北方小城的王彩玲。她欲搬離的對象不是一個實際地理上的路標，是一種令她乏味的人生，她要的是精神上的“生活在別處”。她本人，還沒有強大到在現有生活中營造出一個精神上的“別處”，她隻有寄望於巴黎的拯救。
這個搬遷難度非同一般！她沒有同伴，好吧，或者讓April離開弗蘭克，獨自一人去巴黎？做為單身女性的她會不會有更好運氣？她將遇到追求與誘惑，是否就意味著她能從平庸中就此脫逃？還是，“革命路社區”仍在不遠處等著她？
詩人張棗有一首《枯坐》寫一對男女，“我們每天都隨便去個地方，去偷一個驚歎號，就這樣，我們熬過了危機。”這詩的重點也許不是“隨便去個地方”或是驚歎號，而是 “熬”，等待時間把一個理想主義者變為現實主義者，等他自己主動與人生達成庭外和解。
——然而，真的沒其他途徑了嗎？是否困境中的突圍，要麼隻能通向招安，要麼隻能通往毀滅？在人類生活永恒的厭倦與不甘中，究竟有沒可能蟄伏著有效的自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