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弗朗索瓦放倒在床上，手溫柔地撫摩著，體味著每一處曲線，每一個造型，每一種姿勢。他喃喃地說：
“我們或多或少都是動物，四分之三的人類都像動物一樣。但你不是，你像一棵成長中的植物，我一直在尋找這種植物，現在終於找到了。”
弗朗索瓦在她的回憶錄中，無限深情地描繪了這一次愛情火花的碰撞。她寫道：那天。當我離開他的時候，我深知，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無論幸福還是痛苦，或二者兼而有之——這一天都是有著重大意義的。幾個月來，我們以一種反常的方式相互徘徊於對方的身邊，而現在，在這一小時中，當我們真正麵對麵地躺在一起了，這種反常反而消失了，呈現的是一種非常嚴肅的愛的啟示。畢加索與弗朗索瓦的結合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大罵她墮落無恥，也把她驅逐出去。無奈，弗朗索瓦隻好搬到了畢加索的閣樓上來住。沙巴泰對她極不友好，從不主動和她說話，一出口就話中帶刺。
受傷害最大的是道拉·瑪爾，這位個性很強的女畫家，自從畢加索冷落她以後，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她自我虐待，希望藉此博得畢加索的同情，但畢加索已經“溺”無反顧了。她就跑到畢加索家裏，怒斥他“道德敗壞”，還要畢加索跪在她麵前謝罪。畢加索給她請了一個名叫拉康的精神分析專家，也無濟於事。
戰爭的威脅使畢加索不得不參與一些政治方麵的事情，他對和平的渴盼也使他樂於在這些問題上發表自己的意見，他的威望更是使他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知識分子。這期間，到畢加索的畫室去得最勤的是在內政部當差的安德烈·杜布瓦，他後來擔任了警察局長，借著“察看有什麼異常和不軌行為”的公務三天兩頭往這裏鑽，他實際上是畢加索住宅的保護人。常來的還有保爾·薩特、西蒙·波娃和詩人皮埃爾·勒韋迪。
保爾·薩特最有特點，他每次和畢加索交談時，都要避開所有的人，窩在一個角落裏，顯得很神秘，又很自信。弗朗索瓦猜想他們一定是在討論抗德的事，就主動走開，自己作畫去了。
1943年冬的一天，弗朗索瓦看見畢加索在畫室裏和一個麵黃肌瘦的男子抵足而談，她正要回避。畢加索喊她進去，讓她見見她心中的偶像——馬爾羅。
馬爾羅當時確實是個響徹雲天的人物，他既是著名作家，又是科雷茲省抗德遊擊隊的領導人。他的著作《征服者》、《人的命運》、《人的希望》等，不僅風行法國，而且在中國、西班牙、印度也備受歡迎。弗朗索瓦早就讀過這些書，其中的內容曾使她熱血沸騰。但她很難把眼前這個人同她心目中的崇拜者對應起來，他看上去好像剛從地獄裏爬出來似的。
馬爾羅走後，畢加索鄭重地對弗朗索瓦說：“你得珍視我剛才送給你的禮物。”
弗朗索瓦大惑不解，問是什麼禮物。畢加索輕輕地說：
“讓你會見馬爾羅。你要知道，在這裏，任何人都不準見他。對他，對別人，都太危險了，他剛從遊擊隊基地偷偷來到這裏。”
“那我看見他有什麼意義嗎？”
“當然有。你還不明白嗎？每一次革命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這些人絕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幹。”
1944年2月，畢加索接到了科克多的電話，說馬克斯·耶科在聖伯努瓦被捕，現關在德朗西拘留所，原因是他的猶太人身份暴露了。科克多說他已經起草了一封請願書，談到他在法國青年中的威信、他對法國文學的貢獻以及他的淡泊之心，他請畢加索帶頭在上麵簽名，這樣，釋放耶科的可能性是極大的。
然而，畢加索在這個緊要關頭，被以前的過節衝昏了頭腦。他說耶科是個惡棍，不值得幫他。科克多不相信這句話出自畢加索之口，但他知道畢加索是不可改變的。他隻好將請願書遞給德國大使館主管赦免緩刑的參讚馮·羅斯。羅斯是個詩歌愛好者，並且很喜歡耶科的作品。他想方設法搞到了一張蓋世太保簽署的釋放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