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在情感上始終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後人，就當時現實而言，“台灣現階段的分治，並未排除未來經由民主方式與大陸統一的可能，故此與台灣獨立所追求之兩岸徹底分離仍有不同” 。雷震甚至說：“……隻要看看‘台獨’分子在美發表的宣言，當可玩味了，我們千萬不可一味胡塗，妄自尊大。” 不過，也有一些朋友認為雷震此舉過於“天真”。1972年2月16日，雷震赴時任“立法委員”的王新衡（蔣經國留蘇時的同學）處拜年。王對《救亡圖存獻議》中的內容大都表示讚成，卻又說不應送交蔣介石看，“白費心思，完全無用。……就等於孫中山革命時上書李鴻章一樣是無用的”，並再三強凋：“這裏的局勢是沒有希望的，無法挽救……” 傅正也認為，“固然精神可嘉，尤其所提十大獻議內容，更的確具有遠見，但可惜還是有點不了解蔣家父子以及張群、嚴家淦、黃少穀三人的性格與作風，難免成為對牛彈琴，白費心血……” 事實上正是這樣，當局對於“獻議”無動於衷，建言未得到任何采納。然而，就是這份從未想要公開的《救亡圖存獻議》，在三年之後，即1975年1月28日，突然在美國紐約由台灣人主辦的一份刊物上被全文發表，雷震本人亦大惑不解。
1975年4月2日，陳啟天前來問話雷震；次日又給他看了由穀正綱送來的文章複印件。雷震認定這是國民黨內部有人故意之泄露，因為他想起三年前《救亡圖存獻議》送交未出一個月，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監察委員酆景福曾對宋英說過這樣一句話：雷先生不該寫這份《救亡圖存獻議》。雷震反問陳啟天：酆景福“……並不在我投書的五人之內”，他是如何知道的呢？陳啟天也深感蹊蹺，無言以對。第三天，雷震就接到王雲五的“絕交信”。以雷震之性格，本來就對《救亡圖存獻議》被泄露而大為惱火，又一時無法解釋清楚，更兼王雲五僅憑一時之衝動就斷然提出絕交，“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他實在是有點坐不住了，當天下午即提筆作複，與這位多年的老友打起了一場“筆墨官司”：
雲老左右：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我公惠下的絕交書，業已拜讀矣。我公竟根據自己的假定布遽作此嚴厲的責難，則未免過於武斷了，蓋法院審理案件，必須先行問明原被兩造後而始判決也。此事修平先生（即陳啟天，作者注）於本月二日見訪時已麵告，次日又將美國紐約出版的《台灣青年》所載而添油加醋的《救亡圖存獻議》複印本見示。我對此事已有所說明了。修平先生擬同訪我公，我恐有礙我公的健康，始行作罷。
案查《救亡圖存獻議》係於六十一年一月十一日上午親自一一分送的，而且在致五位接受人的信上，特別注明，本件絕不對外發表，震絕不參加任何活動。不料未隔一月的二月三日，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監察院監察委員酆景福先生，即就其內容向我提出警告。酆委員究係何處獲悉的，我公似應查一查吧！
又國民黨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的“台北市社會情況報告”，注明是“秘密文件”，何以泄露出去而讓台北市議員候選人公開發表出來，作為攻擊國民黨的資料呢？由此可見，國民黨之疏於保密也。
……
前承公親蒞軍人監獄保釋出獄，是愛護我而使我得以恢複自由之身，以及出獄後諸事的照拂，一直銘感五內，無日或忘。惟我當年究犯何罪而必須坐牢十年？公造自在人心，世界輿論已早有定評。當“雷案”發生時，我公正為行政院副院長，查軍法機構屬於行政院國防部管轄之下，按理依法來說，我公對“雷案”的判決結果有無責任，曆史家當不會忽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