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雷震給王雲五的第三封信沒有發出,給陳、穀、王三人的信也就“按下未表”,這場未公開的“筆墨官司”至此總算告一段落。雷震在接到“絕交信”時雖也說過王雲五“老氣橫秋”之類的話,但信中所論正是對威權政治體製之下“法之不法”的一種質疑和批判,因而是嚴肅的、甚至發人深省。不過,就《救亡圖存獻議》而言,無論是秘密建言也好,公開發表也罷,這畢竟“是雷震呈現晚年政治思想、政治藍圖,與憂國憂時的結晶。同時,也顯示他終生對民主製衡理念的堅持,與對現實政治的批判” 。對於這一點,連王雲五本人也承認,“無論其內容是否正當,本天下興亡,匹夫為責之義,未可厚非” 。隻是雷震在晚年與老友王雲五痛失數十年之厚誼,未免有點可惜,或正如傅正先生所說“雷、王兩先生已先後謝世,後人自可冷靜的看這一段公案,同時認識兩人的性格和觀點”。古人雲:“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但雷、王二人“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均能以坦誠而相爭,不為名節和私利,隻求“以守至正”(非朋黨)的態度,說到底,許多因素是非個人的,因而他們兩人最終還應是“同道相益”意義上的朋友。
唐德剛:銅像遲早會出現的
從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來看,雷震具有一種承前啟後的作用。
就“承前”而言——雷震與胡適等人一手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以民主自由與憲政理念為思想核心,使一大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台灣有了重新集結的機會,並以“公共論壇的方式臧否時政,提出建言”,將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書生議政在一個時代發揮到了極致;而“啟後”——則體現雷震等人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建設性地“提出立法院離鄉投票改選的建議,其落實責任政治、實現民主政治的目的,頗具前瞻性,為民主運動者所承繼,遂有進一步提出‘全麵改選’的訴求”,尤其是《自由中國》晚期,雷震從公開主張成立反對黨到親曆組建反對黨,以其落實民主政治的理念以及試圖在台灣社會形成一個“協商的政治秩序”,也為後來民主推動者所追求或繼承。雷震作為中國民主憲政最積極的倡導者、實踐者之一,寫下了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一如殷海光所言,“這種勇於實踐的精神,雖然最終遭到壓製而無法繼續,卻也形成雷震民主憲政思想,雖然與海外第三勢力有共通處,乍看之下並不特殊,實際上卻有迥異於同時人的獨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