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以自然超脫為生命之本，以名教入世為生命之末的思想與阮籍是一致的。在《卜疑集》中，嵇康模仿屈原《卜居》，在自問自答中，對自己的人生旨趣進行了一次認真的反思與抉擇。首先，他通過虛構的宏達先生，表明了自己高潔的心性和身處濁世的彷徨心緒；繼而對如何立身行事提出了一係列疑問，若將其所提的數十個疑問予以歸納，主題隻有一個，即“出”與“入”的矛盾抉擇，是繼續堅守節操，維護人格的獨立自由；還是進身競逐，與邪惡的社會同流合汙。最後，通過太史貞父之口，說出了自己的選擇：“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明確了他的人生追求和行為準則。
所有這些表明，嵇康最終選擇返歸自然，並不是在任情縱欲的時代思潮中隨波逐流，而是認真思考後的理性抉擇。什麼是自然？為什麼返歸自然？返歸自然後要過一種怎樣的生活？他都已想得很清楚了。嵇康的自然，源於莊子，而有所超越。在《釋私論》中，他這樣解釋自然的人生理想：“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遠乎道者也……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係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係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以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這裏作為理想人格的“君子”需具備兩個要素，一是無措，即不刻意地計較是非得失，不受世俗的紛擾。二是通物，即順通事物本來的態勢。這樣的解釋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據此可以作多種延伸。嵇康從“通物情”把自然引向了自我。從上下文的對應關係來看，上言“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聽任原始野性的泛濫，而是以真統率，以不害眾為原則，返回自然的本性，接受自然的法則，在觸景而動、任心而行中體現善的準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本質是摒棄言行當中那些虛偽的表現，返回到自然純淨的心靈。下言“越名任心”“越名教”，就是超越名教背後一切虛偽的言行。“任自然”即“任心”，自然即心，即我心之自然。
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文人不僅以其理論文字，更重要的是以其人生實踐著宣傳玄學的理論根基“無”這一概念，並將其從政治人格建構變為人生態度，完成了這一曆史性的轉變。而這種人生態度的外化表現就是他們從對名教的依戀，終於轉變為徹底地放棄名教，代之以自然的人生選擇。
正始名士的玄學思想和人生態度的轉變，其核心在於以超然的人生態度取代熱衷政治的強烈欲望，其外在表現形式則是以放誕不羈的行為作風取代蠅營狗苟的政治角逐。簡言之，就是崇尚自然取代了追逐名教。