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一年開始，奧爾佳就時常盯住畢加索和弗蘭柯絲，她會在街上跟蹤他們，有一次畢加索還打了她的耳光。現在她更變本加厲起來，甚至會跑進他們的住所，跟弗蘭柯絲互相又打又抓。當弗蘭柯絲告訴畢加索的時候，他似乎並不特別關心，因此她就天天嘮叨，一直到他的忍耐到了極限，而在瓦勞瑞斯買了一間房子，與她搬過去為止。弗蘭柯絲並不明白一個男人在工作時要承受什麼壓力，她一向最先考慮到自己，而當她有任何不順心的時候，就會拉長了臉，使家中充滿陰鬱的氣氛。對畢加索這個愛大笑的人來說，她就像是一個悲哀的女皇，這可能就是每當有人提到他們應該正式結婚時，他就會勃然大怒的原因。
1948年8月畢加索到波蘭去的時候，弗蘭柯絲又懷孕了。這一次旅行並不是突然決定的，而是在他極不情願的狀況下，共產黨多方遊說的結果。當時，蘇聯和西方的冷戰已經開始了，這場戰爭中蘇聯的精明策略之一便是在波蘭召開知識分子和平會議，集合了各界赫赫有名而又感情真摯的人物。畢加索的繪畫固然跟社會寫實主義毫不相幹，然而他的名聲和眾所周知的正直卻具有相當重的分量。波蘭大使派了一個女人到瓦勞瑞斯去遊說：“畢加索的共和國護照不成問題，波蘭會派一架專機來接他，飛機當然不會掉下來——空氣動力學原理會讓它浮上去。等他到了之後，一定會喜歡這個會議的。”
那女人所說的飛機的事沒錯，它一路到波蘭都浮在空中，不過關於他會喜歡共產黨會議的那一點她卻說錯了。畢加索一向容易厭倦，而那場會議中又有無數的演講。不過也有比較熱烈的場麵，一次，一名蘇聯代表在演講中責備畢加索藝術的墮落，說他是西方中產階級文化的最壞例子，而畢加索以他一貫的火爆回擊，把對方的攻擊明顯地和納粹的攻擊相提並論。
弗蘭柯絲·姬洛德以為他隻會離開3天，結果他去了3個星期。這在平時已是一個嚴重的冒犯，更何況她以為她目前的情況理應受到百般嗬護。畢加索雖然每天拍一封電報給她，她卻有點懷疑這些都是他的司機寫的。當畢加索終於返抵家門，抱著禮物之時，她給他的歡迎卻是迎麵一擊，然後把自己反鎖在洗手間裏麵。
10月，他們回到了巴黎，一方麵是為了1948年在安提比斯畫作的展覽，另外一方麵是為了較大的陶藝展。這次陶藝展，畢加索拿去了149件他最好的作品，結果沒有激起太大的反響，讓他十分失望。不過另一方麵它卻使所有其他的畫家、雕刻家和匠人都擁入附近的陶器工廠，使得此後20年中法國充滿了各種奇形怪狀的壺罐和煙灰缸。
1949年4月弗蘭柯絲生了一個女孩兒。在同一時間內巴黎正舉行一次大的共產黨和平會議，要求畢加索為他們畫一張海報。他完成了一幅石版畫，黑的底麵上有一隻白鴿，這是他最好的版畫作品之一，而且絲毫看不出宣傳意味。這隻白鴿，作為和平會議的象征，一夜之間就出現在巴黎的每一麵牆上，即使是極力反對共產黨的人也對之稱讚不已，而畢加索更是非常高興地把女兒命名為“派洛瑪”（西班牙文就是鴿子的意思）。
1949年是畢加索多產的一年，一批批的畫作和陶藝作品堆在房內，再加上多了一個小孩兒，使得原有空間顯得不夠了，畢加索在夏天買下一幢瓦勞瑞斯附近的廢棄香水工廠，那裏有廣大的空間，可以讓他在裏麵從事雕塑工作。1950年裏他就運用這個地方，作出了《雌山羊》——他的最好雕塑作品之一以及許多其他的作品。
畢加索在工作室裏製作這隻山羊和其他雕塑時無疑是十分快樂的，然而日常生活卻不那麼使人高興。孩子們固然給予他許多歡笑，但他們的母親卻絕不是一個好相處的伴侶。弗蘭柯絲常常覺得自己受到冒犯，因此她就不斷地製造屋裏陰沉沉的氣氛。每天早上過得還不錯，在哥菲璜的海灘上有成群的朋友，接下來的工作時間甚至更好，但是其餘所有時間，畢加索卻要忍受太多的陰鬱、愁眉苦臉、怨恨。一段這種日子之後，畢加索告訴朋友他快要自殺了。
畢加索把沒有真正這樣做的原因歸於珍妮維葉·拉波蒂的出現，她“使他再度歡笑”而救了他。從1945年以來，她已經長成一個極度優雅、苗條的年輕女士，大部分時間花在鄉居生活、寫詩、養狗、養馬上麵，而且一直像以前那樣可愛。1950年她再度定居在巴黎，並且時常去找畢加索，有時在巴黎，有時在巴黎附近。1951年時他們成了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