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責備神宗做事缺乏魄力，辯解說韓琦的說法沒有代表性。王安石說萬事開頭難，青苗法是新法中第一個全國性大法，如果半途而廢，變法事業必然遭到嚴重挫折，反對派一定會借機卷土重來。王安石說這個時侯隻能硬著頭皮頂住，等這個階段過去，自然就塵埃落定，反對的聲音會越來越少。
（四）市易法
北宋的商品經濟非常發達，商人在國家經濟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出現了壟斷現象。一些財力雄厚的大商人，為了牟取暴利，勾結官府，把持了“行會”。所謂“行會”，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行業協會。大商人操作和控製了各種交易，他們壓低價格收購各種商品，然後再以很高的價格批發給小商人和普通市民。巨商大賈們掙得滿盆滿缽，而小商人和老百姓卻叫苦連天。
對於這種商品經濟高度發達而產生的弊端，在朝的大大小小官員雖然都注意到了，但沒有人以此為意。商人的事，不是讀書人應該關心的。
王安石卻對此事予以高度重視。他看到大商人賺得巨額利潤，財力雄厚，而官府卻窮得開不了支。這說明社會財富分配因為這些大商人的活動而變得不合理了。能不能想辦法把大商人的巨額利潤變成官府的收入呢？
恰好，有一個穿得十分破舊的中年人到王安石府上投書。這個人叫魏繼宗，是個平頭百姓。王安石接到他的投書一看，雖然錯字連篇，但頗有見解。
魏繼宗在書中寫到：現在京都之中，物價波動非常厲害。這種情況嚴重影響了老百姓的生活，這都是巨商大賈操縱市場的結果。魏繼宗建議官府出麵，動用政府錢財，買賣商品，平抑物價。
王安石執政以來，一直想發動百姓，提供改革建議，但是應者寥寥無幾。見了魏繼宗的上書，他非常興奮。魏繼宗所說的問題也正是他經常思考的問題。現在，改革進展比較順利，他終於可以騰出手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經神宗同意，王安石開始推行市易法。“市易法”規定，在京城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國營批發公司，由國家撥款一百萬貫做本錢，招募京城各行業的商人做經紀人，在物價低時大量收購，在物價高時大量出賣。以此來平抑物價，同時也賺取利潤。由於國家資本的巨大，因此，市易務成了最大的壟斷商，巨商大賈無人能與之匹敵。
市易務的長官是呂嘉問。魏繼宗成了市易務的官員，由平頭百姓一躍而成為國家官吏。在呂嘉問的主持下，市易法取得了初步成效，市場物價趨於平穩，官府也獲得了許多收入。
然而，許多官員反對國家出麵與商人爭利。老臣文彥博說：“為了一點買賣水果的蠅頭小利，而與小商人汲汲相爭，這不是有損國家體麵嗎？外國使者看到了，會讓人家看不起的。”此他覺得羞恥不已，堂堂朝廷命官竟然上街賣水果，真是大宋王朝的恥辱啊！
文彥博的看法在當時頗有市場。王安石的這一法令也確實有點超前了，以至於神宗皇帝也有點接受不了。他十分擔心市易法會執行不好，經常詢問法令推行情況。看了文彥博的奏折，神宗對王安石說：“市易務賣果品，也太不像話了！確實有傷國體，讓他們別賣了。”
王安石說：“為什麼賣其他東西不傷國體，賣果品就傷國體？都是商品而已！曆來官家禁止私鹽，賣公鹽時不也是一斤一斤地賣嗎？也不傷國體嗎！”神宗見王安石說得有理，也就沒有繼續堅持。
市易法的推行，雖然有過一些曲折，但範圍還是不斷擴大。當時全國比較大的城市如杭州、大名府、揚州等地，都設立了市易務。這一辦法收效還是比較明顯的。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僅熙寧十年一年，開封的市易司就收得息錢一百四十三貫。這個數字相當於當時全國夏秋兩稅總收入的十分之三，如果加上全國各大城市中市易務的收入，那麼數字就更加可觀了。
（五）免役法
緊接著，王安石就推行了免役法。
宋朝的州縣衙裏，隻有州官縣令等幾名主要官員是朝廷任命的，其他具體辦事的人員都是由老百姓義務出工去做。比如看管官府糧倉，向省裏或京裏運送征收上來的財物，到鄉下收取賦稅，以及州縣官員的跟班隨從等，都要讓富裕的農民義務承擔。
這可不是什麼好差事。沒有工資報酬不說，負責收稅的，收不上來稅，就要以自己的家產頂稅。負責向京城運送財物的，一旦路上遇到強盜，造成損失，也要全部包賠。運到京裏，負責驗收貨物的官員還要大大搜刮一回，百般刁難，吃飽了油水才算驗收合格。因此，這些差事隻能強行攤派給各鄉富戶，幾年輪一回。不少人家因為承擔差役而破產，人們都想方設法逃避差役，有的想出各種辦法，隱瞞財產、降低戶數等；有的違反政府規定，在父母健在時就分家產；有的甚至流亡在外常年不歸。一旦攤上差事，往往幾年也完成不了。熙寧二年二月，神宗在翻閱一個案卷時，發現一個江南來的差役，負責押運的貨物不過才值七兩銀子，但是在庫吏的百般刁難下，竟在東京呆了一年多，送了幾十兩銀子，也沒能交上差，一氣之下，吊死在東京汴河橋下。這件事給神宗的震動很大，從那時起他就不忘要改革差役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