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商鞅的“富國之術”最終要落實到強兵上。興農的目的是為了富國，富國的目的是為了強兵，農是戰的基礎，戰是農的目標。在經濟上，商鞅學派是重農主義，在政治上，商鞅學派是軍國主義。商鞅學派指出：“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為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盡歸於兵者強，市利盡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修而富者王也。”即對內興農以致富，對外用兵以致強，內富外強則成帝王之業。但同時指出：“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外，國無禮樂虱官，必強。”這實際上是在秦國經過商鞅變法獲得經濟上富強以後，大力鼓吹對外戰爭的一種軍國主義的觀點，這實際上是一條敵視人民、敵視文官政治的軍國主義路線。商鞅學派通過“壹賞、壹教和嚴酷的軍法懲治、家屬連坐，使人民都成為凶殘的、狂熱的好戰分子，使秦成為虎狼之國，這與戰國後期諸侯國之間越來越多的戰爭形勢有關。商鞅作為一名軍事家，首先強調的是用兵必先“立本”：“凡用兵，勝有三等：一是建立法度，二是在此法度下養成重視農戰的風俗，三是儲備戰略物資。”商鞅善於在軍事上利用矛盾，謹慎地觀察戰局，知己知彼，捕捉我強敵弱的有利戰機。他說：“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有所失也。”主張用兵要勝不驕敗不餒，善於運用高明的戰術戰勝敵人，也要善於總結失敗的教訓以利再戰。同時主張追兵有節，以免誤中敵人的埋伏，反對孤軍深入，主張有禮有節，有勞有逸的用兵之道。隨著戰國時期修築城牆作為防禦工事的技術的提高，攻城、守城也成為一門軍事戰術，在這方麵，商鞅也表現出獨到見解，他認為：圍攻敵城時，掌管工事的國司空要測算敵城的厚度，指揮軍隊的國尉要劃定各隊士兵攻打的地段，並限期攻克；穿透敵城後，就塞以雜柴焚燒。敢死隊的戰士，每隊十八人，其後有中軍士卒跟隨，敢死隊的組成，全用自願申請的人，如果人數不夠，就用希望晉級的軍官補充。指揮官和監軍在築起的高台上瞭望，以先攻入敵城者為首功。守城時，要依靠城內人民誓死保衛家園的心理，在城沒有被攻破時，要依靠人民的“死力”同敵兵作戰，如果城被攻破時，則敵疲我逸，就以人民的“逸力”，同疲憊的敵兵進行作戰。守城的軍隊要組成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壯男之軍要嚴陣以拒敵，壯女之軍要修築工事，設置陷阱，堅壁清野。老弱之軍要看管牧畜，收集糧草，供給軍需。要嚴格規定三軍不得相互往來，以免男人憐惜女人，壯者憐惜弱者，致使鬥誌渙散。這是一種人民戰爭的思想。商鞅的這些軍事思想被後來的無數軍事家所運用、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