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傳統反腐製度的不完善，促使網民的網絡反腐熱情高漲
中國共產黨自執政以來，就一直視反腐鬥爭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來對待。在方式方法上，經曆了主要依靠思想教育和群眾運動反腐、製度創新反腐、集教育監督懲治功能於一身的體係反腐方式的演變。這一演變曆程，反映出不同的曆史階段，針對腐敗現象的不同特征和表現形式而引發的反腐方式和策略的變遷；同時也體現出對傳統反腐方式的豐富、完善與創新的過程。網絡反腐渠道的開辟，正是這一過程之中的一個新突破。
網絡技術發展並非是導致網絡反腐盛行最根本的因素，而是因為技術之外的製度上的缺陷所至。對於傳統的監督方式，我國主要有批評、檢舉、揭發、控告、上訪等。這些監督方式也有相對健全的法律保障而且受理機製也是完善的，但是其涉及群眾少。不僅如此，有少數政府監察機關、紀檢機關信息披露既不夠及時，透明度也不怎麼高，以致民眾知情權無法得到完全的保障，由此所造成案件積壓、打擊報複檢舉者等問題也是相當突出的，反腐效果自然也得不到認可。目前來講，我國依靠群眾運動開展的社會力量反腐敗製度缺陷包括群眾參與監督的不足、民眾參與反腐的安全保障不足和體製內政府反腐敗的獨立性和執行力不足等。相比與傳統的社會力量監督方法，網絡反腐是以一種全新的監督形式呈現出來，更直接、尖銳、隱蔽，更重要的是能保護監督者的隱私。由此，網絡反腐顯得活力，互動，人民也更依賴了。所以有些學者說，網絡反腐是社會監督製度化困境倒逼下的“產物”。
（三）相比官方而言，民眾對互聯網信任高過對政府信任
伴隨社會的發展進步和我國社會的轉型，公民權利意識已逐步增強，數字網絡社會也拓寬民間話語空間。同時，社會群體事件發生頻率也是逐漸增多，顯然，政府信任危機是相當嚴峻的。現代社會的媒體特別是網絡使用普及促使“第四權力”崛起所產生的新媒體已成為公共領域信任關係的中介。從2008年胡錦濤和溫家寶在網絡上與網民的親密互動，到2011年2月溫家寶再次與網友交流，明確表示了社會誠信和政府公信力是目前社會發展中影響社會進步最重要的兩個方麵。隨後，《人民日報》連續著文討論如何在新媒體時代“全方位重塑政府公信力”以及振興“沉沒的權威”。[4]由此可見，政府的公信危機在當下是重中之重的課題。
從深層次分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決非偶然，這與某些公職人員的不作為或濫作為息息相關。當公民感覺到利益受到侵犯而又得不到通暢傳達，這時公民對政府的積怨也就會日益增長，進而影響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度。然而，通過互聯網，隻需一台聯網的電腦或一部可以上網的手機，登錄到相關網頁進行曝光、跟帖，通過網絡製造輿論，引起社會和相關政府部門高度注意，即可加快事件的解決速度。由於互聯網相比傳統表達渠道而言，反應更及時，互動性更強，透明度相對也較高。因此，它點燃了民眾通過網絡表達或揭發信息的熱情，從根本上來講，也是對政府不信任的一種表現。
（四）地域經濟發展失衡，導致仇富仇官情緒加重
在社會主義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後，仇富、仇官這一中國曆史文化現象又出現了，並且有愈發嚴重之勢。中國人的這種“根深蒂固”的仇富仇官心理的出現，若是深入中國的曆史長河中去梳理和思考，就會發現，仇富仇官心理並非是國人的思維積習或不健康的思維方式。
首先，地域發展不平衡以及貧富差距是仇富仇官產生的心理原因。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基本達到小康水平。但由於我國地域發展的失衡，貧困人群卻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相對貧困人群所占比例較大。同時，這部分群體不管如何努力，都與社會需求和存在的生活水平差距頗大。當這種情況出現後，人們首先必需審視自身問題再去尋找答案。一般而言，他們會采取兩種方式，一是可能會自責，最後就會有一種無能為力的麻木感，亦或心力交瘁的疲憊感。另一種就是將目光投向外部尋找原因，其結果既可能會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在長期的壓抑之後，較易出現的就是非理性的憤怒情緒，認為原因並非歸咎於自身的能力，而是相對強勢的官商所致。其次，網絡媒體等所曝現的官商勾結、以權謀私、以錢謀權等不正之風也是仇富仇官的直接誘因。官員的以權謀私，賄賂炫富的事例，大量充斥人們的眼球。賄賂、貪汙、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現象的頻繁出現，使人們認為自己的猜測得到了事實印證，這種情況加深了民間“無官不貪，無商不奸”的直觀印象。再次，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合理、貧富差距懸殊、也是導致人們參與網絡反腐的重要原因。我國基尼係數在10年前越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後仍在逐年攀升，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5]這種貧富差距過大往往會導致兩極分化，極易形成富人愈富、窮人愈窮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一方麵會導致窮人受社會歧視，同時也會使窮人趨於絕望和偏激。由於這種種原因，網絡的出現也就點燃了民眾追捧的熱情，平衡了網民在現實中無法表達也無處訴說的情緒。但仇富、仇官畢竟是不理智的表現，如同網民在論壇裏一開口就罵娘一樣不可取。事實上現在的網民們已經仇富、仇官了，背後的深層病因才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