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雷震坐滿整整十年大牢，即將出獄。這時卻遇到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台灣當局為阻止出獄後的雷震繼續從事政治活動，要求出獄時須有“雙重保人”予以擔保，並出具誓書“絕不發生任何不利於政府之言論與行動，並不與不利於政府之人員往來”方可出獄；不僅如此，又透過台灣警備總部保安處長吳彰炯通知雷震之妻、資深“監察委員”宋英，“雷先生出獄之後，不得和台灣人往來，不得接見新聞記者，亦不得和新聞記者談話，尤其是外國新聞記者。因為雷先生一言一語，足以影響國家的前途”。雷震身為法學專家，深諳當時的法律條文，認為《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執行期滿者應於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放”，並無其它“附加條件”，所以不願做“違法”的“法外”之事。他甚至表示“寧願不出獄”也不簽署所謂的“誓書”，這一強硬態度讓當局“進退失據”，同時也讓雷震的親人、老友們心急如焚。於是當局軟硬兼施，強行沒收了雷震十年來寫下的四百多萬字回憶錄手稿，又慫恿雷震多位老友從中說項，逼雷震於絕望和被動中而就範。
宋英及子女們來監勸說，不僅落淚，甚至下跪懇求。
宋英連續給雷震寫了幾封長信，在信中不無焦慮地說“我由你那邊回來後，真是寢食難安，你的態度是那樣的堅強，你的意見是那樣的固執，我有什麼辦法與你交談呢？……你還能活幾年，何不獲得自由後，再為國家效勞？……我不是說世上的事，什麼是是非非、真真假假，都要蓋棺才能定論嗎” 。這時雷震已是七十有四的老人，身體每況愈下。宋英作為妻子理所當然希望不要“節外生枝”，隻要能夠刑滿按時出獄，對社會及孩子們都是一個交待。年過八十的老友王雲五不顧體弱多病，風塵仆仆來到遠離台北的新店軍人監獄，好言相勸，同時還有在“上海保衛戰”中與雷震出生入死共患難的穀正綱以及在國民參政會、政協會議時期長期打過交道的青年黨領袖陳啟天等人。看到老友們“苦苦哀求”並念及家人在這十年間所經受的煎熬與痛苦，雷震不得已含淚簽下了這份“誓書”……然而，這件事遠沒有這樣了結，雷震本人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就好像是有一塊巨石始終壓在心頭。
至1975年初春，又有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使雷震壓抑多年的不堪心情終於如火山爆發……這一年4月5日，原《自由中國》社編委夏道平突然送來了一封王雲五的“絕交信”，其語多有誤會。王雲五在信中說：“我兄愛國向不後人，即此獻議之本意，係向當局秘密進言，並未發表，無論其內容是否正當，亦不離匹夫報國之意。至其後泄露於台獨機構，則以弟之愚，竊認為萬萬不可寬恕。……不僅對不起國家，亦對不起朋友，謹鄭重勸告今後切勿再為類此之舉動，以免為台獨所利用，否則道不同請從此起，不惜與數十年之老友絕交。質直之言，尚祈鑒諒……” 雷震自出獄後，一直遭到當局的秘密監控，人身自由從未得到保障。雷震從政數十年，且又為高層核心人士之一，對蔣介石的政治秉性有深度了解，雖然能夠坦然麵對，卻也無可奈何。隻是想到當年既然違心地簽了那份“誓書”，不能失信於老友們，拒絕了所有新聞媒體對他的采訪，隻有一次例外，卻惹了不少麻煩。
不過，雷震並非一個“怯懦之人”，以雷夫人宋英女士的話來說，在那些形同軟禁、沒有自由的日子裏，“儆寰還是儆寰”。麵對訪客，“他一如往昔侃侃而談，並不因為牢獄折磨而氣餒，令聽者為之起敬。他對異議人士亦頗關心，如對陳鼓應、王曉波、張俊宏等後輩多所關心，對於《台灣政論》的鼓勵等均為顯例，而他尋追民主自由的勇氣，也獲得後輩的敬重” 不久，雷震在王雲五的襄助之下（王係該基金會主任委員），始入一家民間機構，即中山文化基金會從事“中華民國憲法詮真”專題研究，月領新台幣四千元，以維持生計。然而，雷震沒有想到老友王雲五在此時竟提出與自己“絕交”，其事因乃三年前他曾經向最高當局秘密呈遞過一篇《救亡圖存獻議》，此間在海外被莫明其妙地公開發表。當局對此甚為惱火，遷怒於當年為雷震出獄時“具保”的王雲五、陳啟天、穀正綱等人，而王則又是三位“具保人”中地位最重要的一個。或許在王雲五看來，這是雷震本人有意泄露出去的，已失信於朋友，是一個“忘恩負義之徒”（雷震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