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法規定，鄉村民戶以十戶組成一保，五十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由主戶中財產最多、才幹心力最強的人擔任保長、大保長和都保。不論主戶、客戶，家有兩個壯丁以上的，都要抽一人做保丁，訓練武藝。每一大保每夜都要輪差五名保丁在保內來往巡警，遇有盜賊，就報告大保長組織同保人戶追捕。還規定，同保內如有人犯“盜竊、殺人、謀殺、放火、強奸、傳習妖教”等案，知情不報就要連坐治罪。保內如有“強盜”居住三天以上，同保鄰人即使並不知情，也要連同治不覺察的罪。
從這些規定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推行保甲法的首要目的是在鄉村中建立嚴密的治安網絡，組織起一支由大地主控製的保甲武裝，用來防止和鎮壓農民的反抗。當然，根據王安石的設想，保甲法的推行還有另一個目的，那就是想用保甲武裝部分地取代正規軍隊，使之成為宋朝軍事力量的一部分。這樣既可以節省大量軍費，又可以消減募兵製度下禁軍的驕傲，從而提高戰鬥力，並逐步由募兵製度向征兵製度過度。
保甲法公布之後，到熙寧九年為止，開封府界和全國各路已經組成的保甲共為六百九十三萬餘人，其中已經進行軍事訓練的共為五十六萬餘人。這樣既為禁軍準備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又為整頓禁軍提供了條件，初步達到王安石所期望的兵農合一的目的。
在保甲法的推行過程中，同樣遭到守舊派的非議。擔任大名府通判的王拱辰就曾經上書攻擊保甲法奪農時影響生產，而且會導致農民不堪承受而進一步鋌而走險為大盜，反複要求至少也得取消下戶的義務。後來，王安石取消了下戶當保丁的規定。
宋神宗與王安石之間有關保甲法的談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鬥爭情形。有一次，宋神宗對王安石說：“募兵製度下的士兵專門練習戰守之事，打起仗來可以依靠；至於民兵，是既要學習務農又要當兵，能依靠他們來打仗嗎？”
王安石說：“唐朝以前沒有實行募兵製度，不是照樣打仗嗎？我認為民兵與募兵沒有什麼兩樣，重要的是在於帶兵打仗的將帥怎麼樣！”
又一次，宋神宗批示：“保甲中浮浪無家的人，不能讓他們練習武藝。”
王安石說：“這些人本來就武藝絕倫，又常常作奸犯科，如果不設法約束，恐怕會有嚴重後果。”
宋神宗說：“那就把他們收到龍猛軍吧。”
王安石說：“還是應該按照他們的具體才能情況來作安排。”
可是宋神宗聽不進去，始終認為讓浮浪之人學習武藝會帶來危害，覺得保甲法不如禁軍法來得嚴密。
王安石說：“當然保甲法也必須漸漸嚴密起來。不過縱然有個把浮浪凶惡之人，總沒有良民人多，所以不至於有什麼危害。民兵當差期間可以得到較高的待遇和得重賞的機會反而去做壞事呢？假如他真的去做了盜賊，也不過隻是成為別的保丁們得賞的資本罷了，有什麼可擔心的呢？”
說到這裏，宋神宗算是打消了原來的顧慮，可又擔心訓練民兵的錢糧不夠。於是，王安石為他算了一筆賬。
王安石說：“京城地區原來的軍隊人數自巡檢來取代，一年所用的錢糧不過八萬貫。以十萬人代替六千人，又每年多出十萬貫錢來，還擔心什麼錢糧不夠呢？”
這些話表明，王安石對於實行保甲法是有過仔細周密的考慮的。他有理有據的論說解除了宋神宗的種種顧慮，但是仍然堵不住守舊勢力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