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關係如同田園詩一般。從很多方麵來說，他們彼此都完美地合適：她愛這個男人本身，同時對他的作品又有最深的鑒賞力；而他敬重她的詩文、她可愛的人格以及她難得的態度，不侵害，不占有，愉悅，尤其是徹底地友善，完全替他著想並站在他的一邊。他們之間年齡的差距並不重要，畢加索的心靈跟她一樣年輕，而70歲的他仍然能步履矯健地與她一同攀登普羅旺斯的山丘，用同輩的語氣跟她談天說地，告訴她關於麥克斯·傑克卜和阿波林納的事情，這兩個人在他心目中還是那樣活生生的。他現在已經擺脫了數年前緊纏著他的有關年齡的恐懼感。
“如果我一直不照鏡子的話，我根本不會知道我已經老了。”他說。而目前，他根本不去想自己的年齡，除非一些不祥的話語迫使他想起。有一次珍妮維葉·拉波蒂說再過50年之後，她就可以告訴她孫子關於他的事情，使得他的眼中充滿了淚水。當然，“死”這個字眼從沒有被提起過。
世界不容許畢加索無止境地與珍妮維葉一同遊泳、爬山，也不允許他繼續那一係列快樂的風景畫作。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法國政府以房屋短缺為借口要征收他在波提街當作貯藏室的老宅，然而實際上是因為他是共產黨員。畢加索找他一些有影響力的朋友幫忙，但大戰剛結束時期的榮光早已過去，目前所有的人都反對共產黨。經過法律上的繁文縟節之後，封條貼上了那宅子的大門。不過，這是1951年8月的事。在此之前，1950年的9月，他還到英國去參加另一次和平會議。
不論畢加索對蘇聯政策的看法如何，他真正關切的無疑是和平本身。他會毫不遲疑地為此投下自己的名聲、影響力、財富以及個人的慰藉。從英國回來後不久，他就開始作一幅命名《高麗的屠殺》的畫。右邊是一群無名、現代化、戴盔甲的武裝行刑隊，一個帶劍的指揮官正要下令射殺左邊的俘虜群，這些俘虜都是裸體的女人，有的懷孕，有的帶著小孩子。對這幅畫的意見，頭腦簡單的共產黨員批評說圖中的殺人者沒有標明身份——主題意識不明確；比較了解這幅畫是對一切屠殺的抗議而非單一事件的人們則說它的衝擊力比起《葛爾尼卡》來差得太遠；反對共產黨的人們當然宣稱它是純粹的宣傳品。畢加索對這些冷淡的反應十分傷心而且困惑。
在自己的家中，爭吵總是多於平靜，而畢加索變得越來越不安寧，隻不過他十分喜愛克勞德和派洛瑪，尤其是那個可愛的小女孩派洛瑪。1951年的6月裏，畢加索還跟弗蘭柯絲一同在瓦勞瑞斯。然而不久之後他就回到巴黎，帶著珍妮維葉·拉波蒂乘車緩緩南下，到了聖卓別茲。
秋天到來時，這段快樂的日子結束了。畢加索想把他們待過的那幢房子買下來當禮物送給珍妮維葉·拉波蒂，不過她不讓畢加索這麼做。從他們友誼剛開始的時候，他就發現很難讓她接受任何贈予。當她還是一個女學生的時候，就曾經拒絕他送的一張油燈的版畫，直到他說：“你為我帶來太陽。我也應該送你一些光亮才對。”
拉波蒂回到巴黎，他則與弗蘭柯絲度過一個黑暗寒冷的冬天。1952年裏，畢加索和珍妮維葉·拉波蒂兩人的好朋友艾留阿德死了，畢加索馬上趕到巴黎去，行前弗蘭柯絲提議要一同去，她說從現在開始她和畢加索應該“時時刻刻待在一起”，同時還威脅如果他不聽她的話，她就要“給他點臉色瞧瞧”。
畢加索當然不會聽話，一個人到巴黎去了。艾留阿德的死給了他很大地悲哀，葬禮結束之後他也生病了。當他又傷心、又疲倦地回到瓦勞瑞斯時，弗蘭柯絲告訴他她沒有再留下來的必要了。這是一種解決的辦法，但卻不是畢加索想要的那種解決方式，因為這意味著他要失去他的孩子們。他問她是不是有了別人，她說沒有。但在1953年春天，她一個人到巴黎去的期間，開始跟一個希臘男人有了某種接觸。
畢加索低聲下氣地求弗蘭柯絲留下來，這種態度使他的許多朋友都感到驚訝。他的懇求，加上弗蘭柯絲的拿不定主意，產生了一些效果，1953年就在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中度過。
這是一段頗悲慘的時期，他無法跟珍妮維葉·拉波蒂取得聯係，她因為對艾留阿德的死十分悲傷，已經隱居到鄉下去了，而且他幾乎已經沒有任何的知己在身邊了。這段日子裏，他對這種情況的反應十分矛盾而激烈，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他突然變得十分活躍，一反過去對那些不是朋友卻對他好奇的人們的逃避態度，他現在投入每個人群，身邊跟著一大堆閑人，逛遍附近每一個鬥牛場和夜總會，尤其是在聖卓別茲一帶。他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其實是希望能碰見珍妮維葉·拉波蒂，她年輕的時候很喜歡去這些地方。這段時間也是滑稽的化裝出現在他臉上的時候。訪客們有些覺得有趣，有些覺得尷尬——他們發現接待他們的畢加索臉上掛著紅色硬紙板的假鼻子、假胡子，還戴一頂紙做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