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衰落後，儒家思想喪失了過去的權威，時代思潮開放發生轉變。儒家、道家思想經過重新分化組合，開始形成魏晉玄學。與此同時，漢末名士針對時弊的清議開始轉變為魏晉務虛的清談。玄學和清談，標誌著打開了思想界的新局麵。這樣，魏晉風流——代表這一時期特殊風格和思想的字眼出現了。其中，最能體現這一風格的當然要數竹林七賢了。
竹林七賢是阮籍、嵇康、同濤、劉伶、向秀、阮鹹、王戎等七個人他們生活在司馬氏集團與曹魏集團激烈鬥爭的時候。當采取了消極反抗的辦法。他們常常聚在一起，到有竹林山水的地方飲酒。這七賢當中，為首的屈阮籍和嵇康。
阮籍性情豪放，脾氣古怪。他對現實不滿，就用酒來麻醉自己；喝得醉醺醺的，然後就跑到山野荒林去長嘯，發泄胸中的悶氣。嵇康是一個脾氣更古怪的人。他長得一表人才，學識極其淵博，不但善於彈琴做詩，還有一身好力氣，擅長打鐵，算得上是個文武全才。
竹林七賢雖然都是些聰明能幹、才華出眾的人，但他們隻是在司馬氏的高壓政策下，暫時聚集在一起的，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理想和奮鬥目標。很快，在司馬氏集團的威脅利誘下，竹林七賢開始分化，各奔前程去了。山濤、王戎相繼被收買，做了司馬氏政權的大官。隻有嵇康和阮籍能夠同對強權，堅持不合作精神。
阮籍雖然也做了司馬氏集團的官員，卻整天借酒來裝糊塗，逃避為司馬氏做事。有一次，司馬昭替兒子司馬員向阮籍家求婚，阮籍不願意，就故意喝得爛醉，裝聾作啞，一直醉了60多天，終於躲了過去。
嵇康堅持不合作到底，並且針對司馬氏統治下的虛偽、殘酷的政治，作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山濤叛變後，也想讓嵇康出來同流合汙，替司馬氏集團效勞。嵇康堅決拒絕，還特地寫了一封與山濤絕交的公開信（《與山巨源絕交書》）。在信中，嵇康痛罵山濤，責怪他不該違背當初的誌願，做了司馬氏的官，更不該想把別人也拖下水。
稽康的無情揭露，對司馬氏集團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很快，嵇康被捕了。關了些日子，嵇康被押到刑場。就義之前，嵇康要了一把琴，從容不迫地彈了一曲《廣陵散》。曲調悠揚雄壯，聽者無不落淚。這樣的情景，這樣的氣氛，正好為烈士送行。劊子手手起刀落，嵇康的鮮血直噴上天。這樣，嵇康被殺了。
竹林七賢之一，擅長喝酒和品酒。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頌〉一篇。
他身材矮小，容貌極其醜陋。但是他的性情豪邁，胸襟開闊，不拘小節。平常不濫與人交往，沉默寡言，對人情世事一點都不關心，隻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機，遇上了便有說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賢的行列。
他在官職方麵，做到建威參軍。據說在泰始年間，他初上意見書，主張無為而化之說，卻被斥為無益之策。當時同輩們都得到高第官位，隻有他被罷了官。罷了官以後的劉伶，更是日日醉鄉路穩宜頻到，終於嗜酒壽終。反而在那文人動輒被殺的亂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壽終，也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了。
《晉書》本傳記載說，他經常乘鹿車，手裏抱著一壺酒，命仆人提著鋤頭跟在車子的後麵跑，並說道：我若醉死，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3]，放浪形骸由此可見。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鎮上的人吵架，對方生氣地卷起袖子，揮拳就要打他，劉伶卻很鎮定從容地說：我這像雞肋般細瘦的身體，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頭。對方聽了，笑了起來，終於把拳頭放了下來。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發作得很厲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餘的酒灑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縱橫地勸他說：“你酒喝得太多了，這不是養生之道，請你一定要戒了吧！”劉伶回答說：“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沒法戒酒的，必須在神明前發誓，才能戒得掉。就煩你準備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為真，聽從了他的吩咐。於是劉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來祝告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完，取過酒肉，結果又喝得大醉了。
嵇康、阮籍死後，“竹林七賢”的時代結束了。但竹林七賢的精神，特別是嵇康和阮籍不出賣知識分子的良心，堅持跟虛偽、殘酷的統治者不合作的精神，是值得後代的人學習和讚頌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竹林七賢的風流過去了，東晉宰相謝安的風流又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